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新一轮和解及其限度

内容摘要：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出现和解势头，突出表现为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四国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阿以和解的驱动力源自以色列、部分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等有关各方根据地区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2023年1月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给阿以和解蒙上阴影。有鉴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美深层次矛盾等制约因素，阿以关系的根本改善仍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全面和平之路依然曲折漫长。

《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两年多来，阿以关系在多个领域出现新进展，但并未实现以色列和美国等有关各方所期待的由“冷和平”到“热和平”的转向，且在近期以沙特与伊朗复交为代表的新一轮中东“和解潮”中不见踪影。本文尝试梳理和解析阿以和解表象、原因，探究其中“变”与“不变”的规律，力求更为全面、客观地解读阿以关系的演进。

一

2020年9月15日，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正式签署标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随后，苏丹和摩洛哥也先后加入与以和解的行列。该协议推动阿以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一是经贸合作势头发展迅猛。该协议不仅促使阿联酋与以色列在钻石、工业产品、旅游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大踏步推进，还促进了多边合作，初步形成地区新型合作机制。

二是安全合作实现公开化和正常化。2021年10月，阿联酋空军司令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由以色列举办的“蓝旗”军演。2022年3月，摩洛哥和以色列签署价值5亿美元的军购合同。

三是官方和民间交往开始走上正轨。在外交领域，2021年1月和7月，以色列与阿联酋互建大使馆。以色列在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开设了外交代表处。在交通领域，以色列与阿布扎比、迪拜、麦纳麦、卡萨布兰卡和马拉喀什之间开辟了直飞航班，与阿联酋之间的签证豁免协议以及同巴林、摩洛哥的电子签证通道也提上议事日程。2022年7月，沙特默许以色列民航飞越其领空。此外，阿以文教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逐步展开。

一时间，似乎埃及、约旦与以色列关系为代表的阿以之间的“冷和平”正在向“热和平”转变。

二

纵观历史，阿以关系大体经历了由全面对抗到缓和、再到局部和解的演进过程。阿以和解进程曲折多难，与当事双方和美国等域外力量的战略调整息息相关。

首先，以色列奉行从“以战促和”到“分而治之”的战略。自建国之日起，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凭借自身军事强势地位，迫使阿方放弃武力消灭以色列的军事选择。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方先后与埃及、巴解组织和约旦签署和平协议。20世纪90年代，以政府积极倡导并参加了四次“中东北非经济会议”，与海湾、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共享“和平红利”。2002年，沙特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但巴以和谈一波三折。以政府坚持奉行扩建定居点等强硬政策，不断遭到巴方反抗。为了不受复杂难解之巴勒斯坦问题的干扰，内塔尼亚胡政府积极倡导并力推先行与其它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取得显著效果。

其次，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式微，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为阿以关系改善提供了直接动力。

一是以强阿弱的发展态势动摇阿方的反以立场。面对自身屡战屡败和美国支持的以色列越战越强的严酷现实，阿拉伯国家反以、救巴的统一意志逐渐消弭。此后，从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到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队”导致的内部分裂，致使阿方的联合反以力量日趋衰弱。“阿拉伯之春”使维护政权与回应民众诉求成为阿拉伯国家当务之急，并再度“激活”教俗、教派等潜在的多重矛盾，助推阿拉伯世界裂变，促使各国调整对外战略。

二是外部安全环境变化提升阿方对以美的战略需求。沙特等国对伊朗构建“什叶派新月带”等地区扩张政策深感忧虑，对极端伊斯兰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抬头感到不安，认定与以色列和解并开展合作既有利于防范伊朗，也有助于获取美方更多的军事庇护。

三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要为阿以和解提供原动力。沙特“2030愿景”计划，以及阿联酋等国摆脱过度依赖石油工业的诉求，均需科技创新支撑。以色列在农业、医疗等领域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无疑具备优势条件，可为其提供所需的相关服务。

第三，美国调整中东战略，在阿以和解中发挥重要的杠杆作用。美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对相关各方“以利相诱”，推动阿以不断走向和解。特朗普政府向部分阿拉伯国家送出政治和外交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等“胡萝卜”，促成《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

三

阿以和解实际上是阿、以、美三方博弈及各有所获的“交易”，虽是大势所趋，但阿拉伯国家与美以之间的固有矛盾、诉求差异及互信缺失又在其中构成现实或潜在的障碍。

首先，阿拉伯国家对与以和解仍心存疑虑。一是阿以双方在安全威胁的认知、应对以及和解诉求等方面存在较大落差。对以色列来讲，遏制伊朗是确保其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鉴于此，以方对于和解的一个重要期望值，就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军事联盟。而对沙特等国而言，与以结成军事同盟，只不过是对冲安全风险的手段之一，且同时要面临自身成为伊攻击目标的危险。

二是阿美矛盾促使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近年来，阿美摩擦增多，使沙特等国对美不信任感上升，其通过以色列向美贴靠的动力随之减弱。沙特遂与伊朗言和，缓解阿伊对峙的紧张局势，使“联以抗伊”的动机不复存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继续推进阿以和解的驱动力。

三是美以对沙特也不无顾虑。拜登政府认定沙特具备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质疑其“不可靠”，且对其围绕对俄制裁的石油减产、降价公然与美唱反调极为恼火。一直追求“绝对安全”的以色列担心一旦沙特拥核，恐将进一步刺激伊朗，并引发中东核竞赛，从而打破以方的核垄断地位。沙特对美提出的和解条件，如向沙出售高端武器、助沙发展核能等，恐难被美以接受。

其次，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仍是阿以全面正常化重要前提之一。

一是巴勒斯坦问题解决难度大的特性未变。出于对生存空间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巴以双方围绕边界划分、耶路撒冷地位、巴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的立场尖锐对立。巴勒斯坦问题还凝聚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矛盾，难以调和，迄今仍无有效解决路径。

二是巴勒斯坦问题敏感性强的特征未变。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因牵涉阿拉伯民族、犹太民族及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情绪，极易引发矛盾和冲突。2023年1月，以色列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强行进入圣殿山，招致沙特、卡塔尔、阿曼、阿联酋等强烈谴责。以色列长期占领巴领土以及对巴人的镇压行径，在阿拉伯民众心中深埋打抱不平的种子。

三是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安全与和平根源性问题的性质未变。反以、反美情绪在阿拉伯世界深入人心，使针对以的暴力袭击在相当多的阿拉伯穆斯林眼中成为“正义”之举。巴以流血冲突频发的现实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极端主义抬头、暴力活动频发的诱因之一。

第三，民意是阿以和解的潜在障碍。旷日持久的阿以战争和流血冲突，使双方彼此积怨甚深，难以在短期内完全化解。阿以国家层面、政府间关系的缓和并不代表民间层面、民众间的和解。作为“阿拉伯和平倡议”创始国，沙特一旦背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承诺，公开与以色列和解，将波及政局稳定，也会损害其在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和声誉。实际上，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对巴施加更为严格的管控、扩建定居点以及巴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已在一点点销蚀沙特的和解意愿和信心。(作者：陈双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