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与“不确定”的土耳其

土耳其大选已随着埃尔多安的险胜而尘埃落定，但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前土耳其社会的复杂光谱和诸多现实；它也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埃尔多安在竞选中高呼的“土耳其世纪”就此起航。

遏制通胀、提振经济是埃尔多安亟需应对的挑战

土耳其经济近年总体保持增长势头。但在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土经济危机和风险的螺旋式上升。首先是本币里拉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飙升。货币剧烈贬值造成土进口成本不断抬升，债务负担加重、违约风险升高，外汇储备日渐枯竭，投资者信心低落。同时，土通胀率居高不下，还引爆了一场广泛持久的“生活成本危机”，粮食、能源、药品等价格持续上涨，多数土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之情日益积累。

埃尔多安对此坚持降息政策，意在扩大信贷，促进生产、投资和出口，提高供给，最终达到打压通胀的目的。但这套被外界称为“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政策效果迄今并不明显，反而加剧了土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

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也成为反对党发起权力挑战的最有力筹码。反对党候选人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现政府的“错误政策”，承诺若获足够支持将改弦易辙，在最短时间内降低通胀，寻找更多外部投资，这吸引了相当一批“困则思变”的选民。虽然反对党最终败北，但民众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大选结束而消退。经济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埃尔多安在竞选时向民众承诺了建设“土耳其世纪”的光辉前景，然而这种前景需建立在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沦为“画饼”。

埃尔多安该如何拆解“反埃尔多安”的政治共识？

选举中显露出来的政治变化十分明显。一是民众对候选人的支持更趋集中，社会分裂对立的现象日益严重。此次选举，埃尔多安与主要竞争者克勒奇达尔奥卢的差距小于5%，可谓旗鼓相当；而且克勒奇达尔奥卢提出的各项竞选主张几乎是埃尔多安的“镜像”，他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与埃尔多安针锋相对。二者几乎不分轩轾的对决，意味着土民意已没有明显的主流。围绕国家的发展方向与方式等重大问题，土社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两方。

二是反对党空前团结，土政治光谱“以埃尔多安划界”，两极分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自2002年正发党通过选举上台以来，土反对党就以“一盘散沙”著称，长期未能对执政集团形成威胁。但此次选举出现了强大的反对党联盟“民族联盟”，它囊括了老牌亲西方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脱胎于民族主义团体但秉持亲欧立场的好党、由脱离正发党的前政府高官创建的未来党和民主进步党、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幸福党，以及自由保守派的中右翼政党民主党。此外，该联盟还得到了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非正式支持。这标志着土耳其左中右的多元政治光谱，正“以埃尔多安划界”重新整合为“支持”和“反对”两个阵营，政治极化进程加速。

埃尔多安该如何拆解“反埃尔多安”的政治共识，防止政治极化进一步演变为集团对立与政党恶斗，同时还需弥合民意鸿沟，以确保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

埃尔多安应如何应对民族主义的日渐升温？

选举对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来说是一次险中求胜的艰难考验，对土耳其来说则见证着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新一轮升温。

首先，民族主义在选举中发挥关键作用，扮演了“造王者”角色。当前，民族主义跨越了政治伊斯兰和世俗主义、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边界，已然成为土耳其政治中的“普遍存在”。民族主义群体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民族主义政党遍布各个选举联盟，并最终在议会赢得近四分之一席位，为土“史上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新一届议会奠定了基调。正发党与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等结盟组成“共和联盟”，确立了执政党联盟继续主导议会的基本格局，为埃尔多安在决选中胜出提供了有利条件。贴着民族主义标签的总统候选人奥根在决选中倒向埃尔多安，成为压倒反对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民族主义推动难民问题成为土重要政治议题。土境内约有难民400万人，其中逾370万来自邻国叙利亚。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民族主义升温，土社会反难民情绪持续增长，民众将该问题上升到威胁土人口结构和民族文化的高度，纷纷要求政府遣返难民。反对党也借机发难，攻击政府难民政策的“失败”。难民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并在民族主义的助推下日益成为土社会焦点。埃尔多安不仅需要兑现承诺，尽快安置、遣返叙利亚难民，回应民族主义选民的期待，更需为难民问题降温，防止反难民情绪进一步发酵为社区暴力和族群冲突。

纵观历史，民族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治中的“强大因子”，现阶段，土民族主义正迎来新一轮升温，大选恰好成为度量这一趋势的标尺。

埃尔多安如何加速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

大选中，土民众对西方议题的冷淡，显示出土耳其的国家身份认同已发生根本变化，土日益追求“全球国家”和“欧亚大陆枢纽”地位，伊斯兰宗教特征和“非西方”属性凸显。

这首先表现为对西方的疏离。选举中涉西方议题关注度较低只是一个侧面，土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反西方尤其是反美情绪更能说明问题。2022年上半年，民调公司Metropoll的数据显示，西方国家在土越来越被视为文化和利益的“冲突者”，而不是“朋友”。

表现之二是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被强化。埃尔多安主政以来，不断唤醒所谓“帝国荣光”，强调土耳其与繁荣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和宗教传承，以此佐证土成为世界强国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其主导下，美化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文化作品层出不穷，标志奥斯曼帝国光辉时刻的纪念日成为全国节日，民众对奥斯曼的认同感与日俱增。

表现之三是土耳其宗教身份的回归。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以来，逐步改变了“国父”凯末尔确立的强硬世俗政策，打着“平等、多元”的旗号，引导宗教回归社会生活，得到了保守人士的支持和拥护，并日益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这部分群体把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视为利益代言人，从而构成埃尔多安牢固的选票基本盘。

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埃尔多安政策引导的结果，反过来又为其连任提供了某种必然性。未来五年，在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领导下，土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还将进一步深化提速。这不仅会决定土耳其的外交轨迹，也将全面影响其国内的制度构建和政策偏好。

“土耳其世纪”在不确定中起航

经济困境、政治极化、民族主义升温和变化的国家身份，是埃尔多安连任后面对的基本现实，也共同构成了“土耳其世纪”的基础和起点。

“土耳其世纪”是埃尔多安的竞选口号，也是其未来五年的施政纲领。按照埃尔多安的描述，这将是一场“革命”，不仅要实现土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各领域跻身全球前十的宏伟目标，而且要把民主、发展、和平、福祉带给全世界。他提出要制定新宪法，保障法治、多元化、正义、公平和自由，尤其要保障穆斯林的宗教权利；要消除身份政治和两极分化，发展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开拓市场并增加就业；要改善生态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投资教育并把“丰富的历史和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

然而，与埃尔多安提出宏大愿景同时出现的，是土耳其里拉一度跌至历史新低。市场给出的消极信号反应出外界对土经济发展前景信心不足。

正是在外界这种忧虑与期望交织的注视之下，埃尔多安带领着“土耳其世纪”这艘大船摇摆起航。“土耳其世纪”未来的航向不仅关系到其国内8500多万民众的利益和命运，还将给剧烈变化中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增加更多变数，带来深远影响。（作者：李亚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