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

历史地看，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经历了三重演化：早期可以溯源至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之后是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1.0版，当前则为“印太战略”2.0版。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有五个核心特征：“一个目标”，即“汰逐”（out-compete）中国——这是我个人主张的译法，也有人译作“竞赢”中国；“两条战线”，即政治军事战线和经济科技战线；“三项原则”，即投资自身、联合盟友、对华竞争；“四大战区”，即在中国周边东北、东南、西南、西北方向布局；“五大抓手”，即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加英澳新“五眼联盟”、西方七国集团（G7），及北约（NATO）。

2023年5月20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日本广岛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左一）、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左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左三）和印度总理莫迪出席。

“汰逐中国”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质

去年10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九次出现了“汰逐”（out-compete）一词，其政策实质绝非简单地与中国开展字面意义上的“战略竞争”，而是要通过竞争把中国淘汰出局。从动员的角度讲，美国领导人要想凝聚精英、唤醒大众，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符号，正如拜登自己讲的：“我们要唤醒美国人基因里的竞争意识，回到当年打败苏联一样的竞争意识。”

联想到美国社会底层逻辑中的“白人至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不难理解拜登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out-compete China”绝不简单。我们中国人讲的“竞争”是“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要彻底消灭对方，使对方“出局”。而美国人讲的“竞争”则是像在冷战时期那样，最终将苏联淘汰出局，进而使自己获得一超独霸的优势。今天美国把“汰逐”的目标对准了中国，我们对此需心知肚明。

对中国周边四大区域的影响

我们从中国周边安全的视角看一下“四大板块”在美国“印太战略”冲击下的安全局势。

东北方向，美国领导的美日、美韩两个“辐辏型”双边军事联盟正加紧朝着美日韩三角同盟关系迈进。韩国是其中一个重大变量，我们不光要看到该国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对美国倚重的增强，也要看到中韩两国经济、产业结构此消彼长的质变对双边关系造成的不可逆影响——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手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中韩既有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剧变，“韩货”在中国不再吃香，客观上弱化了中国对韩“经济牌”的效用，一定程度上导致韩国朝野选择对美“一边倒”。

台海方向，美国正在使出“三板斧”：掏空、筑底、激变。“掏空”是指掏空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有对华政治承诺；掏空台湾的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芯片制造业；向台湾高价售卖武器，掏空台湾的财富。“筑底”是指加紧在台海与大陆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准备，同时助台实施防范大陆武统的“毒蛙战略”或者“豪猪战略”，不断拱火，试图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美国正在加速推进美日韩三边同盟与台湾防务的“绑定”，日本则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加以回应，韩国预计也将有进一步动作。

东南方向，南海极不平静，菲律宾向美国开放的军事基地已经增加到九个，可能还会增多，且其中有基地明显是针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越南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与此同时，随着AUKUS的落实推进，澳大利亚也将更深卷入西太海上遏华行动。

西南方向，印度和美国已经启动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该协议的落地将推动美印安全合作从军售上升到“防务外包”层级，即两国在战斗机高性能发动机、芯片、网络安全等国防高科技领域实现研发、供应链层面的深度捆绑。

西北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抓住一些中亚国家的“恐俄”情绪，加紧在该地区打入“楔子”：去年9月美国抛出了“中亚经济复原力倡议”，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访中亚，推进“跨里海贸易路线方案”。这些举措尽管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但战略意图不言自明。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向中亚地区“北扩”的图谋，和印度长期以来谋求强化对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在经济战线上打得更精准。拜登政府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配套其总体的“印太战略”。IPEF并非自贸安排，旨在以集约化、精细化的科技战和供应链战取代特朗普时代粗放、低效的对华关税战、贸易战，在高、中、低端的产业链供应链上同时对华开火，分别以“上屋抽梯”和“釜底抽薪”的策略迟滞中国的科技产业升级步伐，同时加速中国中低端产业链向美国所谓“友邦”的转移。最近拜登政府有所改口，强调“我们不是要和中国脱钩，而是要去风险”，其实是要实施成本更低、风险可控的“精准脱钩”。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我国应加强底线意识、风险意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周边外交，为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目标服务。具体来说，在安全层面，更积极主动地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携手邻国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引领下，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与周邻的全方位合作，不断提升战略互信，使域外大国挑唆、拱火的图谋落空。与此同时，在经济层面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安排对冲IPEF，努力推动东亚乃至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效反制美国裹挟盟友对中国的“脱钩断链”企图。在价值观层面，凭藉与周边国家历史相近、文脉相通的地缘优势，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建构符合亚洲国家自身传统和现实诉求的“亚洲价值观”，破解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分阵营、分裂国际社会、孤立我国的企图。（作者：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