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将如何影响中国

日前，美国主导谈判的“印太经济框架”取得显著进展。2023年5月27日，“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宣布，“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谈判实质性结束。在“印太经济框架”四大支柱（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公平经济）中，供应链是第一个实质性结束谈判的领域。“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接下来将完成国内咨询、文本的法律审核等程序，并推动协议的签署和批准。

2022年5月23日,“印太经济框架”(IPEF）正式启动。美国总统拜登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启动仪式。

供应链协议的具体目标

“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的总体目标是增加协议参与国供应链的韧性、效率、生产率、可持续性、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公平性、包容性。具体目标包括：一，参与国有能力识别和监测其关键部门关键产品，并加深对重大供应链风险的集体理解；二，建立供应链中断的危机协调和应对机制，合作保障危机期间受冲击产品的及时交付；三，保障工人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从韧性、稳健、有效的供应链中受益；四，让企业更好地识别、管理和解决供应链瓶颈，提升参与国供应链物流和基础设施水平；五，参与国在与国家安全、公共健康相关的部门和产品加强合作、增加投资、提升监管透明度，防止经济大面积中断；六，承认工人在提升供应链韧性中的关键作用，尊重和提升劳工权利；七，提高工人技能，确保关键部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有足够数量的技术工人，促进包容性和机会平等，提高技能证书的可比性；八，美国对其他参与国进行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九，尊重市场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扭曲和不必要的贸易限制和障碍，保护商业机密信息。

为实现上述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将建立三个新的实体：供应链理事会、供应链危机应对网络、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供应链理事会旨在提升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合作制定关键部门关键产品的行动计划，帮助企业识别和解决供应链脆弱性，如多样化采购来源、基础设施和物流建设、联合研发、贸易便利化等。供应链危机应对网络旨在建立供应链中断时的应急合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和加强合作，减少危机的负面冲击。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由政府、工人和企业代表组成，旨在提升劳工权利、促进可持续贸易和投资。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下设分委员会，仅由政府代表组成。

为推动供应链协议的顺利实施，美国将采取七大行动。一，就供应链监测和运营相关问题举办一系列培训和研讨会，帮助每个参与国改进货物风险评估能力，分享事件响应规划的最佳实践，以帮助受自然灾害和网络事件影响的行业更快地恢复，并提高参与国识别进口依赖性和其他潜在供应链瓶颈的能力。二，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下的STEM交流计划，为参与国的早期和中期职业专业人士提供与供应链运营相关的专业发展机会。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加入总统出口委员会，执行加强美国与“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经贸联系的任务。四，美国商务部还将在未来五年内率领多达十个贸易代表团前往“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引导美国出口商在参与国中正在寻求增加多样化和弹性的部门寻找商机。五，努力与八个“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达成经认证的经营者项目（AEO）的相互承认安排（MRA）。这些项目与美国海关贸易反恐伙伴关系（CTPAT）方案没有相互承认协议。六，宣布支持数字航运合作，试点项目从新加坡港开始。七，支持“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的专家与美国主要出口商会面，以支持“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供应链的现代化，同时为美国公司和工人创造新的商机。

谈判难度小，影响有限

在半年的时间内，经过三轮正式谈判和一轮特别谈判，供应链协议就实质性结束谈判，表明“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正按照美国预期的进展进行。在通常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密集谈判基本都是在最后谈判焦灼时进行，但“印太经济框架”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密集谈判，基本每1至2个月谈判一轮。按照目前的谈判节奏，很可能在未来半年，“印太经济框架”在其他三个支柱领域也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也应该看到，供应链协议谈判难度较小，这也是该协议能够在预定的时间内结束谈判的原因。

首先，供应链协议的目标是各国普遍追求的。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发生，让各国普遍意识到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危机，美国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类似应对金融危机的G20机制，“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也能够接受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制。其次，供应链协议的内容不太涉及参与国的利益分歧。供应链理事会旨在增强危机前的防御能力，供应链危机应对网络旨在强化危机期间的应对能力，这两个实体都有助于提升参与国应对供应链危机的能力。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虽然可能涉及协调劳工标准，但目前看不出对参与国有硬性的约束。再次，为保障协议的执行，美国承诺对“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进行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这有助于强化参与国之间的供应链合作。

供应链协议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供应链协议主要是为数字经济、清洁能源领域的供应链合作服务，保障供应链合作不受危机的冲击。在“印太经济框架”的四大支柱中，前三大支柱都涉及供应链合作。但也需要警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具有排他性，会影响中国参与这些战略性产业的供应链。为提升供应链韧性，供应链协议在关键部门关键产品采取的多样化采购也可能对中国的供应产生排斥作用，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来应对供应链协议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当前，供应链合作已上升到和金融合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也通过举办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供应链论坛等强化与其他国家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除此之外，中国还可以通过推动建立供应链合作的常态化机制，比如，建立东盟+中日韩（“10+3”）的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制，或通过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RCEP参与国之间的供应链合作机制，来对冲“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对中国的影响。（作者：苏庆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