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成就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盟国家期间,在印尼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历经十年实践,中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个重点方面积极构建合作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推进项目建设等,整体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与重点国家在多方面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大家庭不断扩容
作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文化内涵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目前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自2015年“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后,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家庭不断扩容,在全球经济与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很多国际组织已经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自身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如2016年联合国安理会第S/2274号决议、联合国大会第A/71/9号决议,使“一带一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除了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多之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内容不断优化、升级,通过与公共卫生、能源、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技术等新议题相结合,“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升级转型不断获得新的动能。
(二)跨国、跨境基础设施联通和国际贸易运输能力实质性提升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近年来各参与国设施联通的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六大经济走廊、铁路、公路以及港口等方面的建设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个更加便捷且促进跨区域资源高效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特别是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营,对于促进基础设施联通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全球疫情期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抗疫物资运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年3月,重庆成功开行首列中欧班列,后续慢慢发展成为沟通中欧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重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钢铁驼队”,截至2022年底,中欧班列已连接中国境内108个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共208个城市。此外,我国还推动了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的建设,以促进中欧班列的运行从“点对点”转向“枢纽对枢纽”。欧洲方面,目前波兰、德国均有专门的物流集散中枢,从而大大提升了中欧班列的运输能力和效率。2013年以来,中欧班列已经从年运行不到100列,发展成为每月1000列左右的庞大运输队伍。截至2022年底,中欧班列已经累计运行6.5万列。运行列数快速提升的同时,运送货物的数量和价值也在不断上升。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2020年中欧班列共发送了113.5万标箱货物,2021年为146.1万标箱,2022年为160万标箱,整体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
(三)与共建国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投资贸易的合作亦取得长足发展。我国与合作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与共建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在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中,货物贸易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美元计,2013—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由1.04万亿美元增长至2.07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1%,累计贸易金额超过13万亿美元。同期,我国整体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金额复合增长率为4.25%,对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金额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2013年的25%增长至2022年的32.9%,累计提升7.9个百分点。特别是2020年全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提升了3.9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往来对我国的贸易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外,根据商务部《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2》的统计数据,2015—2021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服务贸易累计达670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全部服务贸易的比重由12%提升至14.7%,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往来得到了极大的深化。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与组成部分,我国数字经济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2017—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7.2万亿元上涨至45.5万亿元,同比上升68%;占GDP的比重,也从32.7%上升至39.6%。而作为数字经济的大国,我国与共建国家的数字贸易也得到蓬勃发展。自2017年我国首次提出共同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不断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合作。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经与17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了“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在相关的电商贸易、数字货币等方面的合作亦广泛展开。
(四)投资规模和资金融通渠道不断扩大
作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我国与共建国家的资金融通方面的合作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额逐渐上升
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我国对共建国家的投资金额为126.3亿美元,2021年我国对共建国家投资金额为241.4亿美元,八年间共增长91.1%,同期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增长幅度为65.8%。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方面,2021年底我国对共建国家的投资金额为203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37%,占全部比重为17.9%。投资结构方面,根据商务部《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制造业(39%)、批发和零售业(13.8%)、建筑业(10%),三项合计占比超过60%。总的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与实施,促进了我国对共建国家投资快速增长,且主要集中于非服务类行业。
2.我国与共建国家相关的金融投资政策合作程度不断加深
2017年5月,我国与阿根廷、白俄罗斯等27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重点加强对相关领域的资金支持。此外,还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并签署相关的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3.相关的多边合作机制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相关金融机构与共建国家合作不断加深,各类创新的金融产品也不断涌现。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和丝路基金的运营,更是为相关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亚投行成立于2015年12月,并于2016年1月开始运营,意向创始成员国有57个,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亚投行成立七年来,成员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1月31日,亚投行共有成员106个,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覆盖了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是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截至2022年底,亚投行已经累计批准205个建设项目,融资总额超过390亿美元,其中能源和交通行业分别占比27%、18%,是占比最高的两个行业。目前,共有33个成员国获得相关的融资,其中域外国家项目占比38%。在成员国中,印度获得资助项目数量最多,占比为19.6%。在项目选择标的上,亚投行也积极参与到全球绿色经济发展中,其中期发展战略将绿色基础设施列为四大业务重点之一,并加大了对气候融资的支持力度,2022年气候融资占比已经达到55%。
(五)人文交流不断深入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的背后是“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广泛的人文交流。一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双方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以民航业为例,截至2021年末,我国与100余个共建国家签订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其中54个国家保持定期客货运通航,与东盟、欧盟签订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我国已与57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订了各种类型的互免签证协定,并与多个国家达成了相关的简化签证手续协定。在这些便利措施的推动下,共建国家来我国旅游人数的占比在2015年后迎来了连续增长,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成为来华旅游的主要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密切。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了数十个中国文化中心,并与印尼、缅甸等国签订了文化遗产合作文件。此外,我国还在共建国家合作举办了超过200所孔子学院,并建设了23个鲁班工坊,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等联盟成员单位超过500余家。
二、“一带一路”建设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实施“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其本身所体现和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和使命,可以说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起源和动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内部发展需求,更是为应对国际格局演变的顶层设计,对于中国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掌控、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区域性建设构想的最新亮点和成果,是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提供了良好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寻求在对外开放中的突破,可以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构筑与周边国家和区域互通互联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密切与共建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联系,增加与各国的文化、政治往来,促进以我国为龙头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的建立,确立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培育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确保我国海陆对外交往线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二)助推中国参与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规则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由欧洲和海洋而起,因此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东方从属于西方、陆地从属于海洋的不合理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为亚欧非经济走廊创造了互利、包容、开放和共赢的新框架,从而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各国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空间,也降低了对传统贸易伙伴的依赖。“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对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构建和平衡,打破了既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全球经济治理的多样性,也为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机会。在实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之外,我国国有交易所等机构在金融领域通过提供投资机会、改变投资者结构、塑造投资规则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的金融互联互通,铸造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相互依存和权力关系,从而强化了我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三)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于20世纪70年代初解体,但由于美元一直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长期形成的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支付和储藏的功能仍在不断强化,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并没有随之瓦解。而在失去黄金约束之后,美元的扩张冲动却丝毫没有减弱。在美元霸权的支撑之下,美国依赖自己的国际信用,不仅享受着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同时也把自身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充分暴露出现有美元本位制下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创造超主权储备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元独大的货币体系已经不能较好地反映近些年全球实际的经济格局,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式成为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重要拐点,多元化货币体系将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人民币也力争在此历史潮流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多元货币体系的构建周期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长期推进,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是重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重要契机。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优先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扩展,人民币作为区域内计价货币的重要地位将相应得到进一步巩固,而更广大的使用者所带来的更大的投资需求,最终将倒逼人民币金融市场规模的壮大。
(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助力中国发展理念走向世界
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际战略竞争的新的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推动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国际平台,展示了我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共建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日益增多,有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我国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方面的积极意愿和负责任的态度,扭转外界对我国的偏见,使得国际社会更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从而为中国提升话语权创造有利环境。
三、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与美西方的打压
在2013—2023年十年间,“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但在推进过程中,由于一些客观存在的瓶颈以及美西方的敌意与打压,也掣肘和制约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
(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受到制约
1. 地缘政治潜在威胁性因素的干扰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涉及中亚、东南亚、南亚、欧洲、非洲等全球多个大洲的广大地域。特别是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战略资源,是全球大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呈现出国内局势动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高企的局面,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风险。
2. 营商环境欠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收益回报不足
“一带一路”建设投资面临营商环境欠佳的诸多挑战,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回报不足。一方面,这是因为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本土化经营能力有待提高,体现在我国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低、风险评估能力弱等短板。另一方面,共建国家缺乏有效的商务纠纷解决机制。除此之外,当地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法律监管障碍等问题,也提高了中国企业开办的成本和增加了业务扩展的难度。
3. 国际话语权滞后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拓展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要实现与共建国家的制式规格标准相衔接、相融通,需要推动中国标准规范“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较为碎片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遵循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协调成本高、纠纷多、仲裁难,缺乏统筹“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专门机制,而中国规则标准尚不够国际化,且与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对接与联通的系统规范的前瞻性研究不足。
(二)美西方的敌意与打压
近年来,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单极化世界格局恐难维系。2022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2%,考虑到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十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有望超越美国。尽管中国反复强调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之路,但美国以己度人,臆断中国“国强必霸”,认定已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一定会挑战其霸主地位。
外交层面,美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不断进行战略制衡,以遏制“一带一路”建设,挤压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美国先后提出“繁荣非洲”倡议、“蓝点网络”计划、“美洲伙伴关系网络”等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还相继提出在“印太”地区建立一系列“去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联盟,如美日澳印韩越“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美日“印太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关系、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等。在美国的主导下,七国集团国家达成“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共识,提出与盟友伙伴探索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联合“两洋盟友联动”应对“一带一路”倡议。2022年6月,美国牵头联手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共同宣布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2023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印度、沙特、阿联酋及欧盟领导人宣布,将共建“印欧经济走廊”,试图在更广阔的范围进一步挑战“一带一路”倡议。
经济和科技层面,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和信誉。一是发起贸易战。2018年3月,美国以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为由,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此后,美国又多次升级关税措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给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不确定性。
二是科技封锁。美国利用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和影响力,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击,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
三是人才打压。美国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或干扰中国人才在美国从事科研、教育、创新等活动。例如,美国对来自中国或与中国有关联的科学家、学者、留学生等进行无端审查、调查,损害了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舆论层面,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敌视态度,宣扬这是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广泛动用舆论武器,从环境、债务等角度,在全球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抹黑和诋毁。如从环境角度,美国媒体声称,中国在共建国家的大规模基建项目中,忽视环境保护问题。此外,有些国外研究者针对“债务陷阱论”展开讨论,称中国在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债务问题上需负部分责任。
美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刻意抹黑、诋毁和破坏,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使共建国家一些人轻信而产生误解。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阻力和问题不容忽视。
四、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带一路”建设成就毋庸置疑,前景无比光明。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便遭遇美西方的敌意和打压,项目推进落实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充足。
(一)“一带一路”建设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一是数字经济合作空间广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很多都是欠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不均衡情况较为严重。虽然当前非洲发展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但是考虑到非洲地区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相关的数字化进程仍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二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持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这不仅包含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包含绿色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将会为相关的行业与公司带来可持续性的业务增长。
三是贸易规模预计将保持较高速增长。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即使是疫情期间,相关的货物贸易往来仍然逆势增长,后续随着“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逐渐完善成熟,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望通过航空、港口、铁路等多种方式保持较高速的增长。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并在八个共建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与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能源、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预计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调整完善体制机制,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全局性倡议,未来对我国在政策协调、跨部门合作和创新央地互动模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也对现行对外工作模式提出了新挑战。为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我国要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完善。
1.加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政策优惠,要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来维护其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处于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维度交织而成的国际性网络之中,蕴含着多样的、不确定、不可预测和互相关联的风险,因此亟须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创新和完善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经贸规则。这可以从官方合作机制、半官方合作机制和民间合作机制三个层次着手构建。
官方合作机制。一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既有国际机制的融合嵌套。通过依托现有国际或区域组织架构,既可以建立更为广泛的多边对话机制,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也可以享受制度红利,避免制度间竞争甚至冲突。二是定期召开高层会议,让各国领导人就合作议题进行直接对话。一方面,高峰论坛常态化、机制化,并采取轮流主办的模式;另一方面,可考虑成立“一带一路”倡议理事会,由共建国家代表组成,以充分尊重各参与国的利益诉求。三是在政府层面,签署双边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文件,明确合作方向和目标。
半官方合作机制。一是在能源、交通、矿产、金融、税收、海关、贸易、投资、教育等特定领域设立专业工作组,由各国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共同制定合作计划、政策建议等;二是针对特定领域制定共同投资计划,并设立合作机构负责项目管理和执行。
民间合作机制。一是建立商业联盟。鼓励不同国家的企业和商协会组成商业联盟,共同探讨商业机会,促进投资和合作。二是推动人文交流。通过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比如建立学术机构合作、举办文化节庆等活动,促进民间的交流和理解。三是设立跨国合作基金。成立私人和公共基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
2. 探索对外经济合作新路径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势必要打破传统互联互通的旧模式,在与现有国际结算和经贸互动规则深度交融的基础上,开创互联互通新模式,寻找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引擎,从而探索出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径。
一是创新贸易方式,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现状,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先实现不同国家间企业的全面对接,这将为国家间产业合作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还能有效地拓展共建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机遇,使它们能够更加充分享受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实际效益。
二是推动建立资金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模式。“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还会存在。缓解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国际合作。要着重加强与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合作,特别是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地区金融机构一起开展项目合作;牵头组织国际性银团对“一带一路”大型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加强与当地的大型银行合作,共同投资项目。
三是制定中国基建标准,塑造合作典范,打造示范项目,从而为未来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这需要在借鉴国际先进规则标准的同时,兼顾标准涵盖的诸多方面,包括主权保障、财政可持续性、透明度、环境友好度、反腐、地方参与等。
四是做好基础性风险防控,筑牢安全保障根基。应搭建更加完善的、包含对东道国投资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分析等内容的大数据平台,全面评估参与国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对华关系等各维度投资风险,向有关企业和公众公布各国投资安全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同时,还要针对每一个重大项目建立“一带一路”建设风险防范体系。
3.提高文化软实力,深化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仅仅局限于物理联通和经济合作,最终目标是通过加强人文交流,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认同与合作,从而实现更加深远的发展。为此,“一带一路”建设要从经济合作不断向人文教育等领域拓展。
一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和丰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开展各种体育交流,互办艺术节、电影展和图书展,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进行志愿者服务等。
二是加强文化旅游的推广。文化旅游对于扩大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元素走出国门,实现文化与经济利益的有机结合,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是深化教育合作与交流。加强人文和教育互联互通,完善中国同共建国家人文、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建设软环境平台。例如,继续在共建国家开办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
四是增进“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智库交流是中国与共建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在推动各方人文交流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五是促进民族交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生活着众多民族,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各具特色。有些民族是对象国家的主体民族,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而有些民族虽然不是对象国家主体民族,但在国内政治生活的某些领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切不可忽视。
4.增强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应对与保障能力
中国在海外活动的安全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短板,目前我国应对地缘政治安全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提升我国安保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一是通过维和行动来增强安保能力。我国于2014年派遣700人的维和步兵营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以维护当地和平稳定,同时保障了我国员工的安全和石油开采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是借海外人员加强安保。我国已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派遣安保人员参与当地的巡逻工作,以确保海外中国商人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和重要利益。
5.弘扬三大全球倡议治理理念,做大做实做强发展共同体建设
“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既是一种“经济外交”,也是一种“发展安全观”。共建“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全球发展、安全与治理理念,蕴含了三大全球倡议的深刻内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疑是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不断深化、普及的强力纽带。面对提升中国影响力、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战略任务,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调动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奋斗精神和聪明才智,走向海外实操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更需要着眼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角力,展现更加国际化、法律化和规则化的参与,保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惠性、开放性和规范性。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由前期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向资金融通转变,向规则、制度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而加强资金融通是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一招。人民币国际化是“难而正确的事情”,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推进人民币国际循环流动,是共建“一带一路”必须攻克的难关。除此之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将成为未来合作重点,也将为共建国家提供更多经济增长动能。
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要加强共建国家彼此的沟通与协调,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和规范的合作机制,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作者: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