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危机的“三重漩涡”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为策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反以斗争，在红海沿岸频繁袭扰与以色列相关的过境商船，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航运安全的普遍担忧。为此，美国牵头组建多国护航舰队，甚至与胡塞武装在海上交火，导致该海域军事化风险骤增。从表面看，这场“红海危机”似乎只是巴以冲突的“衍生品”之一。然而，其影响范围之广、牵动利益之多、暴露问题之深，早已超出巴以冲突本身。

2023年12月22日，在埃及伊斯梅利亚，一艘轮船正穿过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

推动巴以矛盾与美伊对抗合流

巴以冲突是红海危机的第一重旋涡，也是其直接导火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推进的军事行动给当地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无辜民众伤亡数目不断增加。对此，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群情激愤，却又无力扭转局面。也门胡塞武装作为中东地区反美反以阵营成员与哈马斯“准盟友”之一，于10月底开始瞄准以色列南部红海沿岸城市，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战术上向哈马斯提供实际支援。但受地理距离及武器射程所限，胡塞武装的远程袭击无法对以色列造成实质安全威胁。因此，自11月中旬开始，胡塞武装调整战术，转而在红海航道上袭扰、劫持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商船，以此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的毁灭性战争和围困”，并由此拉开红海危机序幕。

胡塞武装为强化袭扰行动效果，将袭击目标从“使用以色列港口”的船只，一步步扩大到所有“与以色列开展贸易”的船只，令过境商船惶惶自危。美国国防部称，胡塞武装在一个月内发动了100多次袭击，涉及超过35个国家的十余艘商船，还劫持了一艘集装箱货船；多艘在该海域执行任务的美军军舰也险被击中。12月19日，美宣布组建多国舰队，发起“繁荣卫士”行动，为通行红海的商船护航。对此，胡塞武装毫不退缩，宣称不会停止“履行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职责”、不会停止对巴勒斯坦和加沙的支持。12月31日，美军在支援丹麦籍“马士基杭州号”集装箱船过程中与胡塞武装直接交火，击毙十名武装分子、击沉三艘快艇，胡塞武装誓言要美“承担后果”。由此，红海危机进入暴力冲突一触即发的新阶段。

当前，红海已成为巴以冲突外溢的首要战线，反过来又推动巴以矛盾与美伊对抗合流，持续推高地区动荡风险。胡塞武装在红海频频出手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边境袭击以军目标、牵制以军兵力，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则袭击当地美军基地和其他美以军事目标，形成相对分散又相互配合的外围战场。由于这些地区武装组织同属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联盟”，美以等西方国家遂认定伊朗在多线冲突中发挥了操纵和协调作用。美西方认为，红海危机的升级完全是伊朗“纵容”的结果，并指控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传授战术战法。在此背景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放话称，若美以继续在加沙“犯罪”，将封锁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水道，这进一步刺激了美西方高度紧张的神经。巴以冲突日渐牵动美伊对抗，中东两大矛盾联动、合流趋势增强，而这将给地区稳定带来更多变数。

2023年12月12日，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电视上称已对挪威“斯特林达”号商业油轮采取军事行动。这是该组织抗议以色列轰炸加沙的行动之一。

冲击全球供应链与航运安全

全球航运安全是红海危机的第二重旋涡，是危机的直接后果。红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路之一，其南部经曼德海峡与亚丁湾、印度洋相连，通往东亚和南亚；北部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通往欧洲和北美。这条航道是欧亚之间的重要纽带，不仅直接关系到以色列物资进出口命脉，对全球经济也非常重要。目前全球约有12%～15%的国际贸易、30%的集装箱运输量及12%的海运石油、8%的液化天然气、8%的煤炭都依赖于红海交通。胡塞武装选择这条水路作为向以色列施压的杠杆，成倍放大了袭扰行动的效果，也将地区冲突的支线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危机。

红海的紧张局势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与航运秩序，给新冠疫情后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蒙上新的阴霾。一是商业航运成本增加。自12月15日起，国际航运巨头如瑞士地中海航运、丹麦马士基、德国赫伯罗特、法国达飞海运等先后宣布暂停使用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线。大量船只好绕道非洲好望角，绕行路线较原来多出3500多海里，这导致商船运输的燃料、人工成本全面上涨，航运保险费自12月初以来更是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些成本使航运公司压力陡增，最终可能会被层层转移给生产和消费两端，加剧本就严重的全球通胀。二是全球供应链受到干扰。商船改道后的路线和运力无法与现存集成供应链适配，这造成全球运力紧缩、港口拥堵、集装箱大量堆叠，增加了能源、食品和消费品交付的延误时间，目前大宗商品价格已出现攀升势头。考虑到红海危机发生在“非高峰运输季节”，其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若危机持续，全球供应链都将持续趋紧甚至面临中断风险。三是国际能源市场或现波动。红海连通的苏伊士运河、苏麦德管道和曼德海峡是波斯湾石油和天然气向欧洲、北美运输的战略通道，也是北美、地中海和俄罗斯能源向东、向南运往亚洲的重要路线。乌克兰危机后，欧洲为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增加了从中东进口油气的比重，这使红海航道在国际能源流动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红海局势持续紧张或将引发能源市场供应恐慌，导致国际油价波动上涨。

除上述短期影响外，红海危机可能还将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影响国际经济。此次胡塞武装凭借地利优势和小成本袭扰，撬动全球市场供应和物流交通，让更多国家看到超长供应链的脆弱性。这或将导致中东、欧洲区域供应链本地化、碎片化、短平化的重组趋势加速，进一步冲击全球化既有成果。

暴露美国当前中东政策困境

美中东政策困境是红海危机的第三重旋涡，是危机演变的深层起点。红海危机因巴以冲突而起，美国作为以色列最坚定、最强大的支持者，也是危机的主要应对方。除向以色列提供外交和武器支援外，美国还通过制裁涉嫌支持胡塞武装的个人和实体、威胁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向伊朗施压要求其约束胡塞武装行动等方式努力控制局势，但收效甚微。美牵头组建的多国护航舰队迄今也只是采取被动拦截无人机和导弹等防御性手段，成本极为高昂，但“无法有效阻止胡塞武装行动”。事实上，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平息红海危机，但目前还不愿采取进一步行动，并仍极力避免与胡塞武装发生直接冲突；即便在12月31日双方擦枪走火后，这一意图也未出现明显改变。这种意愿和行动上的矛盾，是美国中东政策困境的集中体现。

首先，美想要维持甚至重建在中东的威慑力，但又不愿继续投入军事资源。红海危机乃至此轮巴以冲突爆发，本质上都是美在中东加速战略收缩引发的破坏性结果。美若不能有效控局，或将导致危机失控，进一步损害其在中东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但美若想有效控局，就需再次向中东投入大量资金和军力，甚至可能直接卷入冲突，这将牵制美在欧洲及“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扰乱其全球战略布局。具体到红海问题上，目前美国无法在“阻止胡塞武装”和“避免局势升级”这两个目标间取得平衡，拜登政府在国内也面临着“对反美武装更加强硬”和“不要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的撕扯和压力，只能采取折中方式。然而，这只会导致当前的国际航运危机持续发酵，不仅将拖慢包括美西方在内的国际经济复苏态势，还会进一步动摇美国作为中东地区“安全保证者”的声誉和地位，产生更为深远的地缘影响。

其次，美想要拉拢中东盟友分摊战略负担，但又在具体问题上与盟友存在利益分歧。美牵头组织多国舰队在红海护航，但中东国家反应冷淡。一方面，护航行动名义上是维护全球航运安全，实则是在巴以冲突外溢过程中为以色列解围。这与中东多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相悖，他们不愿因参与护航而被视为加入美以阵营。另一方面，美有意借巴以冲突全面打压地区反美势力，将矛盾焦点引向伊朗及被认为由其支持的地区武装，冲淡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和不满，进而继续推动阿以缓和、构建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共同遏制伊朗的“地区新平衡”。但以沙特为首的美国海湾盟友，既不愿看到巴以冲突外溢、将伊朗卷入其中，也不愿重回阵营对抗的老路，他们当前最紧迫的需求是恢复地区稳定，为本国经济转型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种自主的战略意愿与美在中东的战略目标相悖，是制约美中东政策落地的核心因素。

在红海危机的波澜之下，美中东政策矛盾性的长久存在及其影响更加值得关注。随着美地区战略继续收缩、调整，其在中东的建设性作用将进一步衰减、破坏性作用将不断放大。当前，中东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持续增强，对美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地区各行为体也趋于活跃，中东将进入一个秩序全面重建的新阶段。在这个过渡期内，类似巴以冲突这样的旧矛盾会被激化、释放，类似红海危机这样的新问题会层出不穷。新旧问题交叠共振，动荡与转型交互并存，将成为未来地区发展的主线。（作者：李亚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