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介入中国与拉美经济合作：动因、方式及影响

内容提要：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在拉美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域外大国。鉴于地缘政治、经济联系和历史文化的长期影响，美国视拉美为“后院”，美拉合作以安全为导向，美国捍卫对拉美的绝对控制权。中国虽然同拉美的联系起步较晚，但中拉合作以发展为导向，尤其在经济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美竞争深刻影响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两党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中拉经济合作触及美拉安全底线，遂在拉美开辟竞争战场，通过直接的干预性举措和间接的竞争性举措将大国竞争引入拉美。拜登执政后，美国加大干预中国和拉美经济合作的力度，规则化、制度化倾向愈发凸显。中国应积极谋划和制定推动中美拉三边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因应之策，避免在拉美地区陷入“新冷战”。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博弈的“战场”扩展到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美国直接介入东北亚、亚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引发全球次区域秩序的重构。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后院”，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并自诩为拉美的“安全庇护方”，对其有长期且巨大的影响。因此，其他域外国家一旦进入拉美，其同拉美的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形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关系。聚焦以拉美为核心对象的两对关系，中拉关系首先是经贸关系，美拉关系首先是安全关系。当中拉经贸关系触及所谓的安全问题，就会触发美国的干预。

一、中美拉三边互动及关系演进

历史上，中国并非美国在拉美的主要竞争对手。21世纪以来，众多拉美国家深化与西半球以外国家的经贸联系，中拉经贸关系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拉美本体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奉行的是流动性联盟关系，即“点菜式”选边，在安全上倒向美国，在经济上靠近中国。这是一种不完全的选边站，避免在全球不确定性大环境下丧失独立自主。这种“点菜式”选边在提升拉美自主性的同时，使中拉客观上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被美国主观认为冲击了美拉以安全为导向的合作，在大国竞争时代偏离了原先并行不悖的轨道。

中拉合作以发展为导向。中国始终坚持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促进共同发展，使中拉成为互为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最重要和最优先的目标。在发展外交的引导下，中拉重点以经济合作打造命运共同体。

美拉合作以安全为导向。美国利用意识形态、军事和金融等手段全面控制拉美，确保拉美作为其原材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地。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控制拉美的金融命脉。美国对拉美的外交重点是民主和人权、非法移民、贩毒、腐败、气候变化等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美国的拉美政策以安全为导向，推动所谓的“美洲地区的繁荣、安全与民主，确保拉美同美国站在一起实现共同利益”。

美国视拉美为其全球战略布局中最稳定的基本盘，中拉关系的战略空间不仅由中拉关系决定，还受到美拉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双重因素的动态影响。美国对拉美的重视和关切程度与美国对拉美受到“外部威胁”程度及拉美政局稳定程度的认知有关。只要中国在拉美的活动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未涉足安全，就不会影响美国在拉美的地缘利益；相反，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还会给美国企业带来机会。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美国先后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谨慎地接受了中国进入拉美。2004年和2009年，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OAS）和美洲开发银行（IDB）成员国，中国得以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同美国在拉美展开互动，中美拉三边关系也出现了合作共商的雏形。2006年4月14日，中国和美国进行了首次拉美事务对口磋商，除讨论拉美地区形势外，两国就各自同拉美国家关系及对拉政策、中美在拉美事务中的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将这一磋商机制化。

随着中国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同众多拉美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等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美国开始重新重视拉美，全力涉足中拉合作。2020年8月，美国出台《西半球战略框架》（Western Hemisphere Strategic Framework），明确了美国对西半球的战略方案、政策重点以及预期目标，将中国和俄罗斯确立为战略防范对手。至此，美国全面介入中拉合作的战略基础完全确立。

二、美国介入中拉经济合作的动因

美元在国际大宗商品和拉美债务计价货币、拉美国家利率和汇率决定方面的霸权足以保证美国在拉美绝对的经济霸权。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在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实现快速发展，这触发了美国的危机感，加上后新自由主义时期拉美反美倾向愈演愈烈，美国开始介入中拉经济合作。

1、中美在拉美经贸地位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和拉美国家在石油、矿产、港口、通信、电力、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初具规模。中国和几个主要拉美国家的贸易联系度超过美国，中拉自由贸易谈判发展迅速。中国不断扩大对拉美的OFDI，且完成了从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领域向制造业领域的转型。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通过“五通”分享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红利。

2、中美战略竞争推动秩序变革

由于美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是集体安全，当中拉关系触及安全范畴，就会引发美国的危机感。位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高度敏感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建交，被美国视为向中国靠拢。中国制定的两份对拉政策文件、中拉贸易投资两个十年目标、中拉产能合作“3×3”新模式以及拉美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则被美国视为中国实现隐藏的修正当前国际格局的战略目标的经济手段。因此，美国2020年《西半球战略框架》的核心思想是重申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承诺，“关闭中国控制经济机制的掠夺性登陆之门”。

3、拉美左翼反美倾向产生内部推力

拉美左翼执政国家在21世纪以来立足“全球南方”，重视南南合作，在区域内和跨地区间取得了一定效果，通过扩大在国际多边合作中的参与度，提升了国际地位。美国认为中国为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等国家提供的资金间接帮助和维系了这些国家的反美力量，而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同时成为了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在2003—2012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金融独立，不再受IMF严苛贷款条件的束缚，从而增强了这些国家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拉美左翼的反美倾向最终招致特朗普政府在拉美的“压左扶右”，警惕和敌视拉美左翼势力。事实上，美国和拉美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自拉美独立以来从未间断，美国对拉美经济、政治、外交甚至社会思潮的渗透屡屡激起拉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并非中拉关系大发展时期的独特现象。

三、美国介入中拉经济合作的方式及影响

由于中拉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美国对于中国在拉美的地位产生焦虑感，不断介入中拉合作。鉴于经济是中拉合作的重点，美国通过直接干预和间接竞争两种手段介入中拉经济合作，试图削弱中国在拉美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护持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干预举措从特朗普延续至拜登政府时期，呈现出愈发以间接竞争手段、以制度和规则竞争为主的特征。

1、直接干预：阻挠破坏中拉经济合作

首先，经济上出台方案破坏中拉合作。美国从规则和安全维度双管齐下，以产业链、高科技为先导，全方位阻挠中拉经济合作。美国启动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审查，将5G技术问题政治化，重视拉美在地缘经济、制造业产业链和稀缺资源矿产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其次，政治上干涉拉美内政，颠覆拉美左翼友华政府。美国被认为在2022年12月的秘鲁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弹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中国和秘鲁关系快速发展则是促使美国参与策动秘鲁政变的因素之一。再次，外交上频繁出击，影响中拉正常交流。在中国和三个中美洲国家先后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于2018年9月召回驻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大使、驻巴拿马临时代办，以商讨美国如何帮助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民主体制并发展经济。

2、间接竞争：推动拉美和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认为中拉经济合作触及美拉安全底线，采取了一系列更为隐蔽的手段，试图推动拉美和中国经济“脱钩”。在贸易领域，美国改变自由贸易规则，通过《美墨加协定》《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扩大美国与西半球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美国工人创造机会。在金融领域，美国利用对IDB的控制，削弱中国和拉美的金融联系。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美国推出“美洲增长倡议”，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明朗化。在矿产资源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战略资源供应链问题上不断采取民族主义政策并辅之以价值观外交，甚至希望打造“金属北约”来使各国与中国“脱钩”。

四、结论与应对

当前，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西半球最大的域外影响因素，中拉合作的提质升级将必然招致美国更严密、更具战略性的遏制打压。由于中国同拉美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中拉金融合作形式丰富多样、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早期收获，叠加拉美“左翼浪潮”再次回归，未来美国以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为代表的拉美产业链“去中国化”，以B3W和PGII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等手段会更加丰富，美国打造拉美与中国“脱钩”新格局的战略目标也会愈发清晰。

中国同拉美的合作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虑，双方在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开展经贸合作，发展利益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共同关切。中拉合作是开放型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然而，美国介入中拉经济合作后，中拉关系遇到各种压力和阻力，中国不仅需要及时调整对拉政策思路，还需找准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打造更加高效的中拉合作新阶段。（作者：王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岚 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