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俄乌冲突的举措及战略构想

内容摘要：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基于战略考虑，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围绕对俄制裁积极推进对美欧、东亚、乌克兰周边国家穿梭外交,不失时机地推进国家战略。日本把俄乌冲突看成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契机，力图撬动和颠覆战后国际秩序，重构以美欧日为核心，以军事、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日本在应对俄乌冲突上有过短暂的政策调整，从最初的犹豫迟疑，到积极对俄制裁施压，旨在扭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削弱俄罗斯的实力。日本还借机宣扬“中国威胁论”，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挑动地区对抗，试图获取新的冷战红利。

面对俄乌冲突，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如何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对岸田内阁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外交考验，也是其施展外交才能，展示日美同盟牢固关系的重要契机。为此，日本充分利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战略，包括开展对美欧协调外交，通过制裁削弱俄罗斯实力，渲染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在地缘政治上牵制中国。同时，日本还加强与北约进行安全战略对接，加快修宪和构建军事大国的步伐。本文依据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在内政、外交等方面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分析日本推进国家战略的主导思想和行动过程，阐明日本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益指向以及战略局限性。

一、应对俄乌冲突的主要做法

以往日本在涉及重大国际问题时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基本不会偏离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方向。不过，从日本应对俄乌冲突的最初反应看，虽然对俄罗斯大加谴责，但相较于“七国集团”（G7）其他国家显然慢半拍，似乎有所保留。这主要是缘于日俄关系的特殊性，即俄罗斯在日本外交战略布局中，既是没有签订和平条约的宿敌，也是极力争取和拉拢的对象。

日本这一对俄战略思想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得到充分印证。2022年2月24日深夜，在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上，岸田文雄首相就俄乌冲突一事表态，称“俄罗斯的做法是不能令人认同的单方面以实力改变现状、动摇国际秩序的行径”。同一天，岸田还对记者表示，俄军事行动“是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行为，断然不能容忍，即便从日本安全保障的立场考虑，也不能等闲视之。”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俄罗斯的行为间接地对日本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威胁来源显然意有所指。日本一方面在口头上谴责俄罗斯，表示要断然制裁，称即使给本国经济和国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也绝不会动摇和妥协。另一方面，在围绕制裁俄罗斯问题上，日本一边观望G7其他国家立场，一边跟随美欧国家的对俄制裁节奏，实施以观待变策略。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对俄谴责只侧重在道义层面，并象征性地对乌施以援助，仍试图在俄乌之间维持平衡关系。据日媒报道，早在俄乌冲突之前，乌克兰驻日大使科尔松斯基就要求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日方一直不予安排，直到冲突爆发后，林芳正还宣称“不知情”。对此，日本在野党披露称，外务省拒绝接见乌克兰大使是因为外务副大臣铃木贵子与俄罗斯之间有关系。通观G7国家的立场，日本政府的行为和言论颇为反常，耐人寻味，没有像美欧其他国家那样带头对俄制裁，而是采取跟随策略。日本既不愿当出头鸟，又不想与美欧拉开政策距离。

但是，迫于美欧对俄制裁力度不断加大，日本对俄战略焦躁心态开始显现，并很快从迟疑暧昧状态中调整过来，多次同美欧私下沟通，迅速转换立场，紧跟美欧对俄制裁节奏，采取了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在内的多方面对俄制裁措施。截至目前，日本对俄制裁可概括为四波操作。一是强化对俄金融、半导体出口等管制。不过，日本这方面的制裁手段对俄罗斯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俄罗斯对美欧的半导体芯片依赖度并不高。二是2月下旬G7首脑会议后，日本开始对俄实施追加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俄金融机构资产、停止对俄公民发放签证以及停止对俄出口奢侈品、军事相关产品等。三是3月中旬日本宣布将俄罗斯排除出“最惠国待遇”名单，使俄不再享受日本的低关税政策，并提高部分商品关税水平。4月中旬，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政府提交的“关税暂定措施法”和“外汇法修正案”，为强化对俄贸易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四是4月日本宣布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官，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酒精类饮料、部分木材以及机械类产品等；同时还规定，禁止日本企业对俄新的投资项目，冻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资产。这些举措是日本在政策调整后的自主行为，目的是让俄罗斯付出最大的成本和代价。

透过日本对俄制裁的前后过程，表明日本始终以本国利益为导向，制裁力度跟随美欧的政策节奏以及俄乌双方战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俄军包围基辅并暗示以使用核武器回击美欧干涉时，日本担心美欧有卷入核战争的风险，试图通过对俄施压，迫使俄罗斯停止扩大冲突事态。此时，日本对俄制裁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恐惧，极力与美欧保持战略协调。当俄乌冲突呈现胶着化，日本对俄的情绪化反应愈发强烈，包括对俄领导人的攻击、诋毁性言论也愈发明显。可以说，后期日本调整政策方针，除了行动上与美欧保持协调一致外，也是基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当俄乌双方集中在乌东南部地区争夺时，日本认为俄军呈现战略收缩态势，战争难以持续，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当俄罗斯对日采取反制措施时，包括称日为“不友好国家”，谴责日“支持新纳粹”，对等驱逐日外交官，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搁置在北方四岛建立经济特区的协议等，日本对俄制裁的负面效应开始反噬自身利益。俄罗斯的反制措施戳中了日本要害，日本政府反应异常强烈，不仅拒不接受俄方主张，还向俄方提出强烈抗议，称“俄是将侵略乌克兰的后果转嫁到日俄关系上”。至此，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还坚持认为，“俄方恪守两国间的约定在国际关系上极为重要”，“因为受到制裁和批评，就停止两国交涉，非常令人遗憾”。日本全然不提追随美欧对俄制裁以及俄罗斯反制的原因，摆出受害者姿态，片面强调俄罗斯毁约。其政策逻辑是，日本制裁俄罗斯符合国际法，俄反制日本则违反国际法。

作为对俄制裁的配套举措，日本政府非常担心国际舆论的分化，特别关注东亚多数国家与美欧之间的政策差异。为此，日本开展了频繁的穿梭外交。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文雄首相先后访问了印度、柬埔寨、印尼、越南、泰国等多个亚太国家，加紧攒拢本地区各国，有意在美欧与东亚各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确保东亚国家既不倒向俄罗斯，也不保持外交沉默，而是成为美欧日对俄政策的支持者。日本官方、智库精英、舆论界有着较高的政策共识，如日媒主张，为提高对俄制裁效果，“应防止美欧和东南亚分裂，确保对俄包围网实现软着陆”。在对俄制裁上，东亚除日韩等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国家跟随美欧“选边站队”。该地区国家对日本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以致于岸田文雄一行前脚刚走，东盟国家就公开表示，不愿被拉边站队，无意接受日本的摆布，更不会随日起舞。

二、利用冲突推进本国战略构想

日本把俄乌冲突视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契机，力图撬动和颠覆战后国际秩序，摆脱战后体制，重构以美日欧军事、科技、经济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岸田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针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的暴举，足以证明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从海湾战争到“9·11”事件，再到美国中东反恐战争，日本都将对美协调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不顾国际舆论反对，配合美国发动战争，为美提供资金和后勤方面的援助。冷战后，日本或是选择沉默，或是充当美国帮凶，从未在道义层面质疑过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甚至还把对美援助称为“为国际社会作贡献”。日本借助俄乌冲突，把解决国际争端和推进本国战略构想相挂钩，确保对俄制裁、对美协调服从或服务于内外战略，充分利用冲突事件本身的“外溢效应”，全方位推进国家战略。

首先，扭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俄罗斯处于主动强势地位，日本处于被动弱势地位，双方磋商长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战后日本历届内阁都把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改善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政策环境成为衡量日俄关系的风向标。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立志“任内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但多年努力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欧对俄制裁为日本推动北方四岛问题解决提供了难得机会，日本认为形势对己有利，试图火中取栗，挑战俄罗斯的政策底线，借美欧之力削弱俄罗斯实力，为领土争端谈判积累政治筹码，迫使俄罗斯让步。基于此，岸田政府公然放弃以往的政策主张，重新对北方四岛的性质定位作出调整，即从原来的“拥有主权”，改称是“日本固有领土”，称四岛现状是俄“非法占领”。显然，日本称俄领有北方四岛为“非法”，等于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拒绝承认战后国际法体系。

历史上，日本善于利用国际局势动荡，推行与强国结盟战略，实施机会主义外交，谋求本国利益。在日本战略界的认知中，俄罗斯虽然规模庞大，但实力有限，加之历史恩怨，日本对俄罗斯怀有既畏惧又排斥的心理，也有战略上的力不从心。日本虽然不敢或者缺乏足够的能力直面与俄冲突，但却设法借助美欧力量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打压俄罗斯，弱化俄罗斯现有实力。以往日本对俄战略侧重于软的一手，以拉为主，此次日本对俄制裁则主要体现出硬的一面，以凸显其“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

其次，渲染东亚紧张局势，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岸田内阁从一开始就把俄乌冲突定性为“颠覆国际秩序”“非正义之举”，应对策略也有别于“9·11”事件时的协美反恐外交。日本企图将中国裹挟进俄乌冲突的国际舆论漩涡，减缓日本对俄制裁所产生的反作用。为此，日本大肆鼓噪东亚紧张局势，借机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将国际舆论关注视线从欧洲吸引至东亚地区。

2022年2月24日，岸田文雄在G7首脑会议上宣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行为应采取适当的应对举措，以免给他国留下错误的示范效应”，表露出日本的真实意图。岸田所说的“他国”显然暗指中国。鉴于近年日本对华战略的种种行径，其真正担心的不是所谓的“国际正义”“国际秩序”问题，而是借国际舆论谴责俄罗斯之机，趁火打劫，对中国搞污名化。3月7日，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会上先是称“中国多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有必要增加透明度”，随后话锋一转称“绝不容许乌克兰事件在东亚发生”，“日本必须采取毅然行动，从根本上维护国际秩序”。4月初，在北约总部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外相林芳正就曾影射中国，称“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却有国家直接、间接地予以支持，这种情况着实令人忧虑”。林还指责“中国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称“中俄维持密切关系，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动向值得关注”。日本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世界各国应警惕中国效仿俄罗斯，在东亚采取同样的军事冒险行动；中国在香港、新疆“反民主”“无视人权”、加剧台海紧张的军事行动以及在钓鱼岛的维权举措，都是中国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征兆。

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具体操作手法上就是大打“台湾牌”。近年来，以执政的自民党为核心的跨党派议员团体，包括前政要在内等亲台势力，接连造访台湾，与台当局加紧勾连。一方面，双方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地区安全合作等议题，炒作大陆攻台时间表，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拉抬两岸民间对立情绪；另一方面，日本又极力渲染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的正当行动，把中国正当维权行为说成是加剧地区紧张的“单方面改变现状举动”。日本的目标是使海峡两岸永久分立，继续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阻隔两岸统一。

第三，挑动地区对立，谋取地缘政治利益。随着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提升，两国政治、经贸合作更趋紧密。日本因与中俄关系长期不睦，对中俄深化合作的疑虑与敌视心态渐趋明显，故借俄乌冲突诋毁中俄关系，将中俄关系妖魔化。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文雄在接受自民党议员质询时称：“中俄保持密切关系，在日本周边地区军事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日本“需密切关注两国对外政策动向，与美欧等相关国家合作应对”。为误导国际舆论抢夺话语权，日本在俄乌冲突后急于召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线上会议，岸田称“不允许凭实力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并点名提到中国。日本试图借俄乌冲突拉抬东亚地区紧张局势，进而推进“印太版北约”构建，从东西方两侧强化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同盟体系，挤压中国的安全空间。日本把四边机制作为东亚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但因印度没有追随美日对俄制裁，而是保持对俄战略的自主性，为此，日本极力鼓动印度主动弥合与美日澳三方对俄政策差异，提升四边机制的协调性，试图离间俄印关系。5月下旬，日本借四边机制主办国身份，利用多边场合带节奏、贩私货，会议除了讨论新冠肺炎疫情、产业链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重点讨论了俄乌局势以及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议题”。从会后披露的信息看，讨论俄乌冲突只不过是日本抛出的应景之作，“中国问题”才是日本最为热衷的话题。日本充分利用东道国身份搞政治操弄，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挑战了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绝不能在亚太发生同样事件”，暗中影射“中国威胁论”，迎合各方对华战略需求。

另外，有多种迹象显示，日本有意愿在亚太地区将日美同盟、四边机制与北约进行安全战略对接，协助北约向亚太地区拓展。作为美国的安全盟友，日本无疑将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日本正利用俄乌冲突，积极推动与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并与亚太域外国家构建准军事同盟关系，通过人为地加剧地区局势，将亚太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打造新的冷战格局。为此，日本大力拉拢周边国家入伙，试图将“印太战略”塑造成兼具“印太版北约”军事功能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继续充当美国东亚战略的桥头堡，以获取新的地缘政治红利。

第四，推动修宪扩军等国内政治议程。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就幻想摆脱政治束缚，实现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然而，国内和国际环境始终没有达到日本“脱战后体制”的要求，国内右翼保守势力颇感力不从心，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修宪、扩军的努力。冷战结束后，日本为调整安保战略、实现军事大国的野心，将安全战略重点由防御苏联改为防范遏制中国，刻意渲染东亚危机，人为地制造地区热点问题，不断抛出所谓“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旨在打通修宪的政治屏障。政坛右翼政客通过渲染战争威胁恐吓国民，让民众意识到危机就在身边，营造日本主动“维护国际和平”的自觉意识，进而推动修宪、发展进攻性武器乃至拥核等政治难题的解决。2022年3月13日，岸田首相在自民党大会上提出，鉴于俄乌冲突及东亚局势，将包括自卫队入宪等政策目标一同推进。随后，自民党又成立了以重量级大佬为核心的“宪法修改推进议员联盟”，包括前干事长二阶俊博、石破茂、甘利明等人都名列其中。岸田政府利用这些人的政治影响力，凝聚各党派共识，加速推进修宪进程。

日本把俄乌冲突视为“对全球安全的重大挑战”，目的是想通过制造危机，加速形成“摆脱战后体制”的外部环境，以国际舆论环境的内向传导，影响塑造日本国内政治氛围。据日本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同日本政府将军费提升至占GDP的2%以上，多数民众认同以增强军力方式保障国家安全。这种现象，反应了日本以军事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大幅背离了战后所追求的和平主义理念。

同时，日本还试图借机突破核武禁忌。日本作为世界唯一遭受核武攻击的国家，拥核成为战后广遭禁忌的政治话题。不久前，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抛出所谓日美“核共有”言论，引发舆论热议。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替安倍辩解，称“所谓核共有，并不是指物理上共同拥有核武器的意思，而是指共同拥有核抑制力、决策意志与政治责任的意思”。2022年3月14日，岸田首相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也表示，扩大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日美抑止力“非常重要”，主张在国民中进行广泛讨论。以上言论尽管没有显露出日本独自发展核武的欲望，但反映了国内主流政治势力的拥核冲动，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日本政府有意把拥核作为增强日美军事能力的政策选项，已不再执念于以往在拥核问题上的闪烁姿态，似已不再囿于“无核三原则”政策束缚。

此外，日本还将俄乌冲突视为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契机，展现重视联合国改革的姿态。日本不仅渲染中俄滥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还宣称其政策主张没有在联合国得到充分体现，主张限制中俄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日本还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视为敌国的有关条款，提出要为联合国改革发挥引领作用，携手德国、印度、巴西四国集团，共同推动联合国改革。日本的动机很明确，就是希望借俄乌冲突造成的国际政局动荡分裂之机，推动联合国改革，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

三、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对外战略走向

日本曾幻想国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迫使俄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从乌克兰撤军。然而，随着俄乌战局呈现长期化、胶着化态势，短期内难以出现和平前景，日本也陷入对俄战略困境。日本既不能放弃对美欧追随政策，又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对俄制裁当中。从冷战后日俄关系发展轨迹看，尽管日本试图改善对俄关系，主动对俄示好，但因受日美同盟限制，日本改善对俄关系的势能难以超出日美同盟的限定框架。换句话说，日俄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从属于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日本难以推行独立的大国外交，只能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采取自主与追随相协调的外交路线。尤其是，俄乌冲突后日美同盟的利益增多，战略指向更趋一致，这将主导未来日本对外战略的走向。

首先，抢夺国际舆论话语权，标榜“维护国际正义”牵引对外政策。二战后，被迫接受美国军事改造的日本，在安全政策方面受到许多限制，日本也顺势标榜“和平国家”形象，在内外舆论渲染下，日本被塑造成“和平主义”的化身。事实上，战后的日本充分享受了美国军事改造带来的“和平红利”。但时至今日，日本一些政治精英并不情愿接受这种带有强加性质的“和平国家”形象，更没有忘却对成为“正常国家”的孜孜追求。冷战后，在追求“政治大国”的战略驱动下，日本明显偏离了维护国际和平的宗旨，在美国发动的历次中东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子。但日本却通过国际舆论宣传，凭借标榜“维护国际和平”，推行间接军事路线，为构建军事大国积累政治资本。

近些年，日本强化了对美同盟关系，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加强与美国政策协调。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通过增加关税、切断供应链、长臂管辖等手段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打压。美国还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对多边国际组织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做法，使其国际信用彻底破产。日本既不希望美国实力地位遭到削弱，也不希望美国国际形象遭到贬损。为此，在对外战略方面，日本借标榜民主、法制、秩序，抢夺道义高位，充当美国霸权政策的工具，替美国修补道义缺失，维护日美同盟的“道统”。不过，日本的做法不仅凸显了日美同盟的险恶本质，也使日本的国际公信力大打折扣。只要美国不停止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日本仍将以谴责俄罗斯、捎带中国，作为战略抓手，把“维护国际正义”作为对外政策牵引，蒙蔽国际舆论。

其次，协助美国实施大国制衡策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面前，各国应以共同抗疫为契机，加强在医疗卫生、经贸、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推进政治上的互信与融通，合力推动全球治理向良性发展。然而，美国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遏制竞争对手的契机，采取贸易制裁、长臂管辖、切断供应链等手段，谋求不正当竞争优势。美国的做法加剧了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的困境。在美国战略调整中，日本的政策律动始终与美国保持同频共振，不仅目标与美国保持一致，战略手段、路径也对美亦步亦趋。尤为明显的是，日本拉拢域内外国家制衡中国，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为名，拉帮结伙，干扰分化该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发展局面。日本将苗头对准中俄，希望借助美欧力量对中俄施加压力，旨在实施大国制衡策略。

在手段选择上，日本利用亚太域外国家对东亚海洋争端历史知识的缺失，渲染危机，误导国际舆论，通过向争端国提供武器装备或联合域外大国在东亚炫耀武力，搅局造势。突如其来的俄乌冲突使日本获得了制衡中俄新的战略发力点和落脚点，对中俄实施双遏制。自岸田文雄上台后，日本对华战略的消极趋势愈发清晰可见，似已无意坚持合作与协调的对华关系导向，代之以对华制衡与围堵，充当美国对华战略的急先锋。对此，中方应认清日本对华战略本质上的转变，充分认识日本可能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威胁与损害，保持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合理预期。

第三，重视以军事手段作为化解国际争端的政策选项。各种迹象显示，日本正大幅增加对外战略中的军事安全因素，与战后和平主义路线渐行渐远。3月下旬，岸田首相在比利时总部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要求北约关注“东亚凭实力改变现状的问题”。4月7日，外相林芳正首次出席北约及其相关国家外长会议，这是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向北约靠拢的明确信号。日前，岸田文雄正式对外表示，将参加于6月底举行的北约首脑峰会，呼吁北约聚焦东亚。对此，日媒称，日本是G7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加入北约的国家，言外之意这种现象不合常理。虽然日本加入北约还不具备现实条件，但在安全政策上向北约靠拢，将是未来的主导性趋势。

日本还拟从增加国防预算、调整作战方针等方面提高军事手段的运用能力。俄乌冲突后，日本积极关注德国军事动向变化，认为德国宣布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占GDP2%以上，无疑“是历史性的方向转化”。日本的潜台词是，连德国都能大幅增加军费，日本也应该放开手脚发展军力。执政的自民党主张，日本应参照北约，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占GDP2%以上。岸田文雄在与拜登总统会晤时承诺大幅增加军费“，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但没有明确增长数额。此外，日本计划在2022年度内一并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个安保政策文件的修订工作。在新的政策文件中，日本将突出对威胁来源国家的“先发打击能力”，在战略上采取主动进攻型态势，将“自主防御”调整为“积极防御”，改变以往被动防御型安全战略，实现武器装备的战略性转型。总之，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军事战略冲动，同时北约在全球推行的军事对抗大背景也助长了日本发展军事大国的野心。各种举动表明，日本有意放弃战后一直标榜的“和平国家”形象，通过加入美欧主导的军事集团，倾向于以军事作为化解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无疑是个很值得警惕的动向。

结语

俄罗斯作为北方重要邻国，日本对俄外交战略心态较为复杂。虽然日俄关系的改善不时受到日美关系的掣肘，但日本一直没有放弃对俄外交幻想，希望将俄罗斯纳入日本东亚地缘战略布局当中。针对俄乌冲突，日本既没有做好将俄推到战略对立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自主应对预案。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两个州独立，但日本并不清楚俄下一步会采取何种行动，事态会发展到哪一步，认为俄罗斯并没有做好进攻乌克兰的全面准备，战略目标仅限于策动乌东部两个州的独立。就俄乌两国在日本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而言，日本更重视发展对俄关系。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具有超大军事实力的核武大国，而且在战略上日本对俄罗斯也有所忌惮。尤其是，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对双边关系具有促进与促退的双重效能，时刻牵动着日本的敏感神经。加之日本对俄罗斯的资源、能源、市场也都有巨大需求，这些都成为日本重视对俄关系的因素。而日本与乌克兰的关系则不温不火，虽然北约东扩，美国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战略棋子，乌克兰在美国战略棋盘中分量较重，但日乌之间缺少直接的战略利益关系。

日本虽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缺乏战略自主性，加之日本政治家普遍缺乏长远的战略视野，外交政策往往局限于短期利益。日本应对俄乌冲突所采取的系列政治操作，并不是真正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命运，也不是要维护国际秩序和正义，而是通过煽动国家间对立，有针对性地制造地区动荡，加速“国家正常化”进程，实现大国制衡，协助美国维护全球霸权体系。日本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战前历史遗留问题，与周边国家互信严重缺失。包括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都是以国运作为赌注，主动创造机会，推行极端边缘战略，企图险中求胜。不过，如今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趁国际局势动荡之机，联合美欧强化东亚地缘博弈，不仅与地区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响应。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地区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维护东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最新民调显示，东亚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未来中国是各国最重要的伙伴，对华认知度超过日本。尽管日本酝酿的是一场大战略、大棋局，但面对当今的国际潮流和力量对比，日本显然搞错了时空环境，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东亚国家也会进一步看清日本的真实面目，其战略纷扰与困境也将更加凸显。（作者：王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