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紧遏华背景下日本的战略选择

摘要：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总体维持并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中美日三边关系在既有走势上呈现出新的动向，其中美日同盟协调强化，中日关系趋向冷却。中美日三边关系焦点集中于意识形态、经济技术、台湾问题、“印太战略”等领域。美日联合遏华态势加强，但美日在具体领域的对华政策仍有差别。作为中美日中的“活跃角色”，日本持续聚焦中美关系形势变化，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为核心目标，倾向依托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但企图保持相对“灵活”立场，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着力加强“价值观外交”，加速改革国家安全战略以强化自主防卫态势。日本的战略选择将给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乃至亚太地区形势带来重要影响。

2021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意图在管控中美冲突风险的同时，维持乃至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并由此驱动美日、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美日联合遏华态势日益突出，中美日三边关系“内部张力”趋向增强。在此背景下，日本将应对中美关系变化作为自身对外战略首要问题，在中美日三边中表现活跃。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经济安全等领域，美日遏华态势显著升级，形势趋向复杂。在总体上强化与美国战略配合的同时，日本也表现出自己特有的、与美方有所差别的施策手段。这反映了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有着相对独立的战略考量与利益诉求。

1、中美日关系基本形势

当前国际局势下，中美关系作为“主要矛盾”，不仅直接影响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另两组关系，即美日、中日关系，也引导国际格局及秩序重构趋势，导致地缘政治复杂性增强。当前，中美、美日及中日关系呈现以下基本态势。

(一)中美关系相对平稳，但美对华遏制持续深化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华战略实质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基本方针。拜登总统在2021年2月初首个外交政策演讲及4月底的国会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自己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是“唯一在经济、外交、军事、科技上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并以“3C”概括美国对华政策，称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应对中国”。同期，拜登政府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对手”。2021年4月下旬，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措施。可见，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华战略竞争并未减弱，反而呈现纵深发展趋势。

相比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剧烈震荡，拜登政府执政至今，中美关系虽矛盾不断，但总体相对平稳。2021年9月和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两度通话。中美首脑否定了两国关系陷入“新冷战”的局面，表明将防止中美关系“脱轨”。11月，中美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联合宣言”,展现合作姿态。一方面，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施压，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利用多边制衡，调动盟友力量开展对华竞争，在多领域组织“制华同盟”,“逐步但确实地”挤压中国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基于管控风险、避免直接冲突的考虑，拜登政府亦谋求与中方保持战略沟通，乃至开展“有限合作”。中美首脑通话后，美方在国际多边场合再度提及中美合作，提出所谓“再挂钩”“持久共存”等概念。但总体上，美国对华实施“全领域”遏制仍是大趋势。相比特朗普时期，拜登执政下的美国更明确聚焦“中国挑战”,更讲求体系性对华竞争，更倾向于依赖“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盟友”作为核心手段。中美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方面矛盾突出。与安全密切相关的经济与科技领域更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新战场。

(二)美日关系再度升温，同盟合作得到加强

在美国维持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美日关系近年来总体持续强化。但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方针下，日本对美战略信任下降。两国在经贸协定、防卫费分摊等方面矛盾公开化。而拜登政府积极修复与日本为首的亚太盟国关系，推动美日关系再度升温。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日高层对话频次有所增加，且会议气氛友好。2021年1月下旬，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成为首个与拜登总统进行通话的外国首脑。岸田文雄首相组阁后次日即与拜登通话。尽管岸田文雄尚未实现访美，但在日方积极争取下，于2022年1月与拜登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就拜登访日达成共识。美日外交及防务部门也保持密切磋商。拜登政府上台一年时间内，美日“罕见地”举行了两次外交与防务“2+2”部长级会议。2021年下半年，一度陷入僵局的美日防卫费分摊谈判重启。经过磋商，日本基本同意增加负担驻日美军防卫费。2021年12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批准曾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为美国驻日大使，填补了自2019年7月以来该职位的空缺。

2021年3月16日，访问日本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左二）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左一）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右二）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右一）一同在日本东京出席“2+2”会谈。来源新华社。

美日高层对话中，美方多次重申对日本的“安全保护”与战略支持，强调“让美日关系成为同盟合作典范”，鼓动日本在同盟内承担更多责任，从而修复在特朗普时期受损的日本对美信任，调动日本在美国同盟战略中的积极性。而经历了过去美日关系不确定阶段后，日方更加急于构建两国首脑间的“信赖关系”。2021年，美日通过高层对话与各层级实务磋商，着重推动以下议程。一是基于“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形势”，全面强化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切实提升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美国支持日本推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并强化自主防卫力量。二是明确以美日为主导，投入更大力度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强与印太地区乃至地区外“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使得美日关系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三是在全球治理，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气候变化、核裁军等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尽管美日在具体议题上仍有分歧，但双方针对中国的“共同战略指向”保持稳定并得到强化。政治对话较为有效地改善了美日双方的互信水平与战略联动。

(三)中日关系趋冷，摩擦矛盾有所增加

在中美矛盾深化、美日关系改善的情况下，中日关系延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逐渐下行的趋势，虽然未爆发严重冲突或危机，但矛盾进一步增加。2021年，中日高层交流较为有限，战略对话相对停滞，各层级实务磋商集中在经济、海洋事务层面。菅义伟政权后期尽管仍声称要构建“稳定的日中关系”,但日益倾向与美国加深“战略捆绑”,深化与其他“民主盟国”协作并排斥中国，中日矛盾持续上升。岸田文雄继任首相后，中日首脑很快实现通话，重申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密切沟通合作，管控分歧，确保两国关系平稳过渡。但中日关系中仍存在显而易见的风险隐患。一方面，美国强化遏华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受美国战略牵引，“挟美遏华”以争取博弈优势的倾向增强；另一方面，日本对华竞争防范思维日趋主导战略决策，国内对华舆情持续走向恶化，执政党、政界要求对华强硬的呼声日益上升，乃至逢华必反成为“政治正确”。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众议院选举中，包括岸田文雄在内的候选人大多做出对华强硬姿态，以迎合政界保守势力与民粹主义舆论。

作为安倍时期的外相，岸田文雄力争在继承“安倍—菅”外交路线前提下，逐步彰显政治手腕与自身政策特色，对华政策上则维持协调合作与牵制防范并重的两面策略，并“适时”展现对华姿态上的强硬乃至“坚决”。在当选首相后首次记者会上，岸田文雄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及最大贸易伙伴，“必须继续维持对话”。此后，其又在首次国会施政演讲中表示，“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同时，岸田文雄强调要在对华交涉中坚守日本利益，“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携手”以制约中方行动。在2022年1月17日国会施政演讲中，岸田文雄表示将着眼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力争与中国构筑“既具建设性又稳定的关系”,同时继续“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切实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行动”,展现出对华牵制姿态。在此背景下，中日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矛盾及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化解，而在意识形态、经济安保、台湾问题等领域，则由于日本积极动用遏制性政策工具、强化对华制衡而成为新的矛盾焦点。这也让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2、中美日三边关系焦点领域及日本的角色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常态化且日趋深入的情况下，日本的角色愈加无法忽视，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及影响力亦不断提升。当前，美日联动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日益聚焦于意识形态、经济技术、台湾问题、“印太战略”等领域。总体上，美日联手遏华态势较为明显，但日本在配合美国战略指向、运用自身“战略资产”制衡中国的前提下，采取的具体策略和实施力度与美国有所差别。

(一)意识形态领域

拜登政府将维护美国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对华战略竞争手段相结合，将人权作为对华“价值观外交”的核心议题，积极渲染中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差异，大肆炒作所谓的新疆、香港“人权问题”，并将其与贸易、科技合作挂钩，联合盟友强化对华制裁。继2019年出台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2021年7月、12月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并于12月下旬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美国还结合外交与经济手段，恶炒产业链上所谓“侵犯人权”现象，推进“人权尽职调查”,持续抹黑中国形象，激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例如，在美国挑动下，欧盟与中国围绕人权问题的矛盾加剧，以致中欧关系震荡。2021年12月，美国牵头召开“民主峰会”,聚焦所谓反对“威权主义”、反腐败和保护人权议题，实则打着民主旗号共同对华施压。

在美国利用人权等意识形态工具对华施压时，日本亦强调发挥“价值观外交”制衡中国的作用。特别是岸田文雄上台后，公开宣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首要支柱就是“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基于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原则”。岸田政府新设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由前防相中谷元担任。自民党内部亦成立“外交人权问题项目组”,提供政策支持。在此基础上，日本在国际场合积极响应美方，对所谓的香港、新疆及西藏“人权问题”“深表关切”,强调将基于人权等“普世价值”立场“在各层面与中国交涉”。2022年2月1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所谓“人权决议”,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

需要看到，日本在支持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同时，具体策略上亦保留了“余地”,避免直接批评或采取实质制裁，从而激化中日矛盾，同时保持与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对话渠道”。尽管自民党内不断有意见要求立法制裁中国，但2021年11月岸田文雄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表示，目前暂不考虑制定日本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针对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鼓动盟友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岸田文雄表示会“根据本国利益独立判断”,最终以“不派遣政府代表”方式，派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等出席冬奥会。但日本强调“人权外交”并追随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强化对华制衡，仍然为中日关系增加了新的对立因素。

(二)经济技术领域

拜登政府重视在科技、产业与贸易等领域构建“制华同盟”，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名，使用“强制性经济方略”的范围大幅扩大，强度大幅增加，体现为针对中国的经贸管制、投资规制及人才签证限制等。美国政府还强调与“志同道合国家”联合，建立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例如，2021年5月中旬，美国拉拢欧、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型科技企业组建“美国半导体联盟”,并力主以七国集团为核心打造“技术十二国”,抢占技术及数字经贸规则制定权。6月，拜登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动员盟国开展基建合作，设定“高标准国际规则”以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还与盟国开展“新尖端技术相关合作”,在敏感及涉密技术领域封锁中方对外合作渠道。

作为美国主要盟友，日本积极与美国围绕经济安保强化战略联动。日美合作方面，2021年4月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与拜登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方面加强合作”，并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等领域重点合作，还宣布两国构建“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共同研发“安全和开放的下一代通信网络”。岸田文雄上台后，重点推进经济安保政策，在机构、政策及法制方面加紧施策。2022年1月，岸田文雄与拜登视频通话，同意设立日美经济版“2+2”会议机制，以在供应链和技术开发方面加强合作。另外，日美商议设立限制尖端技术出口的新框架，范围涵盖半导体设备、量子密码、人工智能等，并协调欧洲“民主盟国”加入，打造“现代版巴统”。美日上述经济技术合作具有针对中国的竞争性，特别是以确保先进技术垄断、防止其流入中国为目标。

在遏制中国经济技术发展方面，美日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策略上有所差别。例如，在外资审查方面，美日基本步调一致，而在出口管制方面，日本没有采取类似美国的单边行动及实体清单做法，而是依据既有国际制度参与多边出口管制。在经济政策上，日本尚未公开参与以排斥中国为目的的集团或网络，也不像美国那样要求政府及企业全面切割与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合作，而是倾向于在政府采购层面限制中国科技产品，以及防止中国“窃取”日方敏感技术。这表明，日本试图在美国要求对华实施经济技术封锁战略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力之间做出平衡。总体上，日本从维护同盟合作角度支持前者，但从现实利益需求出发也必然兼顾后者，保持对华经济与技术合作。

(三)台湾问题领域

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以台制华”战略更趋鲜明。美方声称“无意改变台海现状”，但又大肆渲染“两岸军力失衡”及营造“大陆武力攻台”氛围，在国际场合引发各方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同时谋求与台湾强化实质关系，为岛内“台独”势力撑腰。例如，2021年8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M109A6自行火炮等项目，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宣布对台军售。10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放言，期望“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11月，几名美国国会议员搭乘军机窜访台湾，另有议员提出所谓“武装台湾法案”。2022年1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赖清德在“过境”旧金山期间视频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2022年4月及6月，美国国会议员又接连窜访台湾。

在美国以“切香肠”方式干涉台湾问题情况下，日本亦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介入台海形势，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工具。2021年10月，岸田文雄首相在国会质询时表示，将在“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实质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下，力图进一步深化日台间合作”。202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明确写入“台湾情势稳定对日本重要”。2021年2月，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成立“台湾政策研讨小组”,专门应对台湾问题。6月，日本参议院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组织大会。岸田文雄上台后亦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CPTPP)表示支持。2021年8月下旬与12月下旬，日本自民党两次与台湾民进党举行所谓“执政党2+2”会谈，谋求变相发展对台实质关系。另外，日本向台湾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加强日台“议员交流”。日本右翼政要纷纷鼓吹“日台亲善”，要求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甚至放言要“保卫台湾”及“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

在美日联合策动下，2022年美日“2+2”会议、美日首脑会谈，以及美日共同参与的大量多边场合均在联合声明中公开谈及台湾问题。同时，美日围绕“台海有事”议题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包括拟定作战计划与开展实战演习。2022年1月初，美日“2+2”磋商明确加强双方军事设施的“联合使用”，包括储备军火弹药和共用飞机跑道，以支持日本强化在“西南诸岛”及台海一线的军事力量。一些日本政要积极推动日美台“三边战略互动”，声称基于“台海和平”与区域半导体供应链问题的重要性，“需要让美国参与日台的安全对话”。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日本政府仍公开坚持“一中原则”，在一些问题上也试图与美方表现出立场差异，但其不断逼近中方“红线”的做法给中日关系带来巨大风险。

(四)“印太战略”领域

拜登政府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通过“印太战略”升级加强对华战略遏制的路线，在军事、外交及经济方面同步强化该战略。美国“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进一步增加对美军“印太司令部”及印太地区军事预算的投入。美国全面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包括在该地区部署高超音速陆基导弹，维持航母编队常态化巡航，继续在南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加强与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合作与多边军演。2021年，美国两次牵头召开美日印澳四边首脑会谈，巩固“四边对话机制”，并于9月组建美英澳“印太安全联盟”(英文缩写AUKUS)，由美、英支持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拜登总统频频派出高层出访印度及东盟国家，加强对印太各国的外交拉拢。10月，拜登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涉及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标准、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企图主导区域合作并对冲中国影响力。

在拜登政府积极强化“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主动充当美国实施该战略的“首要助手”。美日在高层对话中继续将双方围绕印太地区的战略协调作为当前首要议题。日本积极支持美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自2021年春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多次在南海实施日本版“航行自由行动”,在中国岛礁附近航行，呼应美国海军行动。2021年11月中旬，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首次与美国海军进行反潜联合训练。日本支持美国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并愿主办四边首脑会谈。日本着重强化构建日澳“准同盟”关系。2021年11月，日本自卫队军舰首次对澳大利亚军舰实施“武器等防护”，这也是自卫队首次对美军之外的军事力量实施该行动。2022年1月，日澳首脑签署了方便部队互派及军事物资运输的《互惠准入协定》(英文缩写RAA)。至此，日澳防务合作达到仅次于美日同盟的水平。日本还积极拉拢东盟各国。2021年10月下旬，岸田文雄首相在线上出席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时表示，日本支持东盟在“自由开放的印太”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希冀日本“印太构想”与“东盟印太展望”加强对接。总体上，美日围绕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日益成为同盟合作的优先议题和新增长点。围绕利用“印太战略”制约中方行动，美日双方共识及联动正在增多。

3、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战略考量

在美国遏华各焦点领域，日本的角色日益凸显，在总体上强化与美国战略配合的同时，也体现出日本特有的、与美国有所差异的施策手段。这反映了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有着特定利益诉求与相对独立的战略考量。日本始终将应对中美关系变化作为其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的核心指南，力图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拜登政府上台一年多来，围绕中美日关系及日本的应对思路，日本决策层及主流战略派形成以下基本观点。

(一)谨慎应对中美对立长期化，设法“维持现状”并拓展战略自主性

日本菅义伟内阁时期外相茂木敏充、现任外相林芳正均公开指出，日本正处于中美对立“最前线”,最大问题是如何把握迅速变化的形势。日本外务省下属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指出，作为当前国际形势核心问题，中美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进一步激化，且显露出多面性和结构性特点。中美矛盾分歧高度集中在印太地区，在价值观即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领域同步凸显。日方尤其关注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等方面针对中国的政策，以及在数据处理方面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还有中美在台海地区的力量集结与持续对峙情况。有观点认为，中美现阶段难以构建战略互信，且下一阶段中美国内政治日程导致双方仍会保持强硬态度。中美在意识形态及现实利益方面的对立将会长期化，且很难化解。

基于对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对立将进一步长期化、复杂化的判断，日本决策层及主流战略派试图进一步确定日本的总体对策。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激化有利于提升日本的“战略价值”,导致中美均会积极拉拢日本，包括更为容忍日本的行动。日本应积极利用中美关系处于困境的“机遇”采取行动。但是，更趋主流的观点认为，中美对立给日本带来的更多是不可测因素。中美关系可能趋向两种“极端结果”,即要么陷入冷战式的敌对状态，要么达成妥协并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形成“中美共治”。两种结果均会压缩日本的战略空间，制约日本的选择余地。29因此，促使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保持“斗而不破”的现状，并为可能不利于日本的结果预做准备，应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在日方看来，日本应从维持现状、避免被动卷入冲突的总体目标出发，在中美间确保战略自主性与“不可或缺性”。为此，日本不仅要及时把握并应对中美关系变化，还必须在中美之外拓展战略空间，巩固并寻找更多合作者，才能有效对冲中美矛盾给日本带来的风险。

(二)更加依托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但亦企图保持相对“灵活”立场

日本应对中美关系复杂局面的总体方针是保持自主能动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日益倾向并主动依托美国及其主导的同盟及伙伴关系体系，共同强化对华遏制。这一倾向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得到加强。对此，有观点认为，日本当前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应回归日美同盟，并与拜登政府建立更紧密的利益关系与“价值观纽带”。日方的逻辑基于以下三点。(1)秩序层面：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体系同盟网络，以及作为支撑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日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2)安全层面：美国提供的核及常规战略威慑仍是日本免受周边“军事大国”及拥核国家“胁迫”的根本依靠。(3)国际层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关系影响，国际形势风险加剧。考虑到拜登政府重视盟友及西方价值观，日本依靠并强化日美同盟既具可行性，且成本较低，同时也是“最安全的选择”。总体上，日本仍将美国作为其战略依靠，期望利用拜登政府改善同盟关系，进一步争取美方的“安全保护”与战略支持，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同时积极谋求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步拓展日美合作。

日本依托同盟体系，与美国联合加紧对华遏制，既是顺应美方战略需求，也是日本对华战略竞争心态驱动的结果。日本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地区及国际影响力“充满顾虑”,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干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但日方同时主张维持对华协调，以此作为在外交战略上保持“灵活性”的重要保证。因此，日方也有观点认为，在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也要注意日本的“特殊立场”,保持对华协调姿态，在公开层面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展示日本的道义形象，也方便在中美间随时调整对策，应在实施制衡手段同时，设法“规劝”“引导”中方行动，不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为前提，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日方也认识到，中美矛盾加深的同时，两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并未完全“脱钩”。日本在与美国共享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亦有深度往来。日本必须基于以上事实，制定“相对平衡且有弹性的”对华经济与技术政策。

(三)重点维护有利于己的国际及区域秩序，强化“价值观外交”作用

拜登政府重申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责任”,强调各盟友间加强合作，在日方看来意味着“重大机遇”。日本可以更积极地推行“价值观外交”。日本国际论坛与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在2021年中期的联合报告中称，美日将在价值观，即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合作，围绕未来国际秩序及其相关观念准则，与中国战略竞争。日本期望与美国一道成为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引领者与倡导者，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广其“魅力”。日本除与美国加强合作外，还要与以欧洲为主体的其他固守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强化关系。特别是，日本要以“理念提供者”的身份将印太地区作为其“价值观外交”的核心平台，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在价值观方面的“正统性”与“优越性”。

对日本而言，强化“价值观外交”既有贯彻自身意识形态理念及“既有逻辑”的考虑，更有借此有效倚重盟友力量、抬高自身地位、遏制“竞争对手”的利益诉求。为此，日方采取的对策包括以下四点：(1)对涉及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议题主动干预，在国际社会面前彰显日本的“道义立场”。 (2)加大对核裁军、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治理议题的参与力度，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升国际形象并争取话语权。(3)继续推动构建“广域自贸机制”，即签署区域自贸协定，彰显日本在国际贸易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输出有利于日本的规则标准。(4)在国际合作新兴领域，如：供应链维护、数字经济标准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动参与相关协调谈判并提出解决方案，在构建国际规则方面力争发挥主导作用。

(四)以中美关系及“安全威胁”为由，重整安全战略，强化自主防卫

尽管中美均明确表示避免武力冲突并开展危机管控，但在日方看来，偶发武力摩擦、“灰色地带”对峙、网络空间交锋等将在中美间发生，且不排除升级的可能。过去一年，日方高度关注朝鲜强化核军备、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俄乌冲突等安全热点，并渲染为“安全威胁增长且空前迫近”,由此为强化自身军事安全力量提供“合法性依据”。岸田政府已决定在2022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与之配套的《防卫计划大纲》与《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日本主流战略派认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需要“顺应时势”尽快做出调整，其中应包括以下五点：(1)日本应对“安全保障重大课题”,特别要对中、朝、俄进行重新定位，明确应对方针。(2)日本应在坚持对朝鲜半岛形势关注的同时，将台湾作为“地缘安全重点”进一步重视并做应对方案。(3)强调日本在依托日美同盟的同时，独立拥有足够“遏制力”的必要性，包括谋求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4)日本应将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明确为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确保并扩大日本对印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5)日本应确保对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的持续投入，国防预算应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2%以上。

日本重整安全战略，既是中美矛盾深化背景下强化自身战略自主性的选择，也是受到当前疫情冲击影响的结果。岸田政府沿袭前任方针，加速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推动经济安保立法，将尖端技术开发、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确保基础设施安全性、专利权非公开等列为重点领域。日方认为，疫情及中美关系恶化暴露了半导体、医药品、稀有矿物供应链的脆弱性，政府有必要出面支援企业采购“特定重要物资”。另外，对信息通信等涉及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及设备应加强监控防范，防止网络攻击导致系统瘫痪及信息外泄，杜绝采用“在安全方面存在隐患的国家的产品”。在与美欧合作方面，日方正加速自身体制与法制建设，与美欧“统一规则”。但日方决策层亦有意见认为，日本应根据自身安全利益制定政策规则，而非过度追随美欧，避免政府对企业活动的过度干预，或采取类似美国式的“长臂管辖”政策，影响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这也反映了日本在经济安全战略上的“独立思考”与利益诉求。

4、结语

在国际局势变动，特别是美国加紧遏华背景下，中美日三边关系呈现新的态势与特征，引导国际形势进一步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但战略竞争的总体方针未改，通过动员盟友、强化意识形态差异、经济技术割裂、地缘政治围堵等一系列手段，导致中美关系更趋复杂，中长期斗争性更强。在此情况下，日本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总体加强对美追随与配合的同时，在具体领域采取了不同措施，以求既获得“借美遏华”的“战略红利”，又规避了单方面押注美方带来的战略风险。日方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仍有很大变数，需随时做好应变准备。日方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仍是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环境下维持战略自主与能动。但目前日本更倾向于借重美国的战略资源，为自身提供安全保障与战略操作空间。基于中日间难以切割的地缘与经济关系，日本仍需确保中日关系基本稳定，为后续操作保留余地。日本在中美间的战略选择将对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乃至东亚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卢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