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印度的“人口红利”？

编者按：仅从人口结构而言，即将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仍处于“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但人口结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将对其“人口红利”的实现构成严重制约。印度要真正收获“人口红利”，道阻且长。

人口是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同时也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口数量与质量直接关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定义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潜力”。当一国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周岁）比例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15周岁以下、65周岁及以上）时，最容易获得人口红利。

与我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印度，一直将人口红利视为自身经济增长和国家崛起的重要资源，不断加大对人口教育、医疗、培训等领域的投入。印度“人口红利论”在国际上也颇有市场。7月发布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预测，印度人口有望在2022至2050年间增长2.73亿，并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再次引起各方对印度“人口红利”的关注。本报告认为，数量庞大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固然是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但与此同时，印度人口结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也将对印度“人口红利”的实现构成严重制约。高质量人口的培养需要时间与财力支撑，印度要真正收获“人口红利”，道阻且长。

一、从人口结构上看，印度存在适龄劳动力充沛、人口抚养比低的优势，但生育率急剧下降将大幅缩短“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导致印度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作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和未来的人口第一大国，年轻有活力的人口始终被视为印度综合国力增长的重要动力。世界银行估算2021年印度人口为13.93亿，其中15岁以下人口占比25.8%，高于中国（17.6%）、印度尼西亚（24.2%）、巴西（20.6%）、墨西哥（25.4%）等人口过亿的新兴市场国家；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6.8%，同样低于中国（12.4%）、巴西（10.2%）、印尼（7%）、墨西哥（7.9%）。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迈入适龄劳动年龄，印度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已从2000年的64%下降至2021年的49%。

尽管当前印度由于儿童人口抚养比较高而在总抚养比上高于中国（43%），但在未来，随着低生育率与高老龄化的叠加，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很快超过印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联合国估算，2051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可能达到75%，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得益于庞大的年轻人口与相对较少的老龄人口，印度人口抚养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平稳的水平，持续释放人口红利。与同时期进入严重老龄化的中国相比，印度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拥有充沛的适龄劳动人口，在人口结构上更具竞争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人口红利”已经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的高速增长助力，并且将在2030年之前为印度人均GDP的增长贡献约2个百分点。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卜纳姆·穆特利亚（PoonamMuttreja）预测，印度的抚养比将在2041年之前稳定在50%左右，“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有望持续到2061年，届时印度的抚养比才会达到67%的高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基于当前人口结构对印度“人口红利”做出的长期预测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科技水平、社会环境、战争、自然灾害等各类因素都会对生育率带来颠覆性的冲击，类似新冠疫情等突发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人口结构和发展趋势的长时段影响难以估计。实际上，印度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已经超出预期水平，或将导致印度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大幅缩短印度人口红利的窗口期。

早在2019年7月，印度财政部就在《2018—2019年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2018-19）中指出，印度将在未来二十年内见证人口增长的急剧放缓。由于近十年来印度总和生育率（TFR）的迅速下降，印度19岁及以下年龄段的人口已经到达顶峰。与此同时，印度老年人口的数量将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大幅增长。调查预计，2041年印度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394亿，是2011年（1.042亿）的两倍。报告还指出，尽管从全印的人口数据看，印度仍处于人口红利阶段，但各邦生育率严重失衡，部分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邦或在203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

2021年印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印度老龄人口2021》（Elderly in India 2021）同样为印度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敲响了警钟。报告称，印度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由2021年的1.38亿增加至2031年的1.94亿，在十年内增长41%。2022年5月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至2.0（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2个孩子），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意味着人口红利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上述多份报告均建议政府采取延迟退休年龄、合并公立学校、增加医院病床数等措施，为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做好准备。

二、从教育水平看，印度已摆脱低识字率的陷阱，在个别领域的全球人才竞争上甚至具备一定优势，但总体而言存在公共教育投入低、整体劳动力素质欠缺的弊端。

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文盲人口。为扫除文盲，印度自1988年启动“全国扫盲计划”（National Literacy Mission），重点在15至35岁的青年人群中开展扫盲工作。2009年印度政府又将该计划升级为“识字印度”（Saakshar Bharat），目标将全国的识字率提升至80%，同时向脱离文盲的人口提供成人教育与技能培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发布的报告，印度文盲人口高达2.87亿，占全球文盲人口的37%，全球每三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不过，在印度政府与社会机构的不懈努力下，印度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已经从1991年的48.22%提升到2018年的74.37%，成功摆脱父母文盲导致下一代文盲的“低识字陷阱”。与此同时，得益于印度较高的初等教育毛入学率，15至24岁人口识字率从1991年的61.9%提升至2018年的91.66%，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文盲人口有望在未来大幅缩小，不再成为印度社会进步的沉重负担。

得益于高等教育的精英培养模式，印度在全球尖端人才竞争上具备显著优势。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为印度筛选出大量高素质人才。以首任总理尼赫鲁亲自创办的印度理工学院（IIT）为例，该校在全印设有二十余所独立运营的分校，以极高的淘汰率和毕业生丰厚的薪资待遇闻名。尽管印度理工的各所分校在大学排行榜上与世界顶尖名校相去甚远，但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遍布全球各大科技企业。其中的佼佼者更跻身谷歌等科技巨头的高管行列，成为提升印度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力量。

但是，印度理工学院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印度教育整体水平落后的事实。2020年7月印度内阁批准发布的《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建议印度将公共教育支出保持在6%的水平，但根据2022年印度财政部公布的预算情况，2021—2022财年印度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仅为3.1%，与建议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常年财政投入不足使得印度在教育指标上长期落后。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18年印度中学师生比为1：29，远低于中国（1：13）、巴西（1：17）、印度尼西亚（1：15）、墨西哥（1：17），在南亚国家中也低于斯里兰卡（1：18）、巴基斯坦（1：20），反映出印度在师资数量上的相对落后。此外，2020年印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为75.48%和29.4%，不仅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位列末端，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在与就业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上，除印度理工学院等少数精英名校外，绝大多数印度高等院校教学质量难以满足就业需求。公立大学缺乏高质量师资，教师缺勤习以为常，学生辍学率普遍较高。私立大学发展迅速，承担着全国约六成大学生的教学。但政府为减少教育财政支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教育产业，对私立大学的监管十分宽松，许多私立大学为扩大招生随意开设学位课程，教学质量同样堪忧。印度每年都有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在未掌握基本就业技能的情况下进入就业市场，致使企业雇主难以聘用合适的人才。根据印度阿兹姆·普莱姆基大学（AzimPremji University）发布的《2018印度就业状况》，印度大学生（本科以上学历）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5500万研究生学历的人中有900万人失业。庞大的适龄学生群体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欠缺成为制约印度发展的又一对重要矛盾。

三、从医疗卫生看，印度存在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医疗水平难以托底的劣势。

得益于低廉的药品价格和人力成本，印度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医疗卫生系统全国覆盖，并且在公立医院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费医疗”。但实际上，由于政府资源投入不足、医疗质量缺乏有效管理，印度的公共卫生条件十分恶劣。作为人口超十亿的大国，印度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的支出长期在GDP的1%左右徘徊，甚至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莫迪曾在2018年宣布印度要在2025年将公共卫生支出扩大到GDP的2.5%，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但在实际执行上却大打折扣。根据印度政府发布的《2019年国家健康档案》（National Health Profile 2019），印度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9—2010财年的1.12%上升到2018—2019财年的1.28%，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仅提高了0.16个百分点，与2.5%的目标相去甚远。

政府投入不足的背后则是公共卫生水平的长期落后。公立医院普遍存在医疗资源有限、硬件设备落后、诊疗水平低下的严重缺陷，医疗事故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公立医院无力支付氧气费用导致数十名儿童死亡的特大医疗事故。医学杂志《柳叶刀》201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印度每年因不合格的医疗死亡的人数高达160万，位列该项调查涉及的137个国家之首，甚至超过了因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人数。

与公立医院勉强维持的窘境相反，印度私立医院商业化水平极高，不仅硬件设施先进，医疗水平全球领先，还在服务水平上比肩高级酒店，使“医疗旅游”成为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金字招牌。然而，高质量的私立医院毕竟数量有限，其相对高昂的价格也使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望而却步，难以满足印度庞大的医疗保障需求。《2019年国家健康档案》显示，印度每千人病床数仅为0.55（含公立、私立医疗机构），落后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邻国。其中，占全国人口70%的12个邦低于全印平均水平，人口过亿的比哈尔邦每千人病床数仅为0.11，凸显印度国内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也将加重印度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脆弱的卫生系统让印度在面对新冠疫情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迫使印度各界开始认真反思，如何通过提高公共卫生水平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为“人口红利”的释放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四、从性别问题看，印度存在性别失衡、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的劣势。

性别失衡一直是困扰印度人口健康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时至今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印度依然十分普遍。由于嫁妆制度的广泛存在，不少传统的印度家庭对女孩存在严重偏见，认为女儿出嫁会消耗家庭积蓄并且成为别人家的劳动力，将生女孩视为“家门不幸”。尤其是在贫困落后地区，一些家庭迫于生计压力选择遗弃甚至杀害女婴，造成出生婴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引发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在20世纪90年代据此提出“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概念，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阿马蒂亚·森在20世纪90年代估计，印度的“失踪女性”人口规模大约在2700万。

即便印度经济在本世纪初实现高速增长，长期困扰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迹象。距今最近的2011年印度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印度7岁及以下儿童男女比例从1961年的1000：976上升至2011年的1000：914。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并未因经济高速增长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得到改善，反而因产前性别筛查的普及而加剧。

为了避免性别比例失衡引发的各类问题，印度政府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非法筛查婴儿性别”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宣传呼吁民众消除性别歧视。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曾在公开讲话中将遗弃、杀死女婴视为印度的“国耻”，号召全体公民彻底消灭这一陋习。莫迪也在2014年首任总理的就职演说上大声呼吁母亲们“不要追求儿子”，不要“为了生男孩而杀死女孩”。2021年11月，印度卫生部发布的第五版《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报告（2019—2021）》（National Family Health Survey-5）宣布印度男女比例为1000比1020，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的局面。部分官员称赞这一结果反映长期困扰印度的人口性别失衡问题得到改善，政府在保障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上取得积极成效。但也有舆论认为，印度的性别比不太可能在2011至2021的十年时间里出现如此巨大的逆转。性别失衡问题是否真正得到改善仍有待观察。

性别歧视对女性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影响，同样会制约“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2018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印度可以通过鼓励女孩学习和参与劳动，在2025年为该国的GDP增加7700亿美元。虽然独立后的印度曾经出现过女性总理和多位女性部长，但性别不平等问题仍然持续困扰印度，女性社会地位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印度国家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15至18周岁女性的辍学率高达40%，其中65%都是由于承担家务劳动而放弃就学机会。在部分地区，男女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更为夸张。印度国家统计局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作为农业人口大省的比哈尔邦农村女性识字率仅为58.7%，远低于农村男性的78.6%。而在高等学府集中、盛产工程师的安得拉邦，女性识字率仅有59.5%，同该邦男性识字率相差13.9个百分点。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不仅意味着印度妇女经济地位在不断恶化，由此引发的就业不足问题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造成负面影响。统计显示，印度适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路走低，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仅远低于中国的68.6%，甚至在南亚低于孟加拉国的38.5%和斯里兰卡的37.6%。性别歧视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如何以优化的人口政策改变性别失衡、逐步消除传统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成为印度释放“人口红利”、实现社会健康发展需要克服的又一重大难题。

五、结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全社会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2020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时强调，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如何延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助力，是每个人口大国的关切所在。

就人口结构而言，即将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仍处于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得益于数量庞大的劳动适龄人口和相对优越的国际环境，印度可以利用数量庞大且相对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维持比较优势，在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加工等条件相对成熟的领域扩大产业规模，为自身经济发展获得持续红利。在高端人才上，印度绝对数量庞大且富有竞争力的科技人才能通过全球流动、向发达国家移民等方式，在信息技术、金融服务、医疗卫生等领域抢占国际人才市场，成为未来印度推动本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潜在力量。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能否顺利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仍然需要卫生、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支撑。只有在确保劳动年龄人口拥有良好健康、优质教育、体面就业的前提下，人口红利才能真正获得释放。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仅为0.645，不仅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位居末端，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737）。对仍处于中低收入国家之列的印度而言，在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提前、“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如何在逐渐收紧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改变相对滞后的卫生、教育和社会公平状况，提升人口质量与就业水平，成为莫迪政府下阶段人口政策的难点所在。此外，从国际市场看，印度在全球劳动力竞争和产业链分工上还面临着东南亚、非洲等其他同样具备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尽管这些国家在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上不及印度，但仍然能凭借更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特定产业或领域上对印度形成相对优势。高素质人口的就业需要充满活力的产业体系保障，而印度无论是在提升人口质量，还是改善产业结构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人口第一大国的“人口红利”成色几何，仍有待时间检验。（作者：张书剑 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