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地缘政治渊源与地缘战略逻辑

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缘政治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从地缘结构上看，乌克兰与俄罗斯、北约及欧盟构成一个“战略三角”关系。但在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下,乌克兰的政治倾向导致其“战略三角”关系持续失衡，并导致其地缘政治的被动局面。

摘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冲突问题。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理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对解析地缘环境变化与地缘冲突的独特视角。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建立对俄乌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渊源和地缘战略的逻辑，系统梳理了俄乌之间的政治关系、文化渊源，探讨了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互鉴的视角阐述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生成逻辑，以期为大国博弈与小国安全提供新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剖析。

一、引言

乌克兰地处东欧平原，南接黑海，东连俄罗斯，北与白俄罗斯毗邻，西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诸国相连。乌克兰人口规模为 4400 万[1]，主体民族由两大族群所组成，其中乌克兰裔约占 78%，俄罗斯裔则占 17%，俄罗斯裔族群主要集中在东南部近2000 km 的俄乌边境线上。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铁矿石和锰矿石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油气资源相对匮乏，国内所需石油和天然气的70%依赖进口[2]，乌克兰地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位于欧盟与独联体的交界处，为天主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交汇处，是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亦是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战略前沿，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2022 年2月 24 日俄乌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地缘政治竞斗进入更激烈的新阶段，而乌克兰被卷入大国政治的旋涡无疑是悲剧性的结果。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由来已久，国内外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其成因进行了诠释。国际学者对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地缘环境和地缘关系关注密切，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文明冲突、历史关系及能源依赖等方面。布热津斯基从地缘政治视角对苏联

解体后乌克兰在欧亚大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未来俄乌关系走向做了独到解读，认为乌克兰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棋盘上的“支轴国家”，对“战略棋手”俄罗斯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3]91-92。亨廷顿基于文明冲突的视角认为乌克兰处在欧洲文明的断裂带上，未来乌克兰有可能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东部与俄罗斯融合可行性较大[4]144。学者们探讨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复杂的种族和政治关系，认为俄乌存在民族、文化、语言和行为上的亲密关系，西方寻求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意图会恶化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5]155-158。俄罗斯长期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外交政策、美国对中东欧地区的外交疏忽，以及西方对普京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误读是导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6]30-35。也有学者从美俄和欧俄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和后果，认为俄罗斯富有地缘政治传统的战略文化和自身的不安全感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战略将重塑欧洲的安全秩序[7]301-323。俄罗斯学者 H.Украина认为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其战略区位决定了乌克兰位于大国利益的交汇区，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是乌克兰不得不面对的地缘政治现实[8]。А Зленко认为俄乌在几百年的合并历史中没有建立平等的关系基础，苏联解体时的财产分割，包括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塞瓦斯波托波尔的归属问题以及俄语的地位问题都是影响俄乌关系的现实因素[9]2-10。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特质缺乏对乌克兰的吸引力，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质疑和要求是乌克兰希冀从美国和欧洲寻求大国保护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则认为，乌克兰选择西方和面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之间没有根本矛盾，选择一个方向而放弃另一个方向是不理智的，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要求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媒介和桥梁[10]157-168。能源合作与能源纷争也是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重要方面，Smith 分析了俄乌之间的能源合作与纷争，认为俄罗斯越来越注重利用其能源垄断地位影响乌克兰及欧洲国家，俄罗斯对乌克兰等邻国的政策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11]vii-viii，Balmaceda认为在苏联解体后能源成为俄罗斯在周边地区行使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杠杆，乌克兰等国成为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贫乏的独立实体，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复杂图景将影响整个欧洲地区的能源安全[12]40-50。Gustafson 认为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天然气成为俄欧关系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主线，能源在俄欧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中扮演重要的桥梁作用[13]567-570。

国内学者从地缘政治经济、双边贸易、相互投资、产业竞合及能源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后的俄乌经济关系的走向，认为推进独联体内部的一体化战略是俄罗斯重振大国雄心的重要着力点，而乌克兰则是一体化战略的核心[14]132-148。宏观层面未来俄乌的经济关系会逐渐趋弱，在微观层面能否妥善处理能源问题是决定俄乌经济关系好坏的关键，在国际层面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让俄乌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15]70-76。从地缘文化看，乌克兰地缘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可划分为俄罗斯族聚集的东部地区和乌克兰族聚集的西部地区，这种地缘文化衍生出来的聚类效应和极化趋势加大了乌克兰的社会“裂痕”[16]。从“主体间性”视角看，乌克兰危机是欧美与俄罗斯两大地缘体在“主体间性”作用下交互争夺的必然结果，只要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欧美和俄罗斯对乌克兰争夺和博弈就不会停止[17]。俄乌天然气风波背后折射出的历史恩怨是影响俄乌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进一步加快了乌克兰欧洲甚至北约的步伐[14]149-176。

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问题。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缘政治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建立对俄乌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对国内外对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地缘政治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厘清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及其变化，探讨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的变化，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互鉴的视角阐述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生成逻辑，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地理、政治、文化等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渊源，纳入乌克兰地缘战略选择和战略三角关系的分析中，系统阐述了大国博弈对于小国地缘战略变化的影响，为大国博弈与小国安全提供新的理论认知。

二、俄乌地缘冲突生成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

虽然乌克兰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不算小，但相对于苏联、俄罗斯或欧洲大国的国家规模而言仍属于“小国”之列。毗邻强权大国是乌克兰地缘政治环境的客观现实，能否处理好与毗邻大国之间关系悠关乌克兰的安危。正因如此，在欧洲诸国与俄罗斯强权的夹缝中，周边地缘环境造就了乌克兰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惧怕毗邻大国的地缘安全心态。为此本文尝试借鉴“战略三角”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小国地缘战略形成的基本逻辑，并对乌克兰的三角战略的选择、三角战略关系生成以及关系失衡进行实践解析。

2.1 战略三角理论的核心内涵

“战略三角”理论是美国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首先提出并应用于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三方战略博弈，后来又被应用于美国与中国海峡两岸之间的三方互动博弈。所谓“战略三角”，是指3个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会深刻改变全球权力平衡。从形成条件上看，“战略三角”并非普通的三边关系，其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具体而言，“战略三角”要求至少要有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全球性大国，且第三个国家必须至少具有足够的地缘政治分量，并能通过其战略选择来改变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18]。如果没有两个及以上全球性大国的参与，次等级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全球力量的整体平衡，即便这些国家之间的变化可能会对相关第三国产生重大影响。可见，“战略三角”有着苛刻的生成条件。

“战略三角”是从三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或敌对关系来分析其相互关系，“战略三角” 关系存在四种形态（图 1）：① “三边家族型”：三方皆为友好关系，均扮演着“朋友” 的角色。② “罗曼蒂克型”：一方同时与另外两方保持友好关系，而后者相互间为敌对关系。与另外两方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扮演者“枢纽”的角色，其他两方则扮演者“侧翼”的角色。③ “两边联姻型”：三方之中有两方维持双边友好关系，同时与第三方交恶。彼此亲善的两方扮演“伙伴”的角色，而敌对的另一方扮演者“孤离”的角色。④ “三边否决型”：三方都是敌对关系，皆扮演者“敌人”的角色[19]。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三角关系中，“罗曼蒂克三角”中的“枢纽”是战略三角中最为有利的一个角色，它与另外两个行为体皆维持友好关系，而两个“侧翼”行为体彼此之间确是敌对关系。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枢纽”可以周旋于两个“侧翼”之间，是两个“侧翼”争取的对象，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需要相当的国家实力和高超的外交手段。如果“枢纽”力量不足或外交手段缺乏弹性，处理不好与另外两个“侧翼”之间的关系，那么当处于“侧翼”的任何一方诉诸武力或者运用经济制裁施压时，三角关系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转变。由此，“罗曼蒂克三角”就会转化为“两边联姻三角”。而“三边家族型”和“三边否决性”，前者三方皆为朋友，后者三方皆为敌人，任何一边关系都不受其他两边关系的影响，以致于无法引导出特定的友好或敌对关系，因而丧失了“战略三角”博弈的意义。

从理论范式上看，“战略三角”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范畴，但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色彩。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交叉的研究领域，因而也是政治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各自的重要学科分支之一。胡志丁等认为，在学科知识谱系和推动知识生产的发展脉络上，地缘政治学呈现出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并行建构的鲜明特征[20]。“战略三角”的理论内核突出了两大要素，一是权力结构要素，二是区位价值要素，而两者分别属于国际关系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权力结构要素体现在形成条件上需要至少有两个全球性主导大国参与，区位价值体现在第三国必须基于其特殊的区位价值而拥有足够的地缘政治分量。不论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战略三角”，还是当前美国操作与中国海峡两岸关系的“战略三角”，权力结构要素和区位价值要素都蕴含其中，因而“战略三角”理论在实质上体现了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两大学科之间的交融互鉴。

2.2 小国地缘政治的三角战略模型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相对权力决定了其国际政治行为。小国在军事装备、军事资源和军事潜能等方面与大国差距巨大，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难以与大国相提并论[21]43-53。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大国是国际安全的主导性力量，而小国由于军事资源匮乏、国土狭小、防御空间局促而具有“安全脆弱性”和“地缘依附性”特征。“安全脆弱性” 是指小国在面临内外安全威胁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难以承受、防范、抵御和缓解各种风险和威胁[22]65。“地缘依赖性”是指小国由于缺乏安全自主性而在安全上依赖于强大的毗邻国家、域外大国或者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而外部大国是小国安全的重要依托[23]35-36。在国际关系中，地理区位是影响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赋予小国特定的战略价值。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位处全球战略要冲的小国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有利催化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利用和影响大国的重要地缘筹码[24]。

在大国对立、对峙或对抗的地缘安全格局下，小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总体上不利于小国的生存与发展，但这也为小国利用大国之间矛盾寻求发展提供了机遇。小国虽然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但因其自身的战略价值被放大而拥有了获得大国援助、支持和承诺的潜在机遇。若小国身处于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两极对峙的中间地带，又恰好具有特殊地缘战略位置，那么小国就可能成为大国竞逐或争夺的对象。如果战争爆发的风险越大，那么大国之间争取小国支持的地缘政治竞争就会越激烈。

大国竞争的国际态势既给小国提供了周旋于大国之间的战略契机，同时也大幅压缩了小国选择“中立”战略的操作空间。总体来看，在能力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小国保持“永久中立”殊为不易，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往往选择“联盟”（alli-ance）或“平衡”（balance of power）策略。“联盟”策略即选边站队、投靠强者，旨在通过搭便车获得巨大政治和军事支持；“平衡”即力量制衡或权力均势，是小国为了维护并增强自身利益而周旋于微妙的大国关系之中的重要手段。然而，平衡策略对小国的外交技巧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操作难度很大。在地缘政治实践中，追随强者是小国普遍使用的策略选择。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与毗邻大国和睦相处是小国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故而，在政治安全方面追随毗邻大国是诸多小国的理性选择。地理邻近度是衡量威胁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军事力量的投射能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所以毗邻大国造成的安全威胁要比域外大国大得多[25]。然而，在小国与毗邻大国在领土主权、跨境民族等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时，小国往往会选择追随域外大国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24]。

对于处于两极对峙夹缝中的特定小国而言，小国与两个全球性主导大国（集团）之间构成了一个“战略三角”关系。杨在月等认为，小国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具有鲜明的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其战略区位价值受到大国博弈互动（即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影响而呈现出“抬升”或“降低”的趋势[26]。究其原因，是由于小国与大国在 “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塑造中受到大国间“交互式”争夺的影响而导致其区位价值发生变化。因而，小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必然会受到对峙大国“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三、乌克兰的地缘历史演变及地缘战略选择

3.1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渊源

俄乌之间具有深远地缘政治与文化渊源，在俄乌地缘关系演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乌克兰一词在古俄语中的字面含义是“边陲之地”，长久以来它就是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边境之地[27]。乌克兰是中世纪东斯拉夫人文化的发源地，首都基辅曾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素有“俄罗斯城市之母”之称。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属斯拉夫民族，兴起于“基辅罗斯”（Kievan Rus）古国。自14世纪起，国力一度强盛的基辅罗斯先后为金帐汗国、波兰王国以及立陶宛大公国所统治。俄罗斯在随后几百年中逐渐走上独立和统一的道路，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也已逐步完成现代民族形态的创建[28]14-15。17 世纪之后，乌克兰进入了国家命运与俄罗斯紧密相连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抵抗波兰统治所带来的天主教化威胁，多数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开始与俄罗斯人结盟，1654 年《佩列亚斯拉夫和约》的签订将第聂伯河以东地区的乌克兰土地纳入俄罗斯的统治疆域，东乌克兰正式合并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18 世纪初彼得大帝领军打败北方强敌瑞典的北方战争，乌克兰的民族认同越来越亲近俄罗斯，让乌克兰全境纳入了俄罗斯版图，接受俄罗斯沙皇的统治。直至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乌克兰东部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于 1922 年加入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西乌克兰则被波兰占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政治版图再次重新洗牌[29]102-103。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乌克兰全境被德国占领。1944年苏军解放了乌克兰全境，并将原属波兰领土的西乌克兰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54年，苏联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将克里米亚半岛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了现代乌克兰的疆域。积怨已久的民族矛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尖锐化，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迈出了独立建国的重要一步，乌克兰议会于 1990 年 7 月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并于 1991 年8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正式结束与俄罗斯长达 337 年的结盟史。纵观历史可见，乌克兰与俄罗斯一直被看作是同根同源的邻邦。

3.2 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

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麦金德（Halford H Mackinder）认为，统治东欧是主宰“心脏地带”进而主宰“世界岛”的关键[30]62，而乌克兰恰好就处在“心脏地带” 的中心位置。苏联时期，乌克兰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连接欧洲和抗衡北约的门户地位。冷战期间，苏联时期国防力量的三分之一部署在乌克兰，折射出乌克兰在苏联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16]。但彼时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不具备在欧亚大陆扮演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角色的资格和条件。

乌克兰独立是二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版图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苏联解体充分释放了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潜力，成为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地缘枢纽”。地缘环境的变化使乌克兰在维护国家利益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也给乌克兰地缘战略选择提供了“联盟”和“平衡”两种策略。在“联盟”的方向上，向西它可以加入欧盟和北约，选择西方的民主价值理念，实现“脱俄入欧”；向东它可以选择融入独联体的一体化，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起维护斯拉夫联盟，也即“弃欧投俄”。除了“一边倒”之外，乌克兰还可选择“平衡”东西方的均势策略。可以说，乌克兰的地缘战略选择对周边局势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塑造作用，其地缘动向成为关系到中东欧地区是否稳定的关键。

在地缘战略的实践选择中，乌克兰逐步放弃了的“平衡”东西方的均势策略，进而选择了西向的“联盟”策略。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致力于整合与欧美之间的关系，以缓解和对冲来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传统地缘利益范围，与俄罗斯为邻的不安全感，促使乌克兰必须要选择一个战略平衡策略，而欧盟和北约则是乌克兰的不二选择。在乌克兰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国家过程中，美国希望乌克兰能尽快整合至欧洲与大西洋的民主价值体系之中，进而加入北约阵营。欧洲的民主观念、市场、资金、技术等是乌克兰转型发展所要借鉴和依赖的，因此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尽管乌克兰因为经济改革等问题尚未成为欧盟的一员，但已经在2009 年加入欧盟东扩的“东部伙伴关系倡议”，旨在推进与欧盟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为加入欧盟奠定基础[31]。与此同时，作为冷战遗产的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对俄罗斯采取地缘挤压和遏制的政策，借机将中东欧国家纳入北约阵营，不断扩展北约的东部势力范围。自 1999 年以来，北约东扩拉开了欧洲“新冷战”铁幕，五轮东扩将北约成员国从 16 个扩展到 30 个，顺势将北约的东部安全防线向西推进超过 1000 km。在北约继续谋求东扩的态势下，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北约战略对峙的“地缘主战场”，出于维护自身地缘安全需要俄罗斯主动采取反制措施以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虽然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与西方拓展地缘政治关系的步调十分迅速，但也诱发了国内亲俄与亲西方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乌克兰近代历史上主要国家利益的维护均依赖于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但在苏联解体后双方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时常展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被乌克兰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地缘风险。为此，乌克兰在 1997 年与格鲁吉亚等四国组建了“古阿姆集团”（GUUAM），旨在减少对俄的战略依赖，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及安全合作。2004 年乌克兰举行第四次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尤先科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发动“橙色革命”，成功当选总统。尤先科实行激进的亲西方政策，对内实施激进的“去俄罗斯化”进程，对外加快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北约的步伐。这些政策的实施打破了俄乌之间的地缘平衡关系，致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并于 2006 年引发了俄乌天然气危机。2008 年初，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向北约申请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这无疑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随后，在 2008 年8月的俄格冲突中，乌克兰公开支持格鲁吉亚致使俄乌关系跌入谷底，并最终于 2009 年诱发震惊欧洲的第二次俄乌天然气之争。2014 年，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破裂。此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兰东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州的武装势力支持，俄乌双边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和欧盟则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大幅削减，乌克兰政府未对乌东顿巴斯地区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2021 年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冷战思维，将俄罗斯视为首要战略敌人，试图以乌克兰为筹码遏制和打压俄罗斯。在拜登政府的策动下，乌克兰于 2022 年伊始主动挑起乌东冲突，借机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亲俄民间武装组织进行打压，希冀能够得到北约的军事支持。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将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是关乎国家生存的重大安全问题，而乌军以武力解决乌东两个州意味着《明斯克协议》被彻底撕毁。为此，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部署了超过 10 万人的军力，筹谋预防性军事打击行动。2022 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并下令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标志着酝酿已久的俄乌地缘政治矛盾彻底爆发。

3.3 俄乌美“战略三角”关系及其变化的内外因解析

乌克兰作为处于俄罗斯与欧洲夹缝中的地缘政治小国，其国家规模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国家特性具有“安全脆弱性”和“地缘依附性”的鲜明特征。从地缘结构上看，乌克兰与俄罗斯、北约及欧盟构成一个“战略三角”关系，一侧是地缘直接毗邻的大国俄罗斯，另一侧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和由欧洲大国主导的欧盟。其中，欧美认为乌克兰是围堵俄罗斯的“战略支轴”，而俄则认为乌克兰是维系自身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而在“主体间性”下乌克兰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由于大国“交互式”争夺而被大幅抬升。

在这个“战略三角”中，任何一方都能自主地与另外两个行为体进行合作或对抗，因此三角关系的形态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战略三角”关系中任何一个双边关系的变化，都将产生“三重反应”（triadic response），即带动另外两个双边关系的变化。因此基于理性选择，处于三角关系中的各行为体在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与另外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为因应其中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化，另外两方的行为体势必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借以获得最大化收益。

对乌克兰而言，基于普京 2000 年执政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峙态势，利用其地缘要冲的战略地位实施“平衡”东西方的地缘策略，更利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在此种情景下，乌克兰与俄罗斯、北约及欧盟之间形成“罗曼蒂克型”战略三角。借助其所扮演的“枢纽”角色，乌克兰处于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既可降低来自毗邻大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又可获取来自欧美国家的资本、市场及技术支持，无疑是其最优的战略选择。在乌克兰总统库马奇执政的 10 年中，乌克兰选择了“平衡”东西方的均势策略，但 2004 年“橙色革命”的爆发中断了这种三角关系。此后，基于内外情势的变化，乌克兰放弃了“平衡”策略，转向“联盟”策略。在新的三角关系中，乌克兰有两个选择，一是投靠毗邻大国俄罗斯，二是追随北约及欧盟。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为，追随强者是小国普遍使用的地缘安全策略，但与毗邻大国和睦相处是小国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然而，如果小国与毗邻大国之间存在价值观念、主权领土、跨境民族等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小国往往会倾向于追随域外大国而舍弃毗邻大国。基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及民族历史纠葛问题，以及对苏式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负面认知，乌克兰在 2004 年“橙色革命”后做出了追随美国的战略选择，形成了“两边联姻型”的“战略三角”关系（表1）。

在“战略三角”关系中，任何两个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变化，都是由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彻底破裂，既有来自乌克兰的内部原因，也有来自北约东扩的外部原因。

从内部原因看，基督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断层线”一直贯穿于乌克兰领土之中，独立后的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国家”[4]144。这种分裂突出的体现在东部与西部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之中。以第聂伯河为界，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俄罗斯族的聚集地，居民多信奉东正教、讲俄语，注重与俄罗斯保持在历史、种族和文化上的传统联系；而西部地区是乌克兰族的聚集地，在历史上曾数次隶属于波兰-立陶宛王国或奥匈帝国，居民多信奉天主教、讲乌克兰语，认同西方价值观念，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觉醒意识。此外，在独立后政治经济转轨中，寡头集团与政治精英建立起密切的网络关系，寡头集团通过控制大众媒体、操纵政治决策以寻求寻租机会，阻碍了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发展进程，导致国家陷入破产和分裂的边缘，为外部大国干涉国内事务提供契机，并最终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旋涡[32]。

从外部原因看，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战略威胁，俄美矛盾进入无法调和的冲突轨道。一方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丧失了第一道战略防线，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使俄罗斯的第二道战略防线变得支离破碎，因而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键地缘缓冲区。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不可能容许属于俄罗斯核心利益的乌克兰落入西方手中[33]。另一方面，乌克兰是俄罗斯整合独联体的关键着力点。在独联体内，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因而被俄罗斯视为是推进独联体一体化的核心伙伴。俄乌关系的前景直接决定着独联体能否作为欧亚地缘政治实体在欧亚及全球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关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未来。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使俄罗斯回到17世纪上半叶的地缘政治空间，失去了稳定的周边。对此，布热津斯基曾断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3]92。

在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下,乌克兰的政治倾向导致其“战略三角”关系持续失衡，尤其是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加快了加入北约的步伐，“两边联姻型”的三角关系不断被强化。但乌克兰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两边联姻型”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实质性影响能力要远高于其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建立的域外大国伙伴关系。2019 年 2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34]，此举无疑碰触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线。2019 年 5 月泽连斯基执政后奉行亲美的对外政策， 2021 年9月在出访美国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并签署《关于美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称美乌已敲定战略防御框架，美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出于维护俄罗斯核心安全利益的需要，最终俄乌冲突于 2022 年2月 24 日爆发。在本质上，俄乌冲突是一场国际政治防守方发起的“预防性战争”，旨在阻断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步伐，其政治目的则是扭转俄罗斯在北约东扩态势上的被动局面。从历史经验看，与毗邻大国交恶者可能会带来短期利益，但长远来看，它必定会付出更为惨痛的地缘政治代价。通过政治和谈修复与俄罗斯的根本性利益冲突，逐步回到“罗曼蒂克型”的三角关系，是乌克兰最理性的地缘战略选择。

四、结论与讨论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问题始终是国际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区域，该区域的地缘政治问题不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安全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形势的变化。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问题。本文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渊源和地缘战略逻辑，系统梳理了俄乌之间的政治关系、文化渊源，探讨了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战略三角”理论建立对俄乌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互鉴的视角阐述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生成逻辑。俄乌之间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与文化渊源，乌克兰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其地缘战略选择需要充分考虑“联盟”与“平衡”策略之间的权衡。若权衡得当，则能够为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之中获得自身发展利益的最大化，并对区域稳定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若权衡不当，则将导致乌克兰陷入到大国博弈的漩涡。在理论上来看，乌克兰与俄罗斯、北约及欧盟构成一个“战略三角”关系，理想的战略选择应为“罗曼蒂克型”三角关系，从尤先科政府之后，显然乌克兰在“战略三角”上的失衡导致了其地缘政治的被动局面。对于乌克兰未来地缘政治形势来看，若能通过与美国和欧盟的周旋、与俄罗斯的谈判，重新回到“罗曼蒂克型”的“战略三角”，是乌克兰理性的战略选择，既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多的战略空间，同时对于平衡俄、欧、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关系中，位处全球战略要冲的小国，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往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不仅体现在俄乌冲突中，同时在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也广泛存在，尤其是阿富汗战争、中亚“颜色革命”、中国南海问题、印巴冲突、中东数次战争、马六甲海峡安全问题等都是大国与小国地缘政治关系塑造的典型案例。通过“战略三角”的理论，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纳入域外大国博弈和小国地缘战略选择中，阐述小国的历史渊源、地缘环境变化、小国和主导性大国的关系塑造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的生成逻辑，剖析大国战略博弈下的小国地缘安全问题，能够为理解和认识区域冲突提供新的理论认知，为小国地缘安全和地缘战略提供借鉴。（作者：崔守军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杨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