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认识我国供应链调整压力

中国在巩固产业链方面有优势，也面临调整压力。基于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现状，我对全球供应链在贸易、科技、投资三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中美供应链竞争涉及多个领域

第一，贸易领域。从全球贸易的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份额从2017年以来不断提升、巩固。不过从美国的进口市场份额来看，2017年中国在美国进口的市场份额就已经见顶，达到22%左右，去年降到了18%，东盟国家则从7.2%提高到10%，中国丢掉的将近4个百分点中有3个百分点被东盟拿走。

为了观察全球贸易中各国的产业链影响力，我们团队做了一个分析，按照HS的六位码分类，全世界所有国家出口的关键产品共有5,000多种，其中3,000多种是中间产品。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了各国出口的关键产品数量，这个数量越多，说明这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越大。（具体地，我们参考了IMF 2017年一篇工作论文的网络分析方法，关键产品的界定是：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越少，这个产品就越关键，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结合一些高科技行业的分类。）结果显示，按出口的关键产品种类数量来说，中国排在第一，但是领先优势并不明显。美国、德国和中国比较接近，后面是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如果中国跟美国单独比较，在出口关键产品和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方面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如果去跟“五眼联盟”、“G7”、“瓦森纳协定”等国家的整体相比，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处于下风。我们一定要避免跟所有西方国家对立，在供应链问题上，一定要区分美国和西方，“美国”不等于“西方”。另外，我们也经常讲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跟韩国非常接近，但是俄罗斯出口关键产品的种类数，与韩国差距仍然较大。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方面要获得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一方面要保障绝对安全及完全自主可控。但是这两方面实际上难以同时兼得。

第二，技术领域。我们团队对世界专利组织(WIPO)的专利合作协定(PCT)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全球专利合作方向可以发现，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专利技术合作在2014年达到峰值，当时中美合作专利占中国全部合作专利的50%左右（之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是40%多一点），到2019年下降到31%。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中国和美国技术合作出现下降；第二，与德国、日本等中间国家的科技合作占比在上升，这是好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跟美国合作下降的真空；第三，在更新2020年的数据时发现总体情况不太乐观，2021年后，中欧关系、中日关系波折可能加剧中外技术合作的困难；第四，尽管中美合作有所减弱，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科技合作伙伴，仍然明显领先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第五，虽然中俄关系很好，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技术能力也比较强，但中俄每年的专利技术合作项目峰值仅5项，谷底为0，平均2项。相比之下，在过去十多年当中，中美之间专利技术合作的年平均值是1,200项，下降以后也有每年900多项。中俄技术合作关系弱，一方面是主观原因、有所保留；另一方面，尽管在军工等个别细分领域俄罗斯有优势，但是从宏观上看，俄罗斯跟中国的科技差距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对于中俄科技合作不要抱有太大期望。

很多时候，我们对中国自身专利技术的国际地位也有一定误解，需要客观认识。过去很多年，中国的PCT专利数量连续第一，进步确实非常大。但如果从核心专利的角度来看，2019年，美国占到全世界核心专利数量的40%左右，日本是23%，中国是5.3%。跟20年前相比，我们进步非常快，但是跟美国、日本差距仍然较大。具体体现在34个行业层面，我国偏科（偏科是一个中性词，偏科会有利有弊，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比较明显，有40%的核心专利集中在数字通讯一个行业上，且与美国还有一定差距，是美国核心专利数量的75%，而美国的数字通讯专利数量，还不是美国核心专利数量最多的行业，美国有3个行业的核心专利比数字通讯行业更多，分别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制药。可以发现，中美差距越小的行业，就越容易被制裁，最典型的就是数字通讯和电信行业。在发动机与涡轮机行业，曾经受到制裁，但过了四、五个月又从制裁名单中移出来，这之后制裁压力不大，因为美国发现在这个行业里能挣中国的钱，而且技术代差大，所以没必要制裁中国。但是对中国而言，这些行业必须得自己做，做和不做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投资领域。我们先来看最近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数据：商务部的FDI在今年初以来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增速。但是换一个口径来看，国际收支平衡表项下的FDI有多个口径，我对照了最接近的一个口径，就是包括股权和债权在内的非金融机构FDI。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负增长，这跟当时的“反垄断”、“双减”、“双控”措施有关，今年上半年又呈现正增长，但只有5%的增速（BOP数据，非商务部数据）。另外，我们团队也使用了跨境并购企业案例数据库进行加总，验证商务部的FDI数据。上述两个口径都显示出，商务部FDI增速可能偏高，结合外资商会在近几个月的调查来看，也支持我们的这种观察。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FDI的情况。

二、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第一，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面对这个庞大市场，外资企业在华业务可以分为外销与内销两类。2006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销售额为5,600亿，是内销的7倍。而在去年，内销额为1.4万亿，出口额为9,000亿美元，外资出口规模维持在这个9,000多亿美元的水平已经近10年，甚至有所减弱。现在内销已经是外销的1.5倍，或者说60%左右的业务对外资企业来说是"In China, for China"，即使美国提高关税，对外资企业的内销业务也没有直接影响，这是有利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这对于巩固我国产业链地位非常重要。

第二，中国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方，根据某主要外国商会数据统计，东盟的投资收益率比中国低6个百分点，北美和欧洲投资收益率比中国低9个百分点。但是该国企业在华只布局了9%的投资，相当于新加坡和泰国的总和，而新加坡和泰国是中等或者小型经济体，在中国市场上仅布局这样量级的投资，比重显然偏低。而其在北美和欧洲的投资占比将近50%。为什么？因为该国企业担心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外资企业的投资要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现金流，以及投资是不是可回收等因素，他们考虑在华投资有可能未来面临抵制生产或资产被没收的情况。这也提醒我们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包括舆论、媒体、公众心理等方面要有对世界包容开放的心态。

虽然中国市场有这么多优势，但外资企业有的时候并不只是简单考虑经济利益一个方面，就像俄乌事件中，虽然BlackRock将损失上百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也有很大的利益，法国与意大利银行的股价将会大跌，但这些跨国公司仍愿意撤出俄罗斯市场。这提醒我们不能挥霍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依赖性，要珍惜并创造更多的市场稳定性。对于外资企业来说，目前在中国投资回报率仍然是很高的，但是在华经营最大的问题还是政策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可以通过改进政策制定过程，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可预期，改善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信心与观感。（作者：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