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与能源政治：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审视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始终关注两个战场：一个是俄乌兵戎相见的“军事战场”，另一个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频频过招、诡谲变幻的“能源战场”。能源构成了这场冲突的显著要素，既因为能源资源总被视为国际权力竞争中诱人的“胡萝卜”或令人生畏的“大棒”，也因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的能源联系。2021 年，欧盟成员国进口的 45%的天然气、25% 的石油、45% 的煤都来自俄罗斯，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资源价值高达 990亿欧元，为后者创造了巨额收入。(1) 不管彼此和外界如何定义，俄欧在事实上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能源利益共同体，而当前冲突及其背后的激烈大国博弈正在对这一合作关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驱使欧洲能源政治迅速展开“悔不当初”的深刻反省，启动“大破大立”的自我革命，欧洲能源体系的一系列震荡也必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国际政治走向产生诸多外溢影响。(2) 

一、大国博弈与能源政治的关系 

大国博弈和能源政治作为两种事关全局的政治行为，经常形成彼此建构、相互参照的互动关系。这样的互动关系彰显了能源系统既是依附于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客体，也是塑造国家权力和国际秩序的主体。 

大国博弈为各国能源政治提供了谋篇布局的基本背景，也不断创造国际合作的具体机遇或挑战。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开展能源决策时通常需要关注、适应国际权力格局，确保国家能源利益与整体利益保持同频共振、相辅相成的状态。从逻辑上看，很多国家的能源政治就是大国互动模式的衍生物，具有政治模式固有的竞争性或合作性特征。(3) 例如，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双方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两国元首的亲自关注和推动下，能源贸易屡创新高，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合作领域大量涌现。再如，中美在奥巴马任内曾实施密切的、具有开创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注入了强大活力，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双边关系的破坏，政治层面的竞争最终压制了能源领域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潜力。 

能源政治可以反作用于大国博弈，一国在能源领域的政治决策可以产生重大的国际政治影响。这主要源于能源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及由此而生的权力价值，能源能够改变国家之间的能力平衡，影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能源政治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示好”或“威胁”两种路径。“示好”指一国通过增加供应或增加需求的决策，向他国表达提升关系、巩固秩序的善意。例如，近年来，日本、韩国、印度不断加大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以下简称 LNG）的采购，虽然清楚美国产品相比中东、澳大利亚产品并不具有价格优势，但是积极采购的决定是“算政治账”后的理性选择，表现出它们对美国“印太战略”、重返亚洲的欢迎姿态。“威胁”指一国通过减少供应或削减需求的决策，向他国提出具有强制性的要求，是资源和权力高度捆绑下的一种胁迫形式。例如，俄罗斯是全球能源政治的主要玩家，时常将油气资源作为施加国际影响力的工具，政府通过严格控制能源产能规模和国际贸易走向，追求特定的地缘政治目标。(4) 另外，能源政治有时容易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决策者时常面临“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政治化压力。21 世纪头十年，不少西方决策者、观察者担忧中美可能因为彼此的对外石油战略发生激烈争夺、直接冲突，并将其视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风险，而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能源体系的集体安全，不搞势力范围，不使用对抗或排挤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终塑造了与其他大国能源安全共生并进的良好局面。(5) 

二、贴合大国博弈与超越大国博弈：欧洲能源政治的并行逻辑 

长期以来，基于大国博弈的强烈影响，欧洲能源政治存在两个并行的逻辑，两个逻辑看似矛盾，但又指向共同的目标——欧洲的能源安全。 

（一）贴合大国博弈的现实主义逻辑 

在欧洲能源政治中，现实主义逻辑的核心观点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能源是一种经济因素，“经济因素需要服从于国家安全与军事力量共同定义、追求的政治目标”(6)。第二，能源系统面临的政治挑战是首位的，“能源安全的威胁总是源于能源供应主体的政治意图，而非资源本身或供求不匹配的问题”(7)。第三，能源政治的思路应与大国博弈的政治走向尽量保持一致，应寻求跨国合作中的绝对安全和权力优势，用现实主义理论巨擘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观点表述，即“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并最终生存下去，国家要么应寻求控制它们所倚赖的事物，要么应减少它们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8)。另外，现实主义逻辑常常呈现出简化论的倾向，将跨国能源关系的复杂性简化为一种仰人鼻息、任人主宰的过度依赖，进而推论国家的生存遭遇了根本性威胁。 

近年来，面对俄欧关系的不断波动和整体恶化，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现实主义行动表现如下。一是在能源战略中强调政治安全威胁，有研究显示，2009—2015 年，尽管欧盟能源政策文件强调市场一体化、自由交易等原则，但涉及政治安全因素的表述持续增多，对大国博弈风险的重视与日俱增。(9) 二是打造“绕开俄罗斯”的能源供给网络，标志性项目是连接欧洲和里海、中东产气国的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新建多条跨国管道。其中，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于2020 年 11 月投产，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土耳其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该走廊的另一重大项目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也进入建设筹备阶段，将把以色列生产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送至希腊、意大利。在电网领域，欧盟资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脱离与俄罗斯相连的同步电网。三是迎合美国的出口诉求，积极建设 LNG 接收站。欧盟在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爱尔兰、瑞典等国资助建设多个接收站，使区域新增 220 亿立方米的 LNG 进口能力。四是加强监管和反制的能力。2006 年和 2009 年，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发生两次“断气风波”，欧洲国家切实感受到受制于人的被动处境。2009 年 9 月，欧盟制定《第三个内部能源市场一揽子计划》，禁止从事天然气开采的公司成为区域天然气管道的所有者，之后多次依据该计划，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迫使其放弃天然气和石油挂钩的议价模式。2021 年欧盟的能源外交战略提出：“保护欧盟和成员国在能源政策上的主权决策能力，拒绝第三国的干涉和经济胁迫，同时更有效、更协调地采取限制性措施。”(10) 

（二）超越大国博弈的自由市场逻辑 

自由市场逻辑的核心是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信“一国能源的安全处境都可以视为能源市场运作的积极或消极结果”(11)，各国能源政治应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维护国际能源体系中的自由贸易原则。主张这一逻辑的欧洲人对“能源 - 政治”两者关系总抱持乐观期望，在他们看来，能源事务具有超越政治壁垒、竞争乃至大国博弈的超然性。“国际能源关系可以保持令人惊讶的强韧，即使国家间外交争端、惩罚性制裁造成了看似致命的伤害，能源关系仍能屏蔽这类不利影响。”(12) 同时，自由市场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有望塑造相互依赖的区域一体化格局，有观点认为俄欧大规模能源贸易扩大了双方的“规范交集”，助推双方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实现规范和标准的趋同。(13) 在现实层面，自由市场逻辑在欧洲能源政治中具有悠久传统，1960 年代末，即使冷战“铁幕”横亘在欧陆之上，苏联同法国、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仍然启动大规模油气贸易，这是一个供需匹配、利益驱动、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其欧洲主要油气供应商的角色，不管政治形势有何波动，俄欧能源贸易在五十余年的历程中保持了整体稳定、互利共赢的大局。 

欧洲政治界从未放松对自由能源市场的建构或探索，以保障欧洲能源安全和贸易网络。欧盟和成员国政府的代表性行动主要如下。第一，建设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泛欧能源市场，由于油气生产国可以凭借垄断性地位对消费国施加影响，欧盟致力于推动建立一种由市场供求主导的商业模式来削弱此种权力。(14) 欧盟委员会 2011 年发布的能源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在成员国和邻国建立“监管趋同、自由透明的一体化能源市场”，支持邻国引入欧盟内部的能源市场规则，并“推动欧盟政策超越边界”，“加强俄欧两个能源市场的融合”。(15) 截至 2021 年年底，阿尔巴尼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九国已成为《欧洲能源共同体条约》的缔约方。第二，建设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16) 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背景下，北溪 2 号项目从一开始就遭遇东欧国家的强烈抵制，反对意见的核心是认为这一项目将赋予俄罗斯更大的“出口霸权自由”，使欧洲失去对它的制衡，而德国、奥地利的政治人物始终宣称这仅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反对过多政治介入。北溪 2 号同 1 号项目一样，均采取“跨海管道财团”的合作方式，俄罗斯和欧洲多国的能源巨头组建了因项目而设的企业联合体，使管道资产无法分割且由联合体成员共有，“突破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和母国之间传统的‘公司 - 国家’关系，模糊了管道政治中以国别为单位的利益划分”(17)，实质是以巧妙设计、相互制衡的市场权力超越地缘政治层面的零和博弈。第三，明里暗里支持能源企业在俄罗斯的能源投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法国政府一直拒绝对俄罗斯油气行业实施严厉制裁，并支持道达尔参与了多个北极 LNG 勘探和开发项目；英国石油公司（BP）、皇家壳牌公司在俄国的油气投资有增无减，英国政府始终以“投资自由”为名拒绝对上述趋势加以限制。 

综上所述，在过去很长时间，两种逻辑在欧洲能源政治中是并存的，它们有时兼容、互补，有时疏离、对立，但总的来看，自由市场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逻辑更多地发挥提示威胁、统一立场、分散风险等功能。欧洲能源政治的演进将俄欧能源关系提升到了今日难以切割的水平，也给彼此造成了极易“伤筋动骨”的脆弱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 

三、俄乌冲突下的欧洲能源政治变局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欧洲能源政治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现重大变局，即现实主义逻辑压倒自由市场逻辑，对俄能源合作遭遇全面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篇评论这样感慨：“欧洲和俄罗斯的旧能源关系已不复存在——这种关系曾在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东欧剧变及无数未能阻止欧洲购买俄罗斯碳氢化合物的冲击中幸存下来。”(18) 在笔者写作此文的 3 月底，虽然距离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仅一个月的时间，一些前所未有的“脱钩”决策密集出台，欧洲对内对外的能源政治重点迅速重置。笔者在本部分按照能源议题政治化的理论框架，以“强调威胁—明确目标—政策手段—伙伴关系”的逻辑梳理当前动向。 

（一）安全化对俄能源合作 

安全化并不是能源政治的固有特征，其出现或深化取决于能源议题与各国更广泛安全利益和战略诉求的交叉程度。(19) 

在冲突爆发前，欧盟及成员国的各种政策文件都会明示或暗示“对俄依赖的风险”，但欧盟和大多数成员国都不会将俄罗斯直接称作能源体系的威胁，避免激怒后者或产生自我应验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而冲突爆发后，虽然俄罗斯一直按既定合约维持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欧洲并未出现因冲突导致的能源断供或短缺，但在整体安全局势恶化的背景下，欧洲政界不约而同地选择“安全化”对俄能源合作，以非黑即白的政治定性取代对俄罗斯供给角色的客观评价。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把俄罗斯称作一个“威胁欧盟的能源供应者”，“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克里姆林宫会继续把能源作为政治杠杆”；欧盟经济事务专员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表示，俄罗斯已经“把能源作为武器”，俄欧能源关系“已经无法延续，必须彻底改变”。成员国一些政治人物的发言更带有强烈敌意，如德国经济和气候行动部长表示，“战争贩子不会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波兰总理指出北溪 2号项目将承载“无辜者的鲜血”，“我们的西方邻国需要停止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二）确定能源“脱钩”的目标 

在冲突爆发前，除了个别能源需求有限的小国，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至多提出“减少对俄依赖”的愿景，终结依赖对各国决策者而言还是一个很遥远、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为了展现反制俄罗斯的战略魄力，响应公众对俄的敌对情绪及争取当前博弈中的主导权，欧盟迅速确定了与俄能源“脱钩”的整体目标。2022 年 3 月 12 日，由欧盟 27 国领导人通过的《凡尔赛宣言》表示：“我们同意尽快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进口的依赖。”(20) 虽然宣言未能提出具体的时间，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REPowerEU”计划建议“欧洲可以在 2030 年前从俄罗斯的化石燃料中独立出来”，并表示如果各国采取有力措施，欧盟在 2022 年年底前可以减少对俄天然气三分之二的需求。(2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停用俄国油气的时间可以提早到 2027 年，这种不断加码的仓促表态缺乏起码的依据。与俄能源脱钩是共识，但何时脱钩是一个争议焦点，因为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斯洛伐克、匈牙利几乎所有的油气进口都来自俄罗斯，奥地利、捷克、保加利亚 80% 以上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德国、意大利和波兰超过 40%，法国的比例仅为 17%。欧盟的整体目标绝不意味着责任和压力的均摊，有些国家面临十分沉重的能源保供和经济成本压力，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明确反对波兰、立陶宛提出的“欧盟立即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油气”的主张。 

欧洲多国政府陆续提出各自的、具体的脱钩目标，寻求在资源和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削弱对俄的依赖。英国宣布将在 2022 年年底前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目前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约占英国石油需求的 8%。意大利计划 2022 年将俄天然气进口量减半，2025 年左右彻底摆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波兰准备从 2023 年开始完全停用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宣布将大幅削减从俄罗斯购买的能源，石油进口预计在 6 月前减半，而相关煤炭供应将在秋季前结束。另外，备受瞩目的北溪 2 号难逃暂停的境遇。2 月 22 日，德国政府宣布暂停北溪 2 号项目的审批进程，展现出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脱钩姿态。 

欧洲大型能源企业纷纷设置商业领域的脱钩目标。英国石油公司决定退出在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约 20% 的股权，这可能导致英国石油公司 250 亿美元的直接损失。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表示将停止对俄罗斯业务的新投资，并退出在俄的合资企业，目前该公司在俄的非流动资产价值约 12 亿美元。壳牌公司将停止所有俄罗斯原油现货采购，关闭在俄的所有加油站、航空燃料和润滑油业务，退出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有关的合资企业，撤销此前在俄罗斯已规划的 30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道达尔公司宣布在 2022 年内停止采购俄罗斯所有石油产品，逐步暂停其在俄罗斯的电池和润滑油业务，不再为俄罗斯的项目开发提供更多资金，包括曾被寄予厚望的北极 LNG 2 号项目。(22) 欧洲能源巨头的“撤出计划”普遍早于、强于各国政府的制裁决策，大多寻求一步到位、不拖泥带水的切割，有研究认为，企业的这种“自我制裁”是欧洲能源政治中未曾预见的一个维度，“这是由公众舆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驱动的，而非政府”。(23) 

（三）能源进口多元化、能源生产本土化 

能源进口多元化、能源生产本土化是欧洲能源应对政策的主轴。在冲突爆发前，欧盟和成员国的各种能源战略业已追求上述两点，但当时的规划普遍基于俄罗斯油气稳定供给、能源安全得到保障的场景，并将能源体系低碳化放在首要位置，着力压缩化石能源占比。而当前，摆脱俄罗斯能源的任务重于摆脱化石能源的任务，能源保供的压力重于能源转型的责任，两个政策展现出近乎洗心革面、“跑步进入能源独立”的雄心与躁进。 

在进口方面，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是区域和各国的首要任务。根据“REPowerEU”计划，(24)欧盟将充分挖掘既有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每年有望通过管道从阿塞拜疆、阿尔及利亚、挪威多进口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从卡塔尔、美国、埃及、西非区域多进口 500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这些增量规模可以占欧盟 2021 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总量（1550 亿立方米）的近四成。欧盟决定推进长期“纸上谈兵”的氢能贸易，首次提出贸易目标，即到 2030 年实现每年进口 1000万吨绿氢，欧盟委员会将制定具体的监管框架，投资与氢能进口相关的基础设施，智利、挪威、冰岛、沙特、卡塔尔等国有望成为首批绿氢供应国，一个全新的全球能源网络正在成型。欧洲各国积极拉拢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例如，2022 年 3 月上旬，意大利、奥地利、英国、德国等国分别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一改此前对该国的冷淡态度。(25) 一些国家加速 LNG接收站的规划建设，为大规模进口做准备。例如，德国此前的能源战略并不重视 LNG 进口，这样一个能源进口大国至今仍无一个建成的接收站。2022 年 2 月 27 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宣布将在布伦斯比特尔港、威廉港新建两个接收站。 

在生产方面，欧盟提出了多种能源的本土促进计划。一是加速太阳能、风能开发，尤其推广屋顶光伏系统，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的总体目标从之前的 40% 提高到 45%，光伏 2030 年的目标装机量达 600 吉瓦，是现有水平的 3 倍。二是增加欧盟的生物甲烷产量，欧盟此前设定的 2030 年产量目标为 170 亿立方米，现在改为 350 亿立方米。三是提升绿氢产量，计划 2030年区域本土绿氢产能达 1000 万吨 / 年。(26) 各成员国迅速加码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例如，德国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比例由 65% 提高到 80%，计划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电力供应碳中和；荷兰政府将 2030 年海上风电装机目标从此前的 10 吉瓦提升到近 21 吉瓦，该国目前仅有 3 吉瓦在运或在建的海上风电项目。 

生产本土化的另一趋势是一些国家开始延缓弃煤、弃核的进程。冲突发生前，煤电在欧洲已被定义为一种亟须退出历史舞台的“肮脏能源”，倚赖煤电的一些东欧国家更是长期招致西欧、北欧的尖锐批评，可从如今的现实逻辑来看，本土煤电还是比俄罗斯的能源“更可靠”。3 月 3 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表示：“欧盟各国在转向可再生能源前，可以在煤炭上停留更长时间，以避免对天然气的依赖。”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搁置了此前制定的淘汰煤电计划，宣布将维持或扩大本国煤电装机规模；德国政府虽暂未更改弃煤计划，但已要求所有燃煤电厂须处于待命状态；意大利准备重新运行 7 座燃煤电厂。同样，一些此前试图压缩核电规模的国家转向保供优先、暂缓退出的政策，如比利时宣布将 2025 年弃用核电的目标推迟到 2035 年，芬兰政府开始讨论是否将该国唯一核电站的关停时间从 2030 年推迟到 2050 年。未来能源保供压力如不断增大，欧洲围绕煤电、核电的“急转弯”式政策可能层出不穷。 

（四）以阵营政治助力能源安全 

在冲突发生前，欧洲内部对于是否加强与美能源贸易存在争议，虽然欧洲国家在言辞上都表示“期盼已久”，但以德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还是希望“敬而远之”，它们认为美国对欧能源事务的关心并不真诚，只是希望推销高价的 LNG，抢占俄罗斯的海外市场，徒增欧洲能源成本，并存在“以限制他国进口自由为代价实现自身出口自由”的霸权倾向，使本来正常的能源贸易变得日益敏感。(27) 

在冲突临近和爆发之后的时间里，自由市场逻辑下的利益权衡迅速烟消云散，美国一举成为欧洲对外寻求合作的首要对象，双方都希望在政治阵营的基础上组建更加紧密的能源阵营。2022 年 1 月 28 日，冯德莱恩与拜登联合发布了《关于美欧能源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共同努力，从全球不同来源向欧盟持续、充足、及时地供应天然气，以避免供应冲击”(28)。2 月 7 日，双方召开了由美国国务卿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领衔的“美欧能源委员会”会议，这是该机制时隔近四年的再次启动。冲突爆发之后，美欧在对俄能源制裁、增强对欧能源供给两个关键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对欧洲而言，美国需要在制裁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在对欧能源供给方面发挥近乎“马歇尔计划”的支撑作用。3 月 8 日，美国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的油气和煤炭，(29) 拜登“体贴”地表示：“理解多数欧洲盟友无法加入目前的能源禁运。”3 月 25 日，拜登与冯德莱恩发布了一份关于能源安全的联合声明，美欧向彼此做出了一系列捆绑性的承诺，重点包括：美国将在与国际伙伴合作的基础上努力确保 2022 年内为欧盟市场追加供应 150 亿立方米 LNG，2030 年前保证欧洲每年可以得到 500 亿立方米 LNG；欧盟和成员国政府将加快LNG 进口设施的审批和建设，支持欧洲运营商与美国供应商签署更多长期合同等。(30) 同日，美欧还决定成立“能源安全工作组”，围绕欧洲“LNG 进口多元化”和“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开展工作，落实领导人共识。 

综上所述，对俄反制的现实主义逻辑完全成为欧洲能源政治的主轴，很多政策并不以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优先，而是把国家能源安全及其衍生的政治安全利益放在首位。此前，欧洲决策者们曾用较多精力去评估和防范俄罗斯用能源作为武器的可能性，而今日，将能源主动武器化的人是他们自己，能源领域成了他们躲避军事战场，但仍试图展现“威胁”力道和“强硬”姿态的舞台，大量彻底重塑能源联系和能源系统的新政策在嘈杂的政治喧嚣中都缺乏基本的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新的油气进口渠道绝非易事，中东多个油气国对欧洲陡增的需求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油气产能的大幅提升起码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欧洲能源供应缺口加大、能源成本居高不下、经济社会受此拖累将是大概率事件。 

基于以上趋势，笔者认为，欧洲能源政治还将面临两个显著的两难困境。其一，与俄罗斯进行能源切割是出于欧洲民众的愤怒，是政治压倒经济的抉择，但为了切割而出现的能源危机、民生艰难也会引发民众的广泛愤怒，执政者很难同时回应或平息这两股愤怒。其二，抛弃高碳能源是欧洲的“政治正确”，在有些国家还要加上“弃核”目标，但如今，抛弃俄罗斯能源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各国为了后者不得不重新倚重煤炭和核电、背离前者，两种“政治正确”的碰撞势必使决策者顾此失彼，并引发更多关于能源转型方向和进度的社会矛盾。 

四、欧洲能源政治变局对大国博弈的影响 

毫无疑问，欧洲能源政治变局将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反作用于业已激烈的大国博弈进程。目前全面剖析影响还为时尚早，但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几点趋势层面的展望。 

第一，恶化俄欧关系，加剧欧洲局势紧张。欧洲能源政治目前的转向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可逆性，对俄的自由市场逻辑虽然没有在一夕之间消失，但以市场保能源安全、促政治安全的说辞已经很难争取到合法性。俄罗斯面临的不仅仅是大幅萎缩、四处碰壁的出口市场，还包括一去难复返的外国资金、技术及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其众多油气开采计划、雄心勃勃的北极资源勘探计划、相关的北极航道开发很可能就此搁浅。即使俄罗斯未来增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也难以弥补今朝欧洲人的撤出。俄欧关系已经跌到谷底，但随着欧洲加速对俄的能源脱钩，双方将削弱乃至失去本能减缓敌意、转圜形势、维持对话的“压舱石”，双边关系还可能继续雪上加霜，尤其面对一个去意已决、未来还要“卸磨杀驴”的欧洲，俄罗斯不会一味被动，很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反击或报复性的能源断供。(31) 对于这点，欧洲人从心态和对策上其实尚未做好准备，当欧洲政治家们对与俄脱钩的愿景侃侃而谈时，他们几乎没有涉及“被脱钩”的严峻风险，自欺欺人地假定俄罗斯会一直保持稳定供应，坐等他们的抛弃。俄欧在能源领域正在不自觉地构建出一个新的安全困境，一方试图增加安全的行为将降低另一方的安全程度，使一个曾经超越大国博弈的合作领域陷入相互恐惧、恶性循环的政治陷阱之中。 

第二，增强欧洲对美依赖，使美国霸权影响获得局部提升。美国凭借页岩革命实现能源独立，迅速成为全球主要的油气出口国，虽然面对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本国经济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目前局势不足以威胁其自身的能源安全，并赋予其较强的战略灵活性和较大的博弈空间。冲突背景下欧洲的能源困境一举塑造和夯实了欧洲对美国的单向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建立在未来数年欧洲对美国 LNG 的大规模进口，还建立在欧洲需要依靠美国在全球争取更多可靠的能源资源，尤其获得更多来自中东、拉美等地的油气资源，需要依靠美国在欧洲周边地带开通更多安全的能源互联网络（包括新建天然气管道、氢能管道、跨国电网等）和规避俄罗斯可能的干扰，需要依靠美国在稳定全球油气市场、压抑能源价格上发挥有力作用。这也揭示了欧洲人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即今日的“与俄脱钩”要用“听命于美”去换，远不能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与独立。美国自然愿意接受目前的变化，也展现出一些与时俱进的纵横捭阖。例如，拜登政府试图尽快恢复伊核协议，使伊朗从经济制裁中解脱，为欧洲缓解石油供应上的燃眉之急；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前往委内瑞拉；宣布卡塔尔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希望借政治关系升级来促进能源战略协作。美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活跃姿态不仅有利于当前的权势巩固，更可能为后冲突时代的大国博弈积蓄更多资源调配、交易控制的实力与基础。 

第三，能源领域持续成为全球范围大国博弈的焦点。欧洲刚踏上能源安全的自救之路，在未来某些资源紧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动用政治手段、保障进口安全成为欧洲大国的必然选择，这无疑会使部分区域的政治更加复杂化，能源的贸易行为极易演变为具有冲突潜能的政治博弈。另外，国际能源政治以供需划界的阵营形态很可能出现一些变化，以政治阵营为依托组建强联系的能源合作网络有望成为新趋势。欧洲以前希望以俄罗斯天然气托底，从而加速本土清洁能源开发，这一逻辑目前只能倒置，要以加速本土清洁能源开发，加速摆脱俄罗斯天然气，对能源转型的投资与重视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和技术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美欧不仅会在油气领域“共克时艰”，还会深化近两年兴起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合作，在光伏、锂电池等重点领域组建立场趋同、紧盯和压制中国产业的“民主国家产业联合体”。(32) 另外，俄罗斯未必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孤家寡人，亚洲能源消费大国、一些海湾油气国都可能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其组建新的合作阵线，如阿联酋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并明确表示俄罗斯“永远是欧佩克 +”的一部分。 

对中国而言，中国注定不会只是这场大国激烈博弈与能源政治变局的“旁观者”，各种不利或有利的影响波及全球，也将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处境与能源转型进程。面对复杂局势，首先要做的一定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切实增强国内能源的生产保障能力，增产能、增产量、增储备，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风险的抵御能力，持续关注、提前防备大国博弈对我国在俄能源投资、油气进口方面造成的冲击。其次，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革命。我国应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重视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出现的竞合趋势，实现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相互支撑、齐头并进。最后，思考和谋划中国能源政治中的现实主义逻辑和自由市场逻辑，不回避国际能源格局的权力塑造与秩序建构，坚决维护我国在全球各地正当的投资权益，推动我国能源对外合作趋利避害、行稳致远。（作者：张锐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