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极右翼崛起映射经济民生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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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瑞典民主党在内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与传统政党无法应对多重危机、多国经济和民生处境艰难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欧洲恐怕将继续面临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和庸俗化的趋势。

瑞典9月11日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获得近21%的选票，从议会第三大党上升为第二大党。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也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又一波抬头，将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民生等方面产生影响。

极右翼政党崛起

瑞典选举委员会9月14日公布了议会选举99%选票的统计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共赢得176个议席，支持现政府的阵营只获得173席。其中，瑞典民主党获得73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瑞典民主党曾具有新纳粹背景，2010年以5.7%的支持率首次进入议会。此后，该党呈现出上升势头，这次议会选举更是成为瑞典政治的“游戏改变者”，可能推动瑞典建立右翼政府，实现参与甚至主导执政的突破。

事实上，瑞典民主党的兴起并非个例，近些年欧洲极右翼政党正经历着2015年至2019年民粹主义蓬勃发展后的又一波抬头。

在法国分别于4月和6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与国民议会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虽未能实现入主爱丽舍宫的愿望，却依旧在总统选举第二轮中取得得票率41.46%的“历史最佳战绩”，并在国民议会中成为第三大党。

在意大利，焦尔吉娅·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在9月提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有望拔得头筹，最新民调显示其得票率将从2018年的4.4%上升至25%。

多重危机引发的后果

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并不偶然。

从政治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遭遇多重危机，传统政党的社会治理和危机管理能力无法应对挑战，民众只能诉诸“另一种选择”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欧洲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受到比较优势及跨国企业经营战略调整的影响，中下层劳动者在就业、福利及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变革中处于不利位置。

同时，欧债危机后经济不景气、失业上升以及各国紧缩财政、削减福利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状况恶化的趋势，其经济不安全感持续上升，对本国政府乃至欧盟机构的不满加剧。

在社会层面上，外来移民及其融合问题一直是欧洲国家长期面对却未有效应对的挑战。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挤压了本土居民的福利和财政资源空间，还可能引发犯罪活动。一些长期鼓吹反移民、反难民、本土主义主张的极右翼政党因此借机大肆宣传其主张，以提升支持率。

例如，瑞典民主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延续了其2018年大选的策略，主打反移民牌，并将移民与瑞典的社会治安和枪支暴力问题恶化以及犯罪率上升趋势加以联系。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亦表露出强烈的反移民信号，她在参加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运动举行的活动时，极力攻击移民群体，并将外国人和犯罪者进行挂钩。

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加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欧洲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冲击。欧洲过去的产业空心化、就业虚化、经济金融化等问题，也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就业模式的普及而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在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经济和能源承压的背景下，欧洲的经济民生状况变得愈发严峻。但是，欧洲一些国家不顾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愈发高涨的现状，不仅将“援乌抗俄”置于经济民生问题之上，还将对俄制裁引发的经济反噬作用描绘成“保卫民主和安全的必要代价”。

这种火中取栗的做法，让消费能力不断萎缩的欧洲民众持续不满，意大利、瑞典等国近期的极右翼抬头即与其关联甚密。

比如，引发意大利提前大选的导火索，是德拉吉政府提出的救助法案遭到五星运动等政党的反对。德拉吉政府在俄乌冲突中改变意大利的务实外交传统，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动作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与美国的外交安全战略深度绑定，都令国内一些政党不满。

而在瑞典，中左翼的安德松政府一改过去瑞典的军事中立政策，主动推进加入北约的进程，将瑞典卷入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对抗的前沿，使其“殃及池鱼”的风险加剧。

另一方面，在欧洲深陷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瑞典政府在稳物价、保民生方面却缺乏作为。因为周边国家缺电，瑞典今年一跃成为欧盟电力第一大出口国，但国外市场紧俏却带动本国电力价格飙升。

今年以来，瑞典食品、汽油和柴油价格涨幅分别达10%、18%和40%，同时家庭实际工资还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能源和民生问题也在此次瑞典大选中被明显体现。

在极右翼普遍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恐怕将继续面临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各国政府在内外矛盾加剧、财政资源趋紧的大背景下，很难对短期的民生问题和长期的发展趋势问题提出并落实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规划。

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为了巩固其执政基础以及本国与欧盟关系，也可能部分接受欧洲主流的政治主张，如梅洛尼在其竞选纲领中仍然强调欧盟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这种趋势在给极右翼上台带来更多政策确定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回应民众诉求进行变革的政策空间。（作者：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