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供应链安全政策动向及评估

摘要：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试图构建“内强外韧”的供应链体系。一是培育国内供应链竞争力，强化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加快新兴数字技术研发；二是完善海外供应链多元化体系，与美国双多边合作不断加深，陆续将东南亚、南亚等作为海外支点；三是推动日企完善抗风险能力，包括“业务可持续计划”（BCP）、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体系、物资储备和商业保险。日本追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外因是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非传统安全风险凸显，内因是产业竞争力下降、全球化生产受到挑战，实质是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最大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竞争力提升，更离不开开放的全球化和中国市场。中日关系稳定不仅对双方有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历经日美贸易摩擦、亚洲金融危机、泡沫经济破裂，日本经济高度全球化，对全球供应链风险非常敏感。日本近年来跟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基本形成以日美同盟为主轴、“内强外韧”的供应链安全政策雏形，实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其供应链离不开中国，最终还要回归开放的全球化。

一

安倍时期，日本积极参与贸易协定谈判，赢得供应链规则制定的区位优势。后安倍时代，日本进一步提升围绕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试图打造“内强外韧”的供应链体系。

第一，再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20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使日本开始重视供应链安全。伴随产业大规模外迁至中国，日本开始注意到海外供应链集中带来的安全隐患，21世纪初期就提出“中国+1”战略，以规避制造业基地集中的风险。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造成零部件短缺，日本政府进一步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致力于避免自然灾害造成的供应链断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借势将供应链安全上升为经济安全保障的核心，推出“2200亿日元补贴日企转移供应链”政策，其“2021年经济财政运营改革基本方针”指出，“供应链脆弱性已严重影响国民生活，需从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视角出发，着力构建日本国内产业体系，提升重要物资的生产与供给能力”。 在征求经产界意见基础上，岸田内阁于2022年5月正式推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将维护供应链安全作为该法核心。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确保重要物资供应稳定，降低对所谓“特定国家”依赖，防止外国行为影响到日企生产活动。该法标志着“维护供应链稳定、通过‘强内韧外’方式获得供应链优势”正式成为岸田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二，致力培育国内的供应链竞争力。首先是强化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设立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补助金制度，推动战略性物资生产企业回归本土。针对供应链中断风险较大的半导体、汽车和机械零部件、海上风电等，给予企业在建筑物建设、设备投资、系统建设方面最高100亿日元补助金。截至2022年6月，日本已开展三轮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补助金，预算分别为2200亿日元、2108亿日元、600亿日元。针对对供应链安全影响最大的半导体，日本2021年推出“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以强化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开发、完善国内半导体生产基地建设。基于此，同年，日本设立了针对微芯片、功率半导体生产企业的产业技术实用化开发事业补助金制度，给予新生产设备或去碳化设备最高150亿日元补助金。受此激励，日本部分关键零部件厂商开始增加国内生产。例如，全球第二大闪存制造商铠侠（Kioxia）2022年3月宣布，在日本国内新建芯片工厂（Fab2）以提高3D NAND闪存产量。

其次是加快新兴数字技术研发。据《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日本计划推出“特定重要技术研究开发基本方针”，为量子通信、人工智能、6G等新兴数字技术研发提供信息与资金支持，并设立“协议会”推动信息收集共享。加强新兴数字技术运用，推动企业共享资源，提升供应链的可视化程度：一方面，促进制造过程数字化，积极引入先进机器人、3D打印、物联网等；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管理中引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即时掌握企业生产流程，及时根据顾客反馈调整生产内容。丰田开发的“营救”（RESCUE）供应链信息系统，管理着从丰田算起、覆盖10级供应商的库存数据，供应链受损的反馈时间从2011年的21天下降至目前的0.5天。

第三，构建多元化海外供应链体系。近年来，日美在“印太”领域的经济合作日趋频繁，日本陆续将东南亚、南亚等作为海外供应链支点，至2022年5月与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初步形成了“以日美同盟为主轴、以高新技术为核心、聚焦印太”的海外供应链战略。

首先是日美双边供应链合作不断加深。2022年1月，美日印澳四方协调会上，日美共同呼吁“规划全球行动计划中的供应链蓝图”。5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荻生田光访美，就发挥美国半导体设计、日本半导体原材料和制造设备优势共同建设地区半导体供应链达成一致，计划共同加强人才培养、研发2纳米以下尖端半导体、制定出口管制合作计划等。5月下旬，拜登访日并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提出构建“有韧性的经济”（即供应链韧性）这一目标，日本积极回应并参与“构建针对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的库存与产能信息共享机制。

其次是推动“印太”供应链多边合作。2021年3月，日美澳印发表“关键技术供应链共同原则声明”，提出“确保产品设计安全、建立高透明度供应网、评估供应商是否诚信”。2022年5月，日本公布了“印太地区供应链韧性计划”8个批准项目，其中印度6个、澳大利亚2个，这些项目将于2023年3月实施，帮助日企实现供应链可视化、物流升级、生产基地多样化等。同期，岸田出访东南亚并发表声明，倡导“亚洲未来投资计划”以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同年7月19日，日本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22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论坛声明了“国际伙伴关系”基础上的“透明、多样、安全、可持续”四原则，剑指“印太”供应链。

再次是视东盟为稳定供应链关键支点。2020年7月，东盟—日本经济部长会通过了《东盟与日本经济复苏行动计划》，密切经贸合作关系，加强信息互换，增强企业供应链韧性。至2021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达8.9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8.3%，贸易总额达24.8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1.3%。2020～2022年，日本共实施5轮主要针对东盟的“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事业，对从事半导体、汽车零部件、航空飞机零部件、高性能材料、高性能燃料涡轮机、蓄电池、医疗用品的上百家日企给与 1亿～15亿日元补助金，泰国与越南是日企供应链调整的主要对象国。

第四，推动日企完善抗风险能力体系。首先是制定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业务可持续计划”（BCP）。该计划指为缩短供应链恢复所需时间、降低企业损失，在风险事件发生前制定的，包括从业人员安全确认、财产损失情况查询、业务经营活动恢复等内容的计划。BCP涵盖供应链风险识别、业务影响度分析、业务可持续战略等，摸清已掌握的重要战略物资与关键技术情况，以及供应链上游原材料与零部件供货商的信息。例如，三菱商事集团专设危机管理室作为风险处理司令塔，旗下1700余家子公司已制定BCP，重点监督80余家重点公司的BCP制定和实施，以掌握集团供应链风险点并调整应对方案。通过制定BCP，部分日企发现了供应链安全隐患，采取了缩短供应链长度、将生产地放在消费地附近、构建多个供给途径等措施。其次是建设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体系。日本物流系统协会提出“物流概念2030倡议”，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同行业一体化”物流平台，以实现物流流程的模块化和相互渗透。风险发生时，可以最快速度调整供应链，转换运输线和生产线，增强抵御供应链风险能力。例如，日立物流2021年建设的新一代物流中心，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搬运车，实现了共同物流服务。此外，随着供应链安全需求提升，部分日企开始自建物流部门。例如，日本从事医药产品批发的东邦控股，2021年设立共创物流公司负责内部物流。

再次是重视物资储备和商业保险。提出“战略性冗余”概念，增加供给容易中断、难实现替代的零部件与原材料的储备，确保抗风险能力。在政府引导下，日企物资储备呈增加态势。例如，日本半导体供应商2021年末的车载半导体库存同比涨9%，达524亿组；石油企业自主开发权益量从2016年的66万桶/天提升到2022年的100万桶/天；农业经营者2021年大米库存同比增长10.1%，达283公斤。此外，对“业务中断保险”（BI）在保障供应链安全上的作用日益重视。日本损害保险协会调查显示，日本中小企业2021年二季度参保额同比上涨14.8%。

二

受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供应链成为大国博弈焦点。加之产业竞争力下滑，日本追随美国“重建”供应链。

第一，日本的全球化生产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蓬勃发展，日本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积极布局全球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形成“生产”“投资” “消费”三头在外的外向型供应链体系，海外生产比例从 2001 年的 24.6% 升至 2018 年的38.6%。伴随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日企将供应链不同流程分散至不同国家，并追求极致零库存，导致产品的零部件可能来自数十个国家，供应链脆弱性显著提升。现有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全球化生产，无法有效应对持续增加的各类风险。例如，丰田“准时制”（Just In Time）库存管理方式多次因供应链断裂造成生产停滞，2022年4月再次受疫情影响下调10%产量。

全球化生产风险最为典型的是半导体和原油企业，有49.3%和79.8%的日企将这两者视为企业经营的主要负面因素。由于半导体缺货，2022年5月，日立不得不停止部分型号洗衣机的生产和销售，三菱电机也推迟了新产品发布。由于原油涨价，2021 财年，日本原油进口额暴增 256.2%，至7801.7亿日元，单月贸易额从顺差变为高达8427亿日元的逆差。受此影响，三井集团所属普瑞曼聚合物公司以聚乙烯为主要生产资料，计划压缩10%国内产能，并在2023年关停部分生产设备。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人员与货物移动受限、零部件与原材料供应受阻，生产无法正常运行。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丰田国内工厂就因零部件短缺而将产能下调40%。2022年4月，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调研了790家企业，七成受访企业表示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近3/4大企业明确将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受疫情影响，2021 年二季度至 2022 年一季度，日本制造业的营业额增速从20.1%降至9%，净利润增速从159.4%降至18.4%。

伴随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现象愈发频繁，气候变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2011年3月泰国特大洪水，众多日企聚集的工业园进水，丰田、本田等在泰国的整车工厂相继停产。2018年7月西日本暴雨，马自达总部所在的府中町受洪水袭击，无法将零部件运至工厂，生产停止。2019年10月，台风“海贝思”纵贯东日本地区，小型建筑机械厂商竹内制作所生产停止、销售停滞，当年利润下降20%。2021年8月日本九州等地持续暴雨，引发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三井物产所属三池冶炼公司的冶炼设备浸水，生产被迫中止，影响到汽车钢板的生产。此外，气候异常导致的农作物减产，或进一步引发零部件和原材料产地的社会动荡，最终也将传导至供应链。

第二，美国战略调整加剧日本的供应链风险。美国依据所处供应链位置优势，通过一系列操作和鼓吹，成功把供应链安全转变为全球性的制度安排问题，使其成为遏制新兴国家的政治手段。自特朗普开启贸易战到拜登“重建美国”，美国先后推出《出口管制改革法》（2018年）、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2021年）、 《建立供应链韧性、振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2021年）、 《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以及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安全》（2022年）、 《改善供应链数据新举措》（2022年）等一系列加强供应链管制的措施，着力塑造部分产业供应链内循环和去中国化，确保其他国家不把供应链当作武器对付美国；要求第三国厂商涉及美国管辖范围的出口产品，也要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在“印太经济框架”等双多边领域推动数字基础设施韧性和安全性。日本处于中美竞争前沿，且在贸易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美国战略调整显著增加了日企采购、销售等环节的不确定性。

由于供应链高度集中，美国加快推动美中“脱钩”已造成全球供应链紊乱，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因应措施。日本对目前局势的焦虑感显著增加，近年来官方文件反复强调“美中竞争下的国际政治风险”。一方面，日本要考虑日美同盟关系采取追随措施，甚至通过参与国际规则调整在大国竞争中火中取栗；另一方面，日本要避免日企在经济竞争中遭受损失，主动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规则改变、出口手续变复杂。日官方称，参与美国贸易规则重塑、与美积极讨论经济安全保障，就是要确保日本产品被美欧市场接受，免于受到限制和打击。受美国影响，日本开始更多从地缘政治风险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经济已现保守化倾向，在供应链问题上从重视资源配置效率转变为重视维护经济安全，要“与有志国家加强合作”。由于战略物资供给的不稳定性增加，日企基于现实考虑把地缘政治风险纳入经营考量。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供应链震荡，根源也在美国，并对日企业造成重大打击。一方面，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美西方对俄制裁也是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此次危机加速了贸易格局重塑，也进一步损害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日本经济新闻主导的“日本企业社长100人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将导致经营恶化，近四成表示将导致2022年收益下降。一是影响能源。俄罗斯是日本第二大煤炭供应国、第五大原油与天然气供应国，伊藤忠、丸红、三菱商事等深度参与了俄罗斯远东油气输送的“萨哈林”项目。日本参与对俄制裁，将引发一系列长期性的能源供应调整。二是影响半导体材料。乌克兰氖气产量占世界70%、俄乌两国氪占世界80%、俄罗斯钯占世界40%，伴随危机长期化，日本半导体产能将被迫收缩。例如，日立正探讨将在乌克兰的生产基地外移；日产只能靠库存钯维持生产，后续有断货可能。

第三，产业竞争力下降是深层次原因。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对日经济打压后，日本出现产业外移“空心化”、市场萎缩“老龄化”、创新不足“落后化”，GDP全球占比由1995年顶峰时的17.8%一路下滑至2021年的5.2%。经济“二流化”的焦虑导致日本保护主义再抬头，积极配合美国“遏华”。半导体和电子信息业整体衰落是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日本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80年代中期半导体在全球市场占据压倒性优势，1988年达到全球市场份额的50.3%。与之相伴，美国以国防安全为由打响对日“半导体战”，采取限制进口、阻碍技术引进和研发等恶劣手段，致使日本半导体产业没落，近10年全球市场份额维持在10%左右，2030年有可能变“零”。受此影响，再加上僵化的封闭式研发与生产，日本电子信息产业也呈现衰落景象，出货额从2000年的59.5万亿日元降至2020年的39.2万亿日元，产业附加值从20.2万亿日元降至13.2万元日元。 

产业外移符合日企利益，却降低了日本政府对供应链的掌控度。例如，日本电子信息产业外移至中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日益加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一趋势仍在加强，2021年日本在电话、计算机、计算机零部件等方面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分别为88.6%、77.6%、63.7%。医药品、重电机械、汽车零部件等也存在类似情况。按日本官方统计，5000种进口品类中1133种“依赖从中国进口”，占比23%，超过对美国的 18.1% 和对德国的 8.5%。由此，日本政府认为自身供应链对单一大国中国依赖度过高，需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实现经济与安全再平衡。

虽然全球化水平很高，但日本产业政策的逻辑底色仍是保护主义。明治维新中日本倡导“殖产兴业”，禁止外国人从事商业、投资矿山等；二战后采取“幼稚产业保护”，增收高额关税、设置进口许可、提供各类补贴；时至今日，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对进口和投资保护最多的国家。日本政府喜欢培育产业，面对当前错综复杂国际局势，保护主义披上经济安全“外衣”再次浮出水面。其认为不确定性风险加大，产业政策覆盖面也应拓展至气候变化、经济安全保障、全球资源配置、供应链安全等涉及产业竞争力的方方面面，进而构建自主可控的生产体系，确保国际分工中的“战略不可或缺性”。

三

日本跟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实质是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最大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最终还要回归基于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的全球化。

第一，中短期内供应链调整与动荡并存。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点。世界尚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走出，美西方的危机应对政策又成为新危机的根源，经济扭曲显著推高国际政治经济风险。深度嵌入全球化的日本，不仅要面对合规、交付等传统商业风险，更要面对竞争力下降、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风险叠加等挑战。供应链政策不得不从“生产效率与成本管控”经济学视角转向“权力与更广泛安全”政治学视角，突出安全偏好，“强内韧外”。

强化供应链是日本当前的一项国策。一是加强国内供应链建设。日官方称，只有国内产业体系完善，才能确保战略性物资供应，进而构建可信赖的全球供应链体系。2018年以来，日本海外生产比率持续下降，至2021年落至33.8%，化学、机械、汽车等重点行业均大幅下降。近两年，日本加大国内半导体基地建设投入，相关预算已从2021年的347亿日元迅速增至2022年的2617亿日元。受政策影响，日企国内库存显著增加，2022年5月工矿业库存率达121.5%，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攀升。二是推动关键供应链和供应链关键节点近岸化、联盟化。驱动日本供应链开放布局的因素弱化，保守主义因素强化。为确保战略物资供应稳定，避免过度依赖“地缘政治风险国家”，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在“可信任的友好国家”建设供应链，推动“友岸外包”战略，供应链政策随美起舞、借势谋利。日企在北美、东盟开展业务的比率持续提升，两个地区的子公司占比分别从2018年的12.5%和28.4%升至2020年的12.6%和28.8%。

忽视市场因素强行“重建”供应链，必然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深化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加深，曾一度被认为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推动力。日本以邻为壑的安全经济逻辑，不仅不会带来其幻想的供应链安全，反而会因“经济问题武器化”而恶化亚洲地缘政治形势，干扰亚洲已有的RCEP等合作框架，增加企业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加剧供应链脆弱性，弱化乃至反噬世界和平。日本经济界对此有较为清醒认识，质疑声不断。

第二，供应链发展最终仍要回归全球化。虽然中短期美西方呈现逆全球化的供应链逻辑，但全球化并不会停滞。人类历史上历次大繁荣都是开放的产物，全球化最终将历经阵痛再深化。日本政府鼓吹经济安全，企业界很无奈。

供应链调整并不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按日本央行的测算，日本潜在增长率一路下滑至脚底，1990年左右还是4%，1995年迅速跌至1%，2010年后进一步落至 0%～0.5%。“安倍经济学”未改变这一趋势，岸田“新资本主义”也有待观察。这是因为日本经济面临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迷、投资收益很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等，必须依托开放的国际市场才能克服。2021年商品及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1.8%，而国内消费贡献度仅0.6%。

自由贸易才是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供应链安全政策与自由贸易国策冲突，不仅降低经济效率，还会增加企业和社会负担。一是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最直接的，日企既要符合政策要求，又要绕开“脱钩”政策，只能在“备用生产线”“库存”“安全专人专岗”等方面增加投入。调研显示，企业总支出增加 5%左右，全球化生产布局优势被浪费。丰田等已形成精益化的全球供应链运作管理模式，是其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来源，若被迫调整，对其而言将是极其痛苦的过程。二是增加社会负担。例如，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向兴和、伊藤忠和松冈采购了90亿日元口罩。由于生产线从中国迁至缅甸，口罩不合格率居高不下，造成社会浪费。

第三，提高产业竞争力是供应链安全的根本。归根到底，供应链安全与否要看产业体系完不完善、竞争力强不强。日本政府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企业变革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稳定性，进而降低供应链风险。借助5G、人工智能、量子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供应链整体可视化，能够及时准确把握供应链的动态与风险点，确保最优库存规划、物流运输顺畅、生产平稳进行，降低供应链中断时的恢复时间。此外，日本还重视补齐供应链短板，如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向上下游延伸。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供应链问题，更是国家创新能力问题。日本政府专设数字厅，推出“实现数字社会改革基本方针”“数字管理实行计划” “信息技术导入补贴”等；推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企业供应链维护、交易、物流中的应用；为中小企业提供“制造业补贴”进行供应链技术改革。这些措施正逐步发力，作用逐渐显现。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供应链体系中的应用，实现供应链可视化，建设关键零部件与原材料库存管理体系，推动企业间数据信息共享，将成为构建未来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官民配合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法。日本政府将企业纳入规则制定过程中，积极征求企业意见，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2022年6月，经产省成立数字化时代全球供应链高度化研究会，通过官民合作方式共同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共同制定数据流通规则、共享标准等。BCP等不仅是抗风险措施，还与企业竞争力紧密相关。截至 2022 年 5月，共有2378家日本中小企业制定了BCP，有效提升了中小企业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的能力。政府主导下的BCP体系构建，有助于中小企业关注更广泛的供应链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

结语

中日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三大经济圈之一，两国供应链深度融合。日本强化供应链安全的做法正在破坏地区价值纽带，损害东亚的全球竞争力。中日关系和则两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跳出以邻为壑思维深化经贸合作，进而实现双边关系稳定，是摆在时代面前的重要课题。

即使是最困难的时期，中日经贸往来也未中断。经过几十年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密切，年贸易额超3100亿美元，中国连续14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半导体相关产品和化工原材料的重要购买国。在华供应链已成为日企全球供应链的重要部分。中国作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日本供应链很难与中国“脱钩”，反而要在研发、市场等环节强化对中国的倚重。中国市场对日企而言魅力巨大，47%日企认为中国是未来3年最有潜力开展海外业务的国家，高于美(32.8%)、印（38.0%）。

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两国贸易和投资仍在深化。2021年，双边贸易同比增幅达到17.1%的历史新高，其中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化学工业及其相关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等主要贸易品均出现显著增长，分别为 68.1%、87%、88.9%。同年，中国实际使用日资金额同比增长 16%，达 39.1 亿美元。大型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发那科与安川电机均决定增加对华投资，以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采取中国本地化生产经营策略的松下，2021财年在华家电业务增幅高达119%。部分从中国转出的日本工厂，也是基于成本和市场考虑而非安全因素，且并未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

日本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两国都在地区供应链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于新能源、公共卫生、健康养老、第三方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进一步深度融合符合双方和地区的共同利益。用所谓“价值观” “安全观”干涉市场行为，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复杂化，最终可能养痈为患，长远危害地区稳定和日本自身的利益。（作者：田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