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关键是什么？

导读：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总统签署了此前在国会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这是拜登政府在《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等之后取得的又一项重要立法进展。该法案虽然突出了“芯片”问题，但实际上有很多条款事关美国科研和创新体制的深层次调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针对此项立法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该法案将加强美国“面向未来的产业”，确保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安全，将有助于增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布林肯强调，《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成法，再次表明美国有能力应对“时代挑战”。

《芯片和科学法案》在美国国内的推进，与所谓“中国挑战”密切相关。布林肯曾用“投资、结盟、竞争”概括美国的对华战略。所谓“投资”，即是加强美国国内自身建设，通过科研创新等领域的变革不断提升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

与特朗普政府一味指责中国不同，拜登及其核心幕僚承认美国国内存在的诸多挑战，并认识到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是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拜登政府强调要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努力使美国比中国“跑得更快”。

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负责人、新美国安全中心前副主席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曾提出，中国是美国在现代历史上面对的最有活力、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比起削弱或改变中国，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增强自身以及盟友伙伴的实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曾表示，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

为了实现“让美国跑得更快”，拜登政府致力于确保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科技力量是大国经济、军事等实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甚至被视为一种“新军备竞赛”。

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针》宣称，当前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ection point），美国面对一个“民族主义兴起、民主衰退、与中俄等威权国家较量日深、技术革命重塑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由是观之，科技竞争是塑造未来世界、决定中美之争的关键因素。

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科技因素也已经渗透到美国对华竞争的其他领域。在美国力图打造对华“全域竞争”“跨域竞争”“长期竞争”新格局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强调科技竞争的重要性，并着力凸显这一问题与外交、国家安全、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政策的紧密关联度。

布林肯曾提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八大优先事项，其中之一就是确保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布林肯称，全球性的技术革命正在展开，世界主要大国竞相研发和部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美国的对手则利用技术对美国进行侵扰破坏，“如今，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要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加大投入，并提升这一议题在我们外交和国防中的地位”。杰克·沙利文宣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保持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这些技术对自由社会而言是安全、可靠且有益的。

应当看到，强化对华科技竞争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中有较强共识，《芯片和科学法案》正是集中体现。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两党重量级议员在国会联手推动多部法案，力图为行政部门对华科技施压提供重要支持。

前科技企业负责人、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Mark Warner）称，中国对美国科技优势的侵蚀对美国构成所谓“生存性威胁”。他和其他议员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与美国科技企业的联系与合作，设立负责对华科技竞争的跨部门机构，主张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应对中国的科技联盟。此外，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施托伊贝（Greg Steube）、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等人也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提出多个法案。

概而言之，美国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具有“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特征，尤其是注重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进而从根本上巩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力图在增加科研投入、改革科研体制、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等多个层面推进政策调整。

首先，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投入将显著增加。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成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等人认为，美国政府对研发投入不足是导致美国对华技术优势缩减的重要因素，2030年前后中国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总额将超过美国，拜登政府需尽快提升联邦政府对科技的资金投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称，2000年以来，全球研发投入增长幅度超过200％，从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看，美国正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少于德国、韩国等经济体。

《芯片和科学法案》将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增加研发投入，将使相关研发支出接近美国GDP的1%，实现70年来最快的年度占比增长。拜登强调，新增加的2000亿美元研发资金将用于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商务部等机构的项目，确保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中引领世界。

其次，美国注重调动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推动创新活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执行主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前主任凯尔文·德罗格迈尔（Kelvin Droegemeier）称，除增加科研经费之外，美国应在科研体制上有更多创新，建立“统合多部门并涵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的跨部门架构”。他表示，与中国不同，美国拥有最有竞争力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创新体系，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大学和学院，营利性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当它们携手推进美国科学研究的共同目标时，就超越了个别部分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同于中国的竞争方式”。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推动《芯片和科学法案》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她表示，该法案针对芯片研发和制造所投入的527亿美元将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预计将通过“税收抵免”等方式撬动2000-4000 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

在《芯片和科学法案》的推动下，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宣布投资400 亿美元支持内存芯片产业，高通宣布为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Global Foundries）在纽约扩建提供42亿美元资金，并计划在未来5 年内将美国本土芯片产量提高50%。据统计，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与芯片相关的投资总额达到近1500亿美元。

第三，美国注重推动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能力提升之间的融合，将对华科技竞争与强化美国供应链韧性等政策目标相互捆绑、并行推进。《芯片和科学法案》聚焦芯片，旨在该产业领域推动供应链的全面重塑，实现“在美国发明、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制造”的目标。

拜登表示，美国人发明了芯片，30多年前美国的芯片产量曾占全球产量的40%，但随着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当前美国国内芯片产量的全球占比已不足10%。拜登表示，中国正试图在制造先进芯片方面把美国甩在身后，这也是中国积极游说美国工商界反对《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原因。该法案要求，接受美国联邦政府研发资金支持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其研发成果。

有分析认为，未来六年内《芯片和科学法案》将在美国国内创造超过100 万个工作岗位。美国政府试图“利诱”相关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出，或是远离中国的供应链。此外，美国政府和国会还有意推动建立新的“海外投资审查机制”，阻止美国机构和个人在中国国内投资高技术产业和项目。这些做法或许将推动中美“科技脱钩”更趋加剧。

总之，中国不宜低估美国在推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的决心和进展，要看到这场较量不仅仅是围绕科技研发投入的比拼，如何打造更具持续性和效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才是中美博弈的关键。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提速升级”的新态势，对中美关系带来复杂严峻挑战，中国需着眼“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善，积极构建与“科技强国”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安全体系。（作者：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