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

内容摘要：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亦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施策。

一

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共和党保守势力似乎显得比民主党和广大自由派更为强硬。但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史可以发现，民主党并非“温和外交”的代名词。长期以来，美国民主党中就不乏坚定信奉美国“自由霸权”的不可获缺性，不排斥使用对外干涉手段来推进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人士，这些被称为“自由鹰派（liberal hawk）”的政治精英深刻塑造了20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如今，“自由鹰派”随着拜登政府执政重新走上前台，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第一，拜登政府内的“自由鹰派”多为原奥巴马政府内建制派精英官员，其权力地位得到空前巩固。“自由鹰派”要员在拜登政府中普遍获得了比之前更高的职位，甚至是内阁级要职，不少民主党背景的新生代“自由鹰派”战略人士则进入关键岗位进行政治历练。由此可见，时下“自由鹰派”在美国外交安全领域的掌权力度达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又一个高峰，并正在推进人事和政策的代际承续。

第二，受国内政治影响，“自由鹰派”掌权后在外交安全领域实施了更加富有左翼色彩的改革议程。“自由鹰派”不仅要重建在特朗普时期遭到严重冲击的外交安全机构，还需要为拜登政府的外交安全布局注入更多的左翼特色，服务党派政治需要。“自由鹰派”领导的外交安全机构依据白宫发布的《关于振兴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人员、机构和伙伴关系备忘录》推出凸显性别权利、文化多元、反种族主义等左翼政治元素的部门改革措施，积极推升民主人权、气候变化等左翼外交议程在整体对外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

第三，拜登政府内的“自由鹰派”既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基本原则，又依据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创新政策思路。面对美国实力地位遭遇困顿，“自由鹰派”仍坚持“自由霸权”战略，鲜明提出要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比如：针对实力根基受损，“自由鹰派”提出“中产阶级外交”谋求内外政策融通。针对对外政策过度“军事化”，“自由鹰派”将“一体化威慑”作为安全战略的最新指导，在战略收缩的基础上更新力量使用方式。针对盟友体系不适应现实需要，“自由鹰派”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新机制，在盟友伙伴间营造新型互动方式。

二

在美国对华政策系统性地转变至以竞争为主基调的宏观背景下，民主党拜登方面同样高度重视中国问题。不过，目前“自由鹰派”主导的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并不完全是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被动继承的结果。事实上，“自由鹰派”对中国的战略提防具有连贯线索，早已积累起对中国的威胁性认知。从克林顿时期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到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自由鹰派”很早就觉察到中国具备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潜质，在后冷战时代一直对“中国挑战”抱有警惕。拜登政府执政后，“自由鹰派”接受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框架，并以自己的方式就对华战略竞争作出区别于特朗普政府的修正和补充。

第一，“自由鹰派”进一步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自由鹰派”寻求回答“中美争的是什么”和“怎样才算在竞争中获胜”等事关中美关系方向和路线的基本问题。在“自由鹰派”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和体系主导权，落脚点是通过复杂博弈令中国承受高额竞争成本，使之无法继续拥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和决心，同时在共同关切上对华展开必要合作。根本而言，“自由鹰派”最终希望将对华竞争深度融入重新强化“自由霸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系统变革之中。

第二，“自由鹰派”细化了对华竞争的政策布局。一方面，“自由鹰派”在掌权后没有急于回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施压举措，而是迅速在重要部门内组建多个专门对华机制全面审议对华政策，寻求强化长板、补齐短板。另一方面，在“自由鹰派”主导下，拜登政府明显提升多边外交手段在对华竞争中的运用，在各个层面引入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尤为重视的盟友伙伴力量，试图令中国感受到更强的“体系性压力”。

第三，“自由鹰派”调整了对华竞争的限度和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政治议程。在党派政治斗争加剧的背景下，“自由鹰派”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加考虑契合民主党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文化。在气候变化等某些既牵涉国内政治关切又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自由鹰派”的策略措施更加具有弹性。不过，这些策略性调整不意味着“自由鹰派”将整体放松对华竞争的强度；相反，他们寻求通过政策澄清来使得上述调整不被理解为对华“妥协”。

三

尽管“自由鹰派”全面掌握外交安全领域权力，但国内外的变局挑战和中国的回应将为其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带来一定影响。

首先，乌克兰危机持续难解令“自由鹰派”聚焦对华竞争面临战略考验。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使得长期困扰美国政策界的如何摆布对华、对俄战略关注和投入的问题空前凸显。某些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经验的专家认为“同时处理多重危机和多个战略议程非常困难”。尽管“自由鹰派”主观希望避免对俄乌局势的处理影响到印太地区对华竞争的推进，但其对华、对俄战略能否实际取得“既有先后，又有统筹”的设想效果还尚未可知。

其次，“自由鹰派”很难让盟友伙伴在对华政策上同美国“完美对表”。盟友伙伴是“自由鹰派”用以规制中国的重要凭借，但同时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布局中又具有不确定性。尽管“自由鹰派”希望海外盟友体系着眼制衡中国转变得更为灵活、更加聚焦特定议题，以构筑所谓威慑中国的“实力现状”，但从美国新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额外伤及法国同澳大利亚关系且令部分东盟国家产生忧虑的案例来看，“自由鹰派”深度整合盟友伙伴还有很多内在矛盾有待解决。

再次，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会让“自由鹰派”的对华战略竞争更加复杂曲折。在高度极化的政治氛围下，“自由鹰派”所主导的对华政策则无可避免地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激进派的“两头夹击”。此外，“自由鹰派”的对华竞争方案强调通过国内重建增强实力基础，但国内经济问题和共和党对民主党国内重建议程的质疑，则影响到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具体推进。

最后，“自由鹰派”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前景还将与中国的回应密切相关。当前，“自由鹰派”虽然确立了对华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但对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调和三种策略的配比和用度尚处摸索之中。对此，中国在新时期中美互动中将展现更大主动性，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保持与美方对话合作的开放性，防止中美走入被狭隘“竞争”概念所导向的对抗陷阱，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有韧性的战略稳定。

四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自由鹰派”在“中产阶级外交”的旗号下谋划重振美国霸权地位，并将对华战略竞争作为霸权修复工程的核心要件加以审慎评估和系统布局。然而，国内外形势变动又对“自由鹰派”持续聚焦对华竞争构成了现实挑战。美国这种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姿态明显加剧中美关系紧张，使得双方冲突风险上升，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度调整、跨国性安全挑战日益突出的战略现实，无论是“自由鹰派”还是美国其他政治力量，都需要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而不是将对华政策和维系霸权紧紧捆绑。（作者：张昭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