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下阿盟与中国关系走向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加剧，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秩序处于持续演化和重塑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干预力量减弱，总体上有利于中东地区构建起相互制衡和相对稳定的地区新秩序。阿盟作为中东最重要的地区组织，长期致力于在促进阿拉伯国家团结、维护地区安全、推进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发挥作用。然而，近年来阿盟面临内部凝聚力弱化，对阿拉伯事务的协调力、影响力式微的困境，需要以改革开新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东地区形势有望延续缓和势头，地区间合作有望加强，这将成为阿盟重新整合的机遇期，也是中国与阿盟关系新的发展期。新形势下，中国与阿盟都有继续深化合作与全面发展关系的意愿和需求，双方将依托中阿合作论坛平台，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质的提升。

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成立于1945年，是中东最早成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在协调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阿盟成立之初，中国就与之接触。新中国成立后，双方建立起官方联系。此后，双方在国际事务、双边事务等方面展开积极互动，尤其是2004年中国与阿盟共同创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提升，双方合作已结出丰硕成果。2019年3月召开的第151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强调阿盟各成员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密切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因此，阿盟这一区域一体化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未来走向。与此同时，该组织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阿关系的务实深化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

学术界对阿盟的关注和研究多为对其建立背景、运行机制、功能绩效等自身相关方面的探讨，对其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其中，国外学者对阿盟对外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阿盟与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关系，如阿盟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原“非洲统一组织”）、欧盟、北约等关系。关于阿盟与主权国家关系的研究，多为阿盟与其所在地区国家的关系，甚至是与其所辖国家的关系，如阿盟与伊朗、埃及、突尼斯等国的关系。中国学者对阿盟对外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埃及与阿盟的关系，代表作包括：王冰的《试论纳赛尔埃及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关系》、赵军的《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等。中国学者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中国与阿盟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为对中国与阿盟合作机制及一些领域合作现状的研究，代表作有：刘中民、舒梦的《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关系》、牛新春的《关于中阿合作机制的思考》、郑圆皓、李金的《中国与阿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方法与策略》等。鉴此，在2022年首届中阿峰会召开之际，本文以世界大变局为研究背景，拟在简要梳理阿盟发展历程、厘清地区局势演变与阿盟发展的逻辑关系，并总结中国与阿盟关系发展基本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当今国际和中东秩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对阿盟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新形势下中国与阿盟关系发展的前景和路径。

大变局背景下阿盟国际角色的重塑

近几十年间，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此情势下，阿盟发展历程充满坎坷和艰难，总体呈现由盛而衰的态势，但不应否认，该组织在一些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阿拉伯官员和学者清醒地认识到，阿盟存在诸多问题，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要么通过改革原有体制或机制弥合现存矛盾，要么矛盾加剧，走向更严重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的变化在中东地区亦有体现并推动阿盟进行改革，以期改变在地区事务中被边缘化的局面。

（一）变局：国际秩序调整带动中东地区秩序重构

大变局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国际体系的加速调整，其突出特点是国际权势开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其现实表现为大国博弈加剧。大国博弈是国际格局和秩序加速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也是大国力量再平衡的过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虽然竭力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但难以阻挡国际新秩序变化之势。近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中、俄采取“双遏制”政策，大国全面博弈和竞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被认为是对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进一步挑战。

国际秩序调整影响中东地区秩序的演变。国际秩序长期由美国主导，中东地区爆发的争端、冲突乃至战争大多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干预，包括阿盟在内的地区组织的发展变化，以及一些地区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调整背后也都有美国因素。近年来，随着国际秩序深刻变化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以美国利益为轴心构建起来的地区秩序及地缘政治格局随之开始松动。当前，中东地区秩序又一次进入深刻调整期，地区大国都试图根据自身利益对地区秩序进行塑造，希望在新的地区秩序形成过程中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而在其中占据有利地位。从大变革时代的视角看，上述变化既是当前国际秩序调整及大国力量再平衡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中东向本地区地缘政治现实生态回归的过程。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更多地参与地区秩序的塑造也是大势所趋。多元国际力量参与中东事务，总体上有利于地区构建起相互制衡和相对稳定的地区新秩序。

（二）困局：阿盟的地区影响力与作用式微

只有团结、强有力的地区组织，才能在地区冲突管理、经济合作、共同外交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阿盟曾在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运动和协调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其发展进程跌宕起伏，历经波折，凝聚力与影响力相比创建初期有明显下降。

首先，中东域内矛盾严重削弱了阿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时期内，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阿以矛盾，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当时，阿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合作。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公正合理解决是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意志。在阿以间爆发的五次中东战争以及数次巴以冲突中，阿盟的工作重点就是顺应阿拉伯世界要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呼声，团结阿拉伯国家共同应对挑战。在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之前，阿拉伯世界尚未陷入全面的分裂与对抗，阿盟在中东地区问题的斡旋调解上积极有为，在化解冲突、管控危机乃至阻止战争的爆发或结束战争问题上，均有许多成功案例。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严重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意志。阿盟内部在如何处理巴以关系及声援巴勒斯坦上出现分歧。一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再愿意为巴勒斯坦问题背包袱，希望通过与以色列改善关系，获得合作与发展的机会。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造成巨大冲击。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及此后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阿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令阿盟的分裂更加严重。“阿拉伯世界内部碎片化加速,整体影响力下沉,连在本地区发挥辅助性功能也十分困难,其地区政治行为体的地位也处在危险之中。”此外，由于大国竞争和博弈加剧，中东热点问题多发，国际社会对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传统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和反应度都有所下降。多数阿拉伯国家也都忙于应对本国的内政问题，降低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度和参与度。阿盟的集体意志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及地区局势演变中渐趋弱化。

其次，外部干预使阿盟进一步“碎片化”。中东地区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背后都有外部干预的影子，其中，美国因素对中东秩序演变和局势发展的影响尤为重大。几十年来，美国不断插手中东事务，挑拨阿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甚至直接干预阿拉伯国家的内外政策，致使阿盟凝聚力下降，在很多地区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在阿以问题上，美国一贯偏袒以色列，并试图以多种方式分化瓦解阿拉伯国家的力量。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将阿拉伯国家纳入其与以色列倡导的所谓“中东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中，推动召开“马德里中东和会”。然而，美国将阿盟排除在和会之外，使其无法在第一时间协调阿拉伯各国立场，从而削弱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力量。有学者评价阿盟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时表示，“既成功又失败，既有效又失效。这是域外强权长期强力干预的产物。”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施压，甚至直接要求阿拉伯首脑会议敦促萨达姆流亡。虽然阿盟明确反对美、英动武，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伊拉克问题，但一些阿拉伯国家最终没能顶住美、英压力，为其提供基地，这使阿盟陷入极大被动，也引发一些阿拉伯国家对阿盟的不满。伊拉克战争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提出“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阿拉伯多国对此议题分歧严重，致使2004年的阿盟峰会推迟举行，半数国家元首缺席会议，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成果。在阿拉伯剧变中，美西方的干预直接导致了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使阿拉伯世界陷入长期动荡，尤其阿盟在西方舆论压力下冻结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使该问题至今仍是阿盟内部难题。

近年，阿盟仍面临多方面的现实问题，致其作用力与影响力进一步减弱。在人员方面，多个国家由于自身尚未实现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而没有向阿盟派遣足额的外交官，使得无论是阿盟总部，还是其驻外机构都处于严重缺员状态。在资金方面，《阿盟宪章》规定，成员国有缴纳会费的义务，处于贫困和动荡的国家可以暂免。阿拉伯剧变发生后，多个阿拉伯国家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贫困和战乱状态，因此拖欠会费现象严重，致使阿盟面临资金困境。在成员国地位方面，各成员国本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缴纳会费和派遣人数差异较大，阿盟事务主要由经济和人力资源雄厚的地区大国主导。一些大国力求将该组织打造为本国或所属小团体的代言人，弱小国家则不得不听任摆布。此外，由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工作效率不高，阿盟的工作效率也随之降低。《阿盟宪章》规定，阿盟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共同颁布决议或发布文件须征得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个过程往往较长，这也影响了阿盟对外交往的效率。阿盟经济关系处主任泰马尔·扎伊丹称：“阿拉伯民众普遍认为阿盟机构庞大，运营成本过高，亟待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节约开支。”

（三）破局：深化阿盟自身改革以顺应形势变化

一段时期以来，阿盟在处理地区争端、推动经济一体化等方面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美西方的外部干预既是阿盟影响式微的外因，也是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阿盟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尤其是阿盟现有的框架机制和决策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形势。几十年来，改革议题一直是阿盟各种会议的焦点，多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对不能与时俱进的《阿盟宪章》提出过批评，希望对阿盟机构和运作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地区形势。

毋庸讳言，阿盟本身存在机构设置、决策机制等多方面问题。有分析认为，“阿盟宪章机制就是个过渡性机制”。在最初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期，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冲突中具有坚强的集体意志，阿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地区形势日趋复杂，阿盟在内部机制和协调能力方面的缺陷与不足日益显现，尤其自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阿盟无力应对局势变化的现实充分暴露。此外，随着时代变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阿拉伯各国的利益诉求和对外关系日趋差异化，也是阿盟不断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对阿盟成员国之间是否仍存有共同利益的质疑声也开始在阿拉伯世界蔓延开来。

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阿盟的批评声音明显增多，呼吁阿盟改革的诉求日益高涨。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建议立即对阿盟机构进行改革，建立新的阿拉伯秩序，使阿盟的运作机制能与不断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相适应。事实上，阿盟内部也从来没停止过对其机制改革的讨论。2004年3月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外长特别会议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内容包括：成立阿拉伯议会，负责加强阿盟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协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行动；成立阿拉伯安全委员会，负责阿拉伯世界的安全事务；成立阿拉伯仲裁法庭，调解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纷争；成立阿拉伯投资与发展银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成立阿拉伯最高文化委员会，作为阿盟的咨询机构；成立阿盟决议执行监督机构，确保阿盟决议的权威性等。在2005年的阿盟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设立阿拉伯议会（过渡性质），讨论了关于《阿盟宪章》改革、建立阿盟决议执行跟踪机构、修改阿盟投票机制等问题。此后历届部长级理事会，乃至峰会都会涉及阿盟改革相关问题的讨论。

未来，阿盟要重新确立作为阿拉伯世界重要协调平台的地位，除了必须进行与时俱进、标本兼治的改革之外，还需要找到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发展目标。阿盟秘书处阿尔及利亚籍官员伊拉尼·拜尔卡西姆表示，“当务之急是加强阿拉伯国家在阿盟框架下的协商与合作，鼓励仍处于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出路，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以摆脱外部干预。”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曾撰文指出，“阿盟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应对世界的变革缺乏主动性，显得缓慢而被动。当前，阿盟应积极改革，提高效率，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对时代挑战。阿拉伯世界正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迫使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更加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只有阿拉伯世界加强合作，才是维护共同利益的最佳途径。”埃及政治家穆斯塔法·法基也曾在报刊专栏文章中呼吁，阿盟需通过实施文化项目增强凝聚力，将有助于破解当前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阿盟与中国的关系面临新机遇

每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变化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考量，背后都有时代变化的驱动因素。近年来，随着外部力量对中东地区影响力渐弱，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也出现新变化：地区国家间的关系趋于缓和，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趋向回归，这有利于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东秩序。外部干扰和破坏性因素的减弱及地区国家间紧张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和发展上，进而为阿盟重新整合带来难得的机遇期。中国与阿盟的关系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有效的合作机制，当前形势为双方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中东地区形势出现积极改善的新动向

近年来，国际秩序调整，美国持续从中东战略收缩，使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依赖度降低，地区国家自主意识增强，更加倾向于走合作发展之路。从美国方面看，其中东政策不顾地区国家现实情况，加剧了中东国家的灾难。特朗普时期，美国贸然退出伊核协议，并试图在中东构建一个“亲美以、反伊朗”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其威逼利诱之下，中东地区一度形成了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反伊朗联盟。事实证明，这种阵营化格局加剧了地区国家的不安全及整个地区的不稳定。拜登执政后，虽然承诺要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纠偏，但其宣称的政策调整迄今大都停留在口头上，显示出拜登政府已无心且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在此情况下，多数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感减弱，更愿意向地区内部寻求发展之路。从中东方面看，实现稳定与发展是当务之急。美国挑起的阵营冲突对抗消耗了地区国家大量的发展资源，阻碍了国家间在地区发展及治理领域的合作。当前，发展已成为地区国家的核心诉求，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也严重制约着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中东国家希望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使地区国家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并通过地区合作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

在上述背景下，中东形势出现了积极的发展动向。2021年以来，地区多国为改善相互间的紧张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一些互相敌对或者疏远的国家通过双边互动或第三方斡旋关系有所缓和。一方面，阿盟国家之间搁置分歧，加强团结。卡塔尔与沙特等国复交，海合会国家重回团结是最显著的成果。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也致力于加强与地区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联酋加强与伊朗、以色列的互动，沙特加快与伊朗接触的步伐，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的关系正在逐渐解冻，以色列—阿拉伯会议召开等。这表明在“大国战略竞争下，中东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尽力做到扩大盟友、减少敌人，避免国力透支。”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新调整之际，地区各主要国家，及海合会等地区组织都希望通过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参与地区新秩序的塑造，从而扩大本国或区域组织的影响力。

（二）阿盟迎来重新整合的新机遇

当前，俄乌冲突持续有可能导致全球秩序的进一步分裂，但难以逆转中东地区局势趋向缓和的态势。尽管拜登政府一直企图拉拢其中东盟友，孤立俄罗斯，包括2022年7月拜登的中东之行，但中东国家普遍不愿“选边”加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列。沙特和阿联酋断然拒绝了美国等国将俄罗斯逐出“欧佩克+”合作的要求，表示不会把欧佩克与俄罗斯的关系“政治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两次与普京通电话，双方不仅对“欧佩克+”模式下的合作给予“积极评价”，还表达了发展两国互利关系的意愿。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也表示，“美国及其伙伴要求将欧佩克与俄罗斯的关系政治化，但我们不会这样做。”以上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同时也显示出中东多国要根据自身利益和定位来调整和制定对外战略和规划的决心。

中东地区出现的上述变化给阿盟重新整合和改革发展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地区局势趋缓及国家间关系改善有利于阿盟重拾阿拉伯团结。阿盟是阿拉伯国家团结的象征，其根本宗旨就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多年来，阿盟首脑会议一直呼吁阿拉伯团结，但未能阻止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局面，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又为外国干预和操纵提供了机会，导致了地区的不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第28届阿盟首脑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个转型和动荡的时代，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当前，中东热点问题普遍降温，地区各国正致力于改善关系，阿盟应抓住时机，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其次，域外干预和域内干扰因素减弱，有利于阿盟进行深度改革。在经历多次磨难和挫败之后，阿盟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事实上，改革方案已在阿盟内部酝酿和商议了多年，但是一直未能真正落到实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盟不断受到外部势力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以及地区内战争、冲突和动荡等因素的干扰。当前，这些干扰因素趋弱，阿盟应该充分利用当下契机，尽快将其机制和结构的全面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再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阿盟重新凝聚阿拉伯世界力量，推动阿拉伯国家合作发展，进而在促进地区发展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阿盟的核心议题，但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共同应对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是阿盟需要面对的紧迫议题。阿盟若能聚焦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和治理，乃至区域一体化问题，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致力于地区振兴、发展与繁荣，则可重聚人心，焕发新的活力，进而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际形势依然纷繁复杂，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持续存在，中东形势也处于变化中。阿盟应认清形势，明确发展方向，并采取切实行动，才能把握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重新确立其在阿拉伯世界协调者的地位，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中国与阿盟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期

数十年来，美西方的干涉使中东多国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局，一些国家在地缘政治博弈及冲突中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资源，也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阿拉伯剧变的爆发，本质上反映的是地区民众希望通过政府改变治理模式、走出发展困境的强烈愿望。一些变局国家此后陷入长期动荡，进一步拉大了其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新冷战”逆风劲吹，世界经济复苏与安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多国都承受着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一些国家的政权和社会稳定甚至已经受到威胁，发展问题引发的安全隐患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议题，引起地区各国的高度重视。

中东各国以及阿盟都主动调整内外政策，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在国家层面，多国依据各自国情制定了发展规划和愿景方案，如埃及的“2030愿景”、沙特的“2030愿景”，科威特的“2035愿景”等。在地区层面，阿盟也出台了“2030可持续发展方案”，以引领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应对当下的发展困境，并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东国家“以发展促稳定”的理念与中国不谋而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在阿拉伯世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当前，双方正在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合作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认同，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习近平主席于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又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都得到阿盟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前者为中东发展提供新路径，后者为中东安全提供新选择。中东多国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该倡议的支持。2021年3月29日，中国同阿盟秘书处召开中阿数据安全视频会议，双方在会后共同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开辟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合作道路。阿拉伯国家成为全球最早与中国共同发表数据安全倡议的国家，这也是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践行。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与阿盟的交流没有中止，而是不断创新形式，取得良好效果。2021年间，中国组织阿拉伯使节赴青海考察，使他们亲目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成果。中国首次举办阿拉伯外交官研修班，通过课堂讲授、实地考察、视频参观等多种方式，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以上活动都受到阿拉伯国家外交官的赞誉，他们纷纷表示希望以更多的方式了解中国，与中国合作交流。中国与阿盟的关系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期。

新形势下中国与阿盟关系的现实与未来走向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俄乌冲突使传统安全风险急剧上升，引发世界格局重新分化组合，加速大变局的演进，也为中东地区新秩序的构建，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塑造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屡次反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世界经济复苏受阻等，都使中东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21世纪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平台开展整体性合作交往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新形势为中国与阿盟的合作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持续深化合作是双方的共识，也是实现发展的需要。双方将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加快发展。

（一）中国与阿盟的友好合作成果丰硕

长期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变化和中东局势波动，中国始终将阿盟视为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平台、伙伴和桥梁。中国与阿盟在合作与交往中不断拓展领域，提升效率，创新方式。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与阿盟在论坛框架下的友好合作结出丰硕成果。

在政治领域，双方领导人共识为全面合作锚定航向。一方面，双方通过完善合作机构和机制提升合作质量。1993年，中国与阿盟签署设立阿盟驻华外交代表处的协议。1996年，阿盟派出首任驻华代表处主任（即阿盟驻华大使），代表处机构正式运作。中国自2005年起任命驻埃及大使兼任驻阿盟全权代表。此后，双方的互动交往有了更加直接且便捷的渠道和途径，合作效率显著提升。21世纪初，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阿合作论坛建立。自此至今，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活动都按照既定频率和规格有条不紊地举行，中国与阿盟的合作成果不断丰富和充实。另一方面，双方领导人通过密切沟通寻求合作发展。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历任中国国家主席都曾到访阿盟总部，与阿盟秘书长及成员国代表就中阿关系发展进行政策沟通。历任阿盟秘书长及其他高级官员也曾多次访华，双方官员还曾在其他国际场合就中东热点问题、中阿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和交流，为双方合作规划路径。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向阿拉伯世界发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邀约，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此后至今指引中阿合作的重要方向。2018年7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中阿关系确立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

在安全领域，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中东地区实现安全提供帮助。中东是世界上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并存。中国在近年间先后提出多项关乎中东安全的倡议，搭建多个推动实现安全的平台、论坛等。为应对不断严峻的数据安全挑战，2021年3月，中国外交部同阿盟秘书处共同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鼓励地区国家加强团结协作，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干扰，以实现地区安全与稳定。该倡议的发表，不仅惠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树立典范，为全球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在经济领域，中国与阿盟国家间的合作持续提升，亮点纷呈，既促进双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惠及双方人民。在贸易领域，中国是多数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则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原油供应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中国从阿盟成员国进口原油数量年均增幅在10%以上。即使在疫情发生后，中国与阿盟国家间的贸易也没有停滞，贸易额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在能源领域，为应对能源转型，提升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中国与阿盟国家将低碳能源领域作为新的合作点，积极开展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合作，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21世纪前20年内，中国企业在阿盟成员国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的年均增幅在20%以上。中国企业在阿盟国家打造出多个标志性建筑：非洲第一高楼、非洲最大清真寺、世界最大光热电站等。作为中国与阿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持续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不竭的商机。

在教科文卫领域，中国与阿盟国家的合作方式不断突破和创新，促进双方的民心相通。在教育方面，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国家的汉语教学都日益繁荣，双方互派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加，双方合作办学、共同办会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日益频繁。在科学领域，2016年至今，中国与阿盟下辖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阿拉伯科技海运学院及沙特、伊拉克等阿盟成员国，签署北斗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正式合作机制。2017年至今，中国与阿盟已成功举办三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构建起中阿卫星导航领域高端合作机制。2018年，中国的首个海外北斗中心在突尼斯建成，搭建起中阿卫星导航开放合作平台。在文化领域，近年来，中国与阿盟国家多次以互办文化节、互译文学、影视作品等方式开展文化交流，有力促进了双方国家和民众间的相互了解与认知。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支援外医疗队至今，从未间断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为当地民众提供诊疗和培训，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疫情暴发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互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与援助。除了双方在相互需要时向对方提供抗疫物资或资金援助外，中国向有紧急需求的阿拉伯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向阿拉伯国家援助和出口数以亿剂的疫苗，与阿盟、海合会等地区组织举办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分享成熟的诊疗经验和防控方案等。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疫苗给予充分信任和肯定，率先同中国开展疫苗生产合作，中国疫苗生产线项目先后在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投产。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阿盟国家相互尊重与支持。21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冲突频仍，中国始终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并对冲突方积极斡旋，劝和促谈，试图通过帮助地区国家发展，促其实现稳定。阿盟及其成员国也在涉华问题上对中国给予支持。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阿盟十余个成员国联合全球近百个国家，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要求维护中国同世卫组织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反对把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在联合国大会多次审议人权的会议上，阿盟多个成员国也与全球近百个国家一起通过共同发言、单独发言、联合致函等方式对中国表示支持，反对一些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二）中国与阿盟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动荡，当前局势使中国与阿盟的合作带来多重挑战。

从阿拉伯国家看，以也门、利比亚为代表的多国长期处于政局动荡、经济困顿和安全乱局。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为这些国家的动荡乱局雪上加霜。由于中东国家一半以上的粮食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俄乌冲突的持续致中东多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且持续恶化的粮食危机。更为严重的是，粮食危机持续或将使一些国家面临社会动荡回潮、经济危机加剧，以及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阿拉伯国家的不稳定必然对与中国的合作造成影响。

从阿盟看，新形势下，阿拉伯国家面临多重困境和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占用阿盟解决既有冲突或危机的精力和资源，也将再次影响阿盟改革的进程。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采用胁迫外交手段，试图威逼一些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随着冲突持续，美国还可能以其他方式继续向阿拉伯国家施压，恐将造成阿盟的进一步分裂。2022年4月4～5日，由多个阿拉伯国家外长组成的阿盟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对俄乌冲突展开斡旋。这是阿盟首次在域外冲突中担当调解方，足见俄乌冲突对阿拉伯国家影响之大。

从外部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阻挠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一直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在全球范围内对中、俄展开全面遏制，这种态势必然对阿拉伯国家与中、俄的合作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利合作，以防止中国影响力提升。美国在2021年4月推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提出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手段抗衡中国”，并“采取各种措施打击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将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抗性计划。在2021年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提出一项名为“重建更好世界”（B3W）计划，以对抗“一带一路”倡议，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力。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两名研究人员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和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在该中心网站发表文章，专门讨论如何运用“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2年7月13~16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其中蕴含阻挠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意图。未来，美国或将从更多方面破坏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在舆论层面，美国通过资助一些民间媒体，编造并散播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不实负面消息”，发掘相关项目的“负面新闻”，抹黑和诋毁中国的“一带一路”，损害中国形象。在行动层面，阻挠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合作。美国国防部长中东事务助理达纳·斯特劳尔（Dana Stroul）曾警告阿拉伯国家不要在安全领域和中、俄合作，称这将令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面临风险。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施压，试图让他们放弃使用华为的“5G”技术和其他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使用美国提供的替代产品。美国甚至要求一些阿拉伯国家终止与中国在建项目合同，转而与美国合作。美国还可能制造和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和政权不稳，威逼利诱这些国家疏远与中国的关系等。美国上述举措将使阿盟对华政策和立场难以统一，阻碍双方的合作。

（三）中国与阿盟的关系具有光明的前景

虽然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及中国与阿盟的合作都面临多方面挑战，但从中阿关系的现实情况判断，未来中国与阿盟发展关系依然具有光明的前景。

一方面，双方领导人具有深入发展关系的共同意愿。仅2021年内，习近平主席就通过电话沟通、视频会晤、互致函电等方式与多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直接交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等也与阿拉伯多国相关官员举行视频会谈。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克服疫情困难，多次出访中东，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等议题提出中国主张和倡议。2021年，中国外长实现了与阿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交往的全覆盖。阿盟方面也多次在双边和多边场合赞成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不干预、不站队、促和平、谋发展”的立场，阿盟外长理事会连续多年通过加强对华关系的决议，并在2021年第156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上，首次将“赞赏中方为支持阿拉伯事业做出的外交努力”写入决议中。“这充分体现了阿盟发展对华关系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中阿传统友谊和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另一方面，双方对加强合作具有现实需要。从中国方面看，美西方对华遏制意图不断加强，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支持。长期以来，阿盟及其成员国在涉华问题上对中国全力支持，体现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人权问题、“一个中国”问题等诸多方面。从中东方面看，中东地区仍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一些阿盟成员国自身经济脆弱，内乱冲突不断，使之长期处于经济困顿、物价飞涨、通胀高企、贫困率攀升等困境，当前依然面临恢复经济、保障民生的巨大压力，需要通过对外合作解决国内问题。近年来，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欧洲多国自顾不暇，都促使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向中国寻求深化合作。2022年以来，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阿尔及利亚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外长及海合会秘书长接连访华，商讨与中国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空间，表示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以促共同发展。

当前，中国与阿盟正在为 2022年于双方商定的日期在沙特举办首届中阿峰会做积极的筹备，相信这次峰会将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质的提升，并迎来更广阔的前景。

结语

世界大变局下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中东局势及阿盟的发展增添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中东国家谋和平、求发展的诉求没有改变，地区形势趋缓的态势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在超越传统热点问题，而成为地区国家首要的焦点议题。阿盟如能理性认知时与势的变化，排除外部干扰，专注于地区和平发展议题，团结阿拉伯国家应对共同挑战，便可赢得新的发展机遇。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美竞争式博弈日趋激烈，这种态势也必然影响到中东地区。从表面看，美国近年来不断从中东战略收缩，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收缩似乎更多是军事层面的，更确切地说，美国减少了在中东传统安全事务上的投入。然而，美国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设置障碍，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都构成挑战，应该引起中阿双方的重视和警惕。尽管如此，我们对中国与阿盟的关系依然充满信心，因为阿盟各国在同中国开展合作方面始终能保持高度的共识。这得益于双方几十年来共同努力打下的良好关系基础，得益于中国在与阿拉伯国家交往时始终秉持的相互尊重原则，及在参与中东事务时所持的公正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更得益于中国提出的发展理念贴近中东现实，深得阿拉伯民心。未来，双方将继续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按照既定目标和节奏发展务实合作，服务于中阿人民的共同利益。（作者：王金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