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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持续回升,韩国经济遭遇逆风

发布时间:2022-10-19 来源:国合中心

2022年第3季度,东盟六国的景气水平进一步回升,但韩国景气水平回落。东盟整体及东盟六国制造业PMI在7月和8月处于荣枯线之上,印尼、泰国景气幅度回升,菲律宾、越南略有回调。韩国7月PMI跌落荣枯线至49.8,8月进一步下跌至47.6,是2020年7月以来的低点,衡量经济外需和内需的指标全面走弱。韩国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其出口放缓背后反映的外需放缓可能是区内各国在未来均要面临的压力。2022年第3季度,东盟六国和韩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区内韩国和新加坡两大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上升尤为显著。区内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虽偏紧,但是步调不一。尽管通胀水平上升,但是本区通胀水平相较于全球其他区域仍然较低,但需关注未来上行风险:一是今冬能源价格可能上涨,二是区内主粮大米价格可能上涨。在美联储加息及强势美元之下,区内货币对美元在第3季度总体延续了第2季度的贬值态势,但贬值程度不一。后续仍将承受贬值压力,但本区主要经济体因贬值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较小。2022年8月24日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本报告最后对中韩三十年的经贸关系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一、东盟景气水平较高,韩国景气水平回落

2022年第3季度,东盟六国景气水平较高。东盟整体制造业PMI在2022年第3季度景气水平与第2季度基本持平,7月和8月分别为52.2和52.3,均处于荣枯线之上。东盟六国中各国的制造业PMI在7月和8月也处于荣枯线之上。其中印尼、泰国的PMI较第2季度继续回升,菲律宾、越南的PMI则较第2季度出现回调。印尼经济景气程度上升主要得益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主要是棕榈油、煤炭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8月商品出口同比增速达30.2%,贸易顺差从7月的42亿美元扩大至8月的58亿美元。泰国制造业PMI水平的上升反映其制造业改善速度加快。菲律宾、越南PMI的回调主要与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相关。事实上,区域内通胀水平的上升以及更多紧缩政策出台的预期将对区内经济体的景气水平造成持续影响。

2022年第3季度,韩国景气水平回落。韩国经济在2022年第3季度遭遇逆风。从制造业PMI水平来看,7月PMI跌落荣枯线至49.8,8月进一步下跌至47.6,是2020年7月以来的低点。韩国经济近期经济指标全面走弱,8月出口同比增速放缓至6.6%,7月零售、工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环比负增长,反映内外需均较疲软。韩国经济放缓受到能源成本居高不下的影响。为应对联储加息和通胀高企,韩国加息政策也对国内家庭和企业支出产生抑制效应。前期,韩国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较高,金融脆弱性在近期上升。韩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通胀,削弱内需。作为全球经济的“金丝雀”,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值得关注。在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电脑、手机和石化产品8月的出口均出现了双位数的同比跌幅,这反映全球消费需求的放缓。综合其他开放经济体的情况,这种放缓可能才刚刚开始。全球需求放缓也是区内东盟国家和韩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要面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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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政策趋紧

2022年第3季度,东盟六国和韩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到8月时,区内经济的核心通货膨胀水平均超过3%。其中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区内的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显著高于多数区内发展中经济体,这在过去并不常见。新加坡7月和8月的核心通货膨胀同比增速分别为4.8%和5.1%,8月总体CPI同比增速更是达到7.5%,远高于新加坡经管局2%的价格稳定目标。新加坡通货膨胀水平上升同供应链问题相关,近期走高也受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推动,其中食品价格约占整体消费品价格的21%,8月同比增长了6.4%,此外经济的重新开放以及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租金的上涨。韩国7月和8月的核心通货膨胀同比增速分别为4.5%和4.4%,连续四个月维持在4%以上,不过8月较7月通胀有所回落,通胀见顶的预期开始出现。韩国通货膨胀连续8个月上升,其背后的核心因素仍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高涨,其中,能源进口占韩国能源消耗的90%以上。此外,韩元贬值和运费上涨也是进口品价格上升的原因。区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面临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通胀水平涨幅较大的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不过上述因素自8月起有所减弱。

货币政策虽偏紧,但步调不一。印尼央行较晚实施加息行动,印尼央行于8月23日将七天逆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完成2018年11月以来的首次加息,9月22日进一步将政策利率超预期上调50个基点至4.25%。上述举措反映在增长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央行有进一步控制通胀和稳定印尼卢比的考虑。和印尼情况类似,泰国央行也加息较晚,且目前仅加息一次,8月10日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马来西亚本轮加息始于5月,并在7月和9月各加息一次,每次25基点,隔夜政策利率共计上调75个基点至2.5%。新加坡金管局于2021年10月宣布收紧货币政策,开启本轮收紧周期。一般金管局于每年4月和10月调整货币政策,但今年已有两次额外调整(1月和7月)和一次常规调整(4月),2022年1月调整坡元名义有效汇率(NEER)升值斜率,4月向上调整NEER升值区间,7月上调NEER中心轴,预计10月仍将继续收紧其货币政策。菲律宾央行今年完成了五次加息,9月22日最近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政策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25%,这一水平已经较为接近大流行前4.75%的水平,较为激进的加息和国内通胀较高和菲律宾比索承压密切相关。越南央行于9月22日完成大流行以来的首次加息,将主要政策利率上调100个基点,从4%提高至5%,政策变动反映对于稳定越南盾的关注。韩国央行7月实施了史无前例的50个基点的加息,并于8月再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目前,对于韩元贬值的担忧使得对于韩国未来大幅加息的预期仍存。尽管央行行长强调仅靠加息无法解决汇率问题,但这表明韩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稳货币和稳增长的两难。

本区通胀水平相较于全球其他区域仍然较低,但需关注特定风险。无论是本区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型及发展中经济体,其通货膨胀虽有所抬升,但是相较于全球其他区域经济体仍然较低。这为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尽管在8月通胀已经呈现见顶态势,但在2022年余下的时间中,通胀水平可能在高位企稳,其边际减弱态势预计不会过快加速。区内通胀上行风险主要来自于:一是今年冬季能源价格上行带来的输入效应。二是大米价格可能上涨。本区通胀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主粮中大米占比较高,亚洲区域生产和消费的大米占全球约90%,而相较于俄乌冲突带来小麦、玉米等粮食价格的飙升,大米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受到动物饲料替代、化肥成本上升、潜在极端气候等因素,大米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从而推升本区域的食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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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率继续向下调整

第3季度,区内货币对美元总体延续了第2季度的贬值态势,但贬值程度不一。在美元指数出现20年来最强走势的情形之下,第3季度,区内货币对美元普遍贬值。区内货币中,仅有印尼卢比在第3季度保持相对稳定。韩国成为本区内表现最差的货币,对美元第2季度和第3季度连续贬值6.4%和7.9%。菲律宾和泰国也贬值较多,第3季度分别贬值5.9%和4.8%。贬值的原因和上个季度较为类似,首先仍是美联储升息步伐并未停止,美元强势带来区内货币相对于美元走弱;其次区内经济体的贸易特别是出口放缓,带来国际收支方面的压力;最后区域内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对美元也出现较大贬值,使得各货币产生贬值的协同效应。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美联储对于通胀的态度仍然是强硬的,同时外需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向好态势,因此区内货币在2022年第4季度或将继续承受贬值压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虽然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会否重现的担忧,但是各国更为灵活的汇率及货币政策、更全面的金融安全网以及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使得本区主要经济体因贬值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仍然较小。主要金融风险仍然集中于区内较小的中等和低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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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韩经贸关系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在过去30年中,中韩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韩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在过去三十年增长了40多倍,2021年创下新高,达到364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的出口约为1500亿美元,从韩国进口超出2100亿美元。从历史情形来看,和中国出口总体呈现顺差格局不同,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持续呈现逆差格局,也即进口大于出口。中国市场是韩国经济保持顺差的重要来源。不过,这一情形在2022年被逆转,韩国对中国出现逆差。在贸易规模上,韩国有望在2022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中韩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近年来多数时间,韩国都是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仅仅在2020年,其短暂的被越南超过位居第四。韩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这一地位是在2012年之后所取得的,而此前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持续是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启结构化转型进程之后,韩国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从韩国的视角来看,中国在韩国进出口方面的位次在过去三十年上升明显。在中韩建交前两年,中国的出口目的国地位于韩国而言并不重要,排序17,进口排在第5。建交之后地位迅速上升。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是韩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从2007年开始,中国也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这一地位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始终是非常稳定的。

中韩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一是出口产品的变迁反映过去三十年间中韩经贸结构不断地优化和升级,在2000年时,中国出口至韩国的产品中有较多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初级产品,现在这两类产品的出口已经不再重要;二是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出口具有较为稳健的特征,例如双方出口中电气机械均最为重要,中国对韩国出口中的办公设备、钢铁,以及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有机化学品、塑料等;三是双方出口产品互有交叉的特征凸显,反映了双方贸易和投资中区域价值链的分工和互补特性。

在经贸政策方面,中韩两国签订了《中韩自贸协定》,并正在进行协定升级版的谈判。在投资领域,中韩于2007年订立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在金融领域,中韩两国订立了货币互换协定,最初中韩两国的货币互换是在2000年清迈倡议框架下订立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韩订立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期间进行规模扩大、展期,并使用互换协议支持贸易融资。2020年10月最新的互换规模为3688亿元人民币(70万亿元韩元),协议有效期五年。此外,双方还有四项部级双边经贸磋商机制。

展望未来,中韩可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在中韩之间、区域之内构建更高水平的经贸规则,进一步释放经贸潜力。具体而言,在贸易投资领域可以尽快完成中韩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考虑升级中韩双边投资协定;在供应链领域可深入梳理两国在供应链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在技术领域,中韩两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在金融领域,中韩两国应进一步挖掘双边互换潜力,加强区域合作。(作者:杨盼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