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内容摘要：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正文：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它通常指的是商品、服务、技术与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各国市场和生产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发生了深刻变革，普遍化的规则体系转变成法律，并产生出监督实施这些法律的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同时,“人、观念和思想失去空间边界”，似乎“世界上所有居民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社会”。由此可见，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了整体意义上的所有变迁”的进程，它“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对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主权民族国家造成极大冲击。全球化“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使国家“由现代的边界内主权转变为世界网络的一个运作枢纽”，并“成为世界主权的一个股东”。这不禁使人们担忧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失去行动力量和塑造力量”。然而，事实却是全球化并“没有削弱国家本身”，国家仍然是“全球流动的重要管理机构”和世界舞台上的核心行为体，“长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那么，力图冲破疆域藩篱的全球化与作为“地域性政治组织的国家”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当代全球化浪潮与国家建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广，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全球化取得了迅猛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积极建构“自由市场”，并借助市场的力量向全球推广其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政策实践，从而主导了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也使全球化烙上了“美国化”或“西方化”的烙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两国为解决自身面临的经济“滞胀”及其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政治挑战，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在国内进行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膨胀。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冷战体制的坍塌和美国一超地位的确立，美国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放松政府管制，实施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经济结构改革浪潮，“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推广开来。当时一些陷入经济困境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经济主权，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被动地参与到全球化中。由此可见，“自由市场”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它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建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通过建构“自由市场”，以及“设计”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建立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既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并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

西方大国通过“自由市场”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从根本上说，是迎合了国际垄断资本和大金融寡头的需要。而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所以，资本力量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作为“资本最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的金融资本，通过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使剩余价值增值最大化的同时，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结成联盟，相互扶植、共同获益。西方国家的政府在为本国资本的全球最大逐利提供政治保护的同时，也借助资本的力量在全球迅速传播西方国家的语言、观念和原则，从而提升了国家的国际权力和地位。由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的“华盛顿共识”的实施，使得西方的市场经济原则和民主政治制度逐渐被确立为重要的国际规范，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趋向同一化或“美国化”。对此，前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感慨道：“全球化，如同它已经被倡导的那样，看起来经常要以新的国际金融的独裁来取代由国家的精英分子所掌握的旧的独裁。”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西化”，与较穷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以及更笼统地说的工业国家对全世界事务产生的影响仍然要大的多。而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似乎正在渐渐被侵蚀，或者也许在‘消失’”。西方还构建了一套以个人主义哲学和自由竞争学说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为“自由市场”提供道德合法性。个人主义哲学坚持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求国家和社会不能以任何借口侵犯个人权利。这既体现了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也反映出自由、人权等人类共同价值。自由竞争学说则从个人主义哲学出发，以“经济人”为理论假设，坚持自由竞争下的市场机制，认为通过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可以极大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对此，亚当·斯密曾指出，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涓滴效应论则进一步对自由竞争学说进行合理性补充，提出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将最终惠及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

伴随着“自由市场”秩序的全球推广，一种强调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没有政府的治理”观念在国际上流行开来，人们认为只有实行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和公正透明，才会有政治合法性。加之，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了广泛的个体赋权，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非政府性机构、组织和个人，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各种公民运动等，国家则被嵌入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民主是为了加强个人权利而去政府化，经济自由是通过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去国家化，治理理论则是通过增强个人权利以削弱政府作用的制度化安排。综上所述，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大国凭借自身强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建构的“自由市场”向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推动全球化大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垄断。这既服务于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资产阶级，强化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增强了资本主义大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达到了主导世界事务的目的。所以，全球化在“系统性地削减跨越国界流动的壁垒/障碍：包括要素（劳动和资本）流动和生产、技术、知识、信息、信仰体系、理念和价值观的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种涌现性特征”。而主导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大国，既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开辟道路，又使资本扩张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并置于国家监护之下。这是因为资本扩张是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控制之下展开的，在很多重要方面甚至是由国家授权的，它带来了国家内部的某种权力转移，而且常常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强化，这既是全球市场规则的必要条件，又是它的伴随结果。西方大国正是借助“自由市场”，促进了商品、服务、技术与资本的跨国流动，从而主导了世界秩序，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借助全球化而“被传播成客观的真理，告知这些社会中的从属阶级和世界其余地方的人们”。

二、全球化逆流与国家“夺回主权”

全球化在迅猛发展过程中，虽然质疑和反对的力量始终存在，但却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实质性阻碍和扭转全球化进程。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全球化力量在美欧等西方大国急剧增长并不断积聚，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全球化逆流。2008年发生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深陷困境的同时，也充分暴露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和金融业过度自由化的弊端，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自由市场主导模式面临空前质疑。为应对金融、债务和经济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政府“救市”举措，出台针对本国经济的救助计划，并推出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抑制市场化力量，强化国家作用，使全球化出现逆转。2016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西方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困境，世界面临分化和分裂的危险。

由此可见，正是曾主导和大力推动全球化的美欧西方大国成为逆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从倡导并实施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转而强化政府权力，加强国家主权，并纷纷采取行动“夺回主权”。美国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频繁采取“退群”行为，相继退出或威胁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全球重要多边制度，从国际组织收回曾经让渡出去的部分主权。美国向国际组织“夺回主权”的单边主义行为，对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构成重大挑战，并威胁到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同时，美国还采取强硬手段加强对移民的管理，以夺回边境控制权。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对非法移民实现“零容忍”政策，从制度上限制移民；另一方面也花费巨资修建边境墙，对移民进行物理限制。为了更好地“夺回主权”，美国还加强了政府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管辖甚至管控。在经济领域，美国采取了大量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公平贸易、割裂全球产业链的投资贸易限制的政策和行为，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比如：美国通过立法直接或间接限制购买其他国家产品，使他国企业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通过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救助和优惠贷款，阻碍市场公平竞争；大量使用更具隐蔽性、歧视性和针对性的非关税壁垒，对国内特定市场施以严格保护等。在科技、人文领域，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启动所谓“中国行动计划”，以“打击经济间谍”和“打击窃取知识产权”为借口，动用庞大的公权力和资源，针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性调查，使中美面临科技脱钩、人文脱钩的危险。在欧洲，英国以“重新拿回控制权”为口号实现了脱欧；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纷纷加强经济主权和边界控制权，自 2019 年起，欧盟范围内维护“经济主权”的战略安全诉求声音突然聚集和放大，2020 年疫情的暴发又促使欧洲加快了强化与落实“经济主权”的行动。

美欧等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产生的实际后果和影响大大超出了其最初的意愿和预期，全球化负面效应日益累积，使西方国家的不安全感急剧增加。国内层面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国家内部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国际层面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西方世界深感来自非西方的威胁。

由于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全球化的推动者坚信市场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认为市场经济也最终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忽视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化问题。对此，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就指出，“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尤其是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生产要素和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的背景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中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从2010年以后全球财富分配情况看，“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配图上处于下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额绝对在全球财富总额的5%以下。”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虽然“已经帮助上亿人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对于另外的千百万人来说，全球化没有发挥作用。许多人的现状实际上比过去的境况更差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不保，生活也变得更没有安全感。他们面对无从掌控的力量，会愈发觉得无力抗衡，只能看着自己的民主遭到破坏，文化受到侵蚀。”所以，“不管个别新自由主义者的意愿可能多么值得称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道路在实践中却主要是为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并且大多数时候都在削弱弱势群体的地位。”“当21世纪的今天仍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美国虽然凭借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通过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但资本全球化也造成了美国的制造业外流和本土产业的“空心化”，使得美国的白人蓝领阶层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资本全球化也加剧美国经济的“泡沫化”，而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为了维护自己的高额利益却使泡沫不断增大，最终酿成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使下层普通民众成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就是美国不得不面临的“99%反对1%”社会困局。

社会财富分配极化导致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上升，加上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困境，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在普遍面临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其不安全感越发强烈，不少西方民众则将这种不安全感归咎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认为全球化、技术革新和产业转移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性，并指责外国移民是对“本土文化的威胁”，也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制造者，加上西方主流政党竞争的失败，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反精英”和“反多元主义”，受其影响，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和排外主义浪潮席卷美欧。同时，西方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等意识形态深度交织，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增长。对此，有分析指出，“民粹主义不会导致反国家的后果；正好相反，它会为国家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准备温床。”因此，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分裂，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推动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兴起，这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温床，而民粹主义与社会分裂又相互促进，加上西方民主政治本身的弊端和民主实践中的缺陷，部分国家的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国内政治斗争也随之加剧，个别当局者为转移国内矛盾而采取强硬甚至极端外交政策，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与此同时，全球性竞争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全球化战略和有效的内外政策，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方，其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权力格局。尤其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其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在西方国家眼中，作为“他者”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无疑是对其长期拥有国际优势地位的严重挑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大多深受危机拖累，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总体表现良好，这更加重了西方国家对来自不同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威胁的担忧。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构想，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围堵和抑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中，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尤为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4.7%，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则为-2.2%，其中，美国为-3.5%，而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为2.3%。由此可见，疫情在持续缩小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这使得不少美国人因深感自身优势将被中国超越而不断增加焦虑感，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到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借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贸易战、科技脱钩和将许多问题政治化等手段来打压和遏制中国，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综上所述，原本作为全球化主要推手的西方大国，由于对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使全球化遭遇巨大逆流。这也表明，全球化“不仅仅是在经济学定律后面亦步亦趋的产物。政治因素和政府决策在此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几百年来，构建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决定仍一直由民族国家，特别是主导大国做出的。”所以，全球化“并没有终结国家，或者终结政治”，而是在不断改变“国家行为和民主治理的状态”，并在“许多方面培育了更积极的国家”，或者说在“创造一种新型国家”。

三、全球化转型与构建治理型国家

全球化虽然遭遇巨大逆流，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潮流；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不但已建设并完善着全球化的物质与制度等基础，而且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已经使世界编织起一张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网，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也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形势下，唯有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才是明智的选择。全球化虽然赋予了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以更大资源和权力，但国家仍然拥有其他行为体无法匹敌的资源和能力，所以国家是推动全球化转型的关键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勇担时代责任，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转型。

由于全球化空前加深了各国政府间的相互依赖，也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家管辖的边界，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强。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个体赋权也使政府不得不面临与越来越多的非政府行为体打交道，所以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随之增加，这对国家的政府职能和公共权力的实施带来新要求，国家应主动转变角色。针对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提议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政治必须以寻求和谐而不是以强迫一致为指导方针”，其“长远目标是逐步克服世界社会中的社会的分裂和分层，又不妨碍各自的文化特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所谓的“巴黎共识”，要“让所有利益攸关方能够纳入进来”“这种共识的原则不是削弱国家、减少公共部门数量，更不是只为股东着想”，要“打造新的联盟”“必须在国家间找到新的合作方式”“那是一种互动，而且落到实处的合作，是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投资人之间的合作”，要“有高效的多边主义”“不仅是政府间的多边主义，而且是各类行为体的联合。”总之，全球化塑造着国家的新角色，而国家新角色又将深刻影响全球化的发展走向。为推动全球化的成功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应该成为一种国家角色选择。

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公共事务的新型方式，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与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所谓治理型国家，指的是政府通过加强与市场、社会的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以实现社会秩序可持续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国家角色。治理型国家至少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否具备一整套“公共性”的政治伦理系统，以此作为合法性基础；第二，是否形成分工合理、相互约束、权责对称的组织结构，来确保权力运作和政策目标的实施；第三，是否以提供公共品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着眼于整体社会的长远发展来制定战略规划。因此，构建治理型国家，需要从价值理念、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等方面突出国家的“公共性”特征，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回应人民的期待和要求。具体来说，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角色变化首先来自观念转变。全球化是一个几乎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其中，并空前拉近彼此距离和加深相互依赖的过程。在全球化世界中，每个个体都不可能做到孤立存在并独善其身。同时，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也使得社会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经济、政治、安全、生态等不同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同部门之间的管辖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在此形势下，国家应改变传统的个体利益至上观念和二元对立思维，要秉持整体主义思维，树立共同体理念，去认识和处理全球化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共同体理念体现出成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 ”的关系。国家不但要加强国内不同成员之间的共同体意识，而且也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共同体意识的加强也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公共性”政治伦理，强化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倡导共同体观念，不是要否认和放弃个体权利，而是强调要在关系中理解和运用个体权利，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生。在一个仍然由主权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国家不能无视本国利益而去追求共同体利益，而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他国利益。

第二，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在全球化的世界，国家既面临日益增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也面对不断增加的跨国威胁，国家“所面对的外交政策和治理挑战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处理这些挑战——气候变化、稳定的贸易规则、全球大流感、一个信得过的全球金融体系——将继续牵涉到维系如下规则：这些规则塑造了国内社会的组织方式；从结构上讲，它们和各种跨国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进程超越了各种和‘领土性’以及主权有关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它们依赖于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行为体进行积极、有效地参与，且使得我们需要许多不同形式的治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组织。”所以，国家要有效处理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国家要重视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不可或缺作用，既要积极培育和鼓励非政府性力量的发展，也要为其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机会和渠道，国家“要能够灵活负责地协同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培育广泛的、具有创造性的经济体”。同时，政府也要推动建设和完善多元协商民主制度，积极搭建公共政策网络，加强政策过程中多元行为体的协商与互动，调动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直接或间接作用。

第三，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构建治理型国家，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调节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的职能，不仅在减轻“市场失灵”方面，而且在“确保社会正义”方面，扮演“根本性的角色。”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治理型国家的本质要求，为此，政府要秉持正义的首要价值，照顾社会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在全球化遭遇巨大逆流的当下，更要弘扬正义的价值，使关注正义应成为政治家的历史责任，追求正义应成为各国的首要价值。为此，国家在推动全球化转型中，尤其要努力实现以下三方面的正义：一是发展正义，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而发展是整个社会制度向上的运动，它不仅包含经济增长，也包括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因此，坚持发展正义，实现经济发展，就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追求一个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二是平等正义，要让经济全球化更加平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了一种主导—从属的发展模式，实力强大的国家或组织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实力弱小的则处于从属地位，这也使得全球化进程往往遵循主导者的意志，并主要服务于主导者。国家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就要打破主—从范式的全球交往格局，要“消解而不是延续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是新型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目标。三是多元正义，要让全球化进程更具开放包容性。全球化虽然空前压缩了人们的时空距离，但在人类社会中，距离往往并不是时空上的而是社会的，尤其是在面临强势文化冲击下，各国各民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维系自己的文化根脉，保护自己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凭借自身实力积极推动全球一体化，美国的外交也成为“传播价值观的工程”，但“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尊重每个人在多元价值中充分选择的自由，尊重和保护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合理要求、正义呼声。为此，各国要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中兼收并蓄，使多元文明和谐共处。

第四，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性挑战已经使世界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所以，在全球化的世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仅体现在最大可能地实现本国人民的福祉，而且也反映在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负责。国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既是更好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承担国际责任既是获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主权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核心行为体的当下，虽然全球治理“最终还是不能突破以下局限性：国家还是政治身份和归属感的中心，政治社区的组织形式更多的是当地化而不是全球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规范领域不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才是可取的，各国意见也很不一致”，但面对不断增多并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加强全球治理既是必然也是必须。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树立全球视野，着眼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自觉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联系起来，积极推动全球议程的设置与决策实现真正的全球性，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主张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倡导“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以切实保障各方在全球治理中做到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

四、结语

纵观当代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受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深刻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走向，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同时，全球化也深刻改变了国家的生存环境，并对国家的职能和权力运行提出了新要求，从而不断塑造国家的新角色。因此，全球化作为打破地域藩篱的力量与维护地域性存在的国家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

在全球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这也是时代赋予大国的历史责任。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40余年的对外扩大开放和对外深化改革使中国既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提高了官僚机构工作效能、加强了国家能力建设。同时，对外开放也使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面对全球化逆流，中国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努力展现国际担当，引领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携手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卢静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