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阿产能合作

内容提要：为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实现多样化发展目标，2010年前后，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出台了以打造国家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丰富的能源资源储备、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为这些阿拉伯国家推进工业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中阿产业链相距较远、中国企业在阿建立“根植性”存在困难、境外园区未能成为企业投资孵化载体等因素的制约，中阿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结合阿拉伯国家推出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以及中阿产能合作的具体阻碍，中国需根据阿拉伯国家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产业链特点，科学推进对阿产业投资，为阿工业发展战略转型提供智力支撑，进而推动双方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取得突破。

正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财政支撑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发展战略曾经带动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取得快速发展。但由于“进口替代”战略自身存在的弊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前后，为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改变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和缺乏优势产业部门的状况，很多阿拉伯国家结合本国特点和比较优势，提出了区别于以往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以打造产业竞争优势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

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高度重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工业制造业部门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中国政府出台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对接中国产能优势和阿拉伯国家需求，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先进、适用、有效、有利于就业、绿色环保的产能合作，支持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2018年发布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再次重申“产能对接”是中阿合作的四大行动计划之一，并提出设立150亿美元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的工业发展。然而，尽管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中阿双方也有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意愿，但在工业制造业部门，中阿产能合作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双方合作继续取得突破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中阿双方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推进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中阿产能合作问题已经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国内研究对该问题的聚焦仍较宽泛，并不仅限于工业制造业部门。例如，有学者对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的研究聚焦于工业、基础设施、商业零售、金融、通讯和旅游等多个经济部门。也有学者在考察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产能合作时，聚焦两国在石油工业、制造业部门、基础设施、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鉴于国内专门从工业制造业部门的角度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的成果还不够丰富，本文尝试运用产业转移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阿产能合作与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推动双方合作实现优化升级提供思路。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依据

国际产能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由贸易向投资领域的延伸，由于生产要素无法实现跨国流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抑或资源禀赋的相对变化促成了跨国产业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学界最初主要围绕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相对变化分析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由此产生了产业转移理论。但是，随着跨国企业投资的逐渐活跃，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发达国家产业投资以及工业化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分化，产业转移理论已难以对这一现象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由此，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链、营商环境、空间位置等中观经济变量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聚焦于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逐渐成为分析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的重要理论。

（一）产业转移理论

以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的产业转移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该时期，由于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发达国家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需求，经济学界开始尝试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企业跨国投资行为，产业转移理论开始趋于成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包括60年代形成的产品生命周期论（Product Life Cycle）、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以及70年代形成的边际产业扩张论（Marginal Industry Theory）等。

产品生命周期论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该理论认为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每个产业的发展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各国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并不同步，在某一产业的发展上，各国往往处于产品生产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随同产品生产生命周期的演变，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也将从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转移到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由此带来了国际投资活动和产品生产的跨国转移。

产业转移理论中的“雁行模式”理论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st）提出。该理论认为，工业后起国家的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进口—国内生产—出口”三个阶段。在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因存在技术短板，后起国并不具备生产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该类产品。但是，随着国内生产逐渐发展，产业发展的技术短板将逐渐消除，工业后起国家国内生产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便会凸显。在产品生产逐渐形成规模后，工业后起国的国内生产将逐渐替代进口，并最终形成出口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发达国家对产业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 Kojima）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产业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活动应当从边际产业依次推进，即从已经处于比较劣势或是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推进；产业发达国家应当将在边际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显性或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国。

尽管上述产业转移理论分析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均都认为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或是比较优势的变化构成了带动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力量。产业转移的方向主要是从产业发达国家转移到产业欠发达国家。

（二）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中观经济变量为切入点，聚焦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开始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

竞争优势理论可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产业区”概念。马歇尔将集中有大量相关小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特定地区称作“产业区”，认为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是“产业区”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因当时跨国投资并不活跃，该理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才将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在通过对10个国家100个行业进行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波特提出了被称为“波特钻石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以产业集群的形式体现，产业集群是产业发达国家的核心特征，而在很多产业集群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竞争者往往集中于某个城市或地区。因创建新国际贸易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指出，不同群体和相关活动倾向集聚于不同地方，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意味着集聚形成后便会自我延续下去。

与产业转移理论不同，竞争优势理论高度关注营商便利性、空间位置、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等对工业制造业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支撑的中观经济变量。而且，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工业制造业发展所需的有利条件并非完全给定，而是可以通主观努力积极争取，包括工业制造业发展所需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投资的“根植性”（embeddedness）生产条件，以及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的“柔性专精”生产条件。

首先，高质量的“软”“硬”基础设施对工业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在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与以资源禀赋形式呈现的初级生产要素相比，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对于制造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而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通用基础设施以及专门服务于特定产业的专业化基础设施，是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除需得到交通、水电、专业化工业用地、物流等“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撑外，也需要技术工人、专业人才、科研实力等“软性”基础设施的支持。

其次，有利于企业投资的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在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根植性是指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本地联系，其主要特征包括相互信任、丰富的信息交换、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等。对外国投资企业而言，根植性意味着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和交易活动是安全的、可靠的和可预见的。

最后，“柔性专精”（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生产条件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柔性专精”是指单个企业生产集中于有限的产品或过程，形成专业化的特点，而专业化企业的相互竞争和协作带来整个地区生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柔性专精”生产条件是工业生产获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市场创造效应和生产创新性的重要保障。对外国投资企业而言，“柔性专精”生产条件意味着企业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能够获得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以及灵活适用的上游产业链供给。

（三）产业转移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互补性

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理论关注宏观经济变量，而聚焦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则关注中观经济变量。两者对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同等重要，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只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禀赋，才能更容易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无法消除竞争优势形成的阻碍，比较优势便难以转换成为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一国工业制造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也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阿拉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条件，构成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及其发展基础

阿拉伯国家在独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在工业化初期，阿拉伯国家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迅速提升国家的工业化水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原有工业化发展道路导致国内投资过大、投资效率不高、外债负担过重，阿拉伯国家逐渐改变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此后，很多阿拉伯国家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即在适度保护民族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但这一发展战略未能有效带动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此后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重心完全转向“出口导向”，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来看，尽管阿拉伯国家的人口红利不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其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和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却为其推进工业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

（一）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2010年前后，很多阿拉伯国家陆续启动了新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摩洛哥《2014～2020年工业加速计划》、埃及《2016～2010年工业与贸易发展战略》、沙特阿拉伯《2030年愿景》和《2020年国家转型计划》以及阿联酋《2071百年计划》等。从各国公布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为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建设。例如，埃及《2016～2020年工业与贸易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在5年内开发6,000万平米封闭式工业投资用地，并根据国内生产和出口需求，重点发展冷库、仓储、展览、交通等配套基础设施。为提升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的水平，阿曼于2015年出台《工业区公共设施法》，要求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产业园区提供电力、水、煤气、废水处理网络和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开发与服务。

第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提升人力资源储备。阿拉伯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十分重视教育培训部门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阿拉伯国家更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为提升劳动力专业化水平，摩洛哥在综合工业园区内设置了职业培训中心，根据园区企业的具体需求，对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国民收入水平较高的海合会国家更关注国家整体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的提升。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将人力资源发展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通过为国民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发掘国内人力资源禀赋，使本国劳动力掌握更为复杂的技术，以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

第三，提升本土企业的供给能力。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需依托“柔性专精”的生产条件，即原材料和零部件、机械和服务，以及相关产业本土供应商的支持。国际投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境外生产基地所需的服务和商品，平均超过50%是从东道国境内获得的，东道国本土供应能力也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鉴于此，很多阿拉伯国家将提升本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能力作为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例如，埃及改变了过去过度保护本国企业的政策，积极鼓励国内企业通过竞争提升能力。阿联酋于2021年3月启动了为期10年的《工业战略“3,000亿行动”》，拟向13,50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以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资科技创新行业。

第四，着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优越的营商环境可以便利外国投资企业在熟悉的市场环境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有助于企业降低在东道国建立根植性的困难。营商环境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为提升外资吸引力、助力本国工业化进程，阿拉伯国家均高度重视本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例如，阿尔及利亚于2020年6月通过《财政法补充法》，废除关于外国企业投资股权占比不得超过49%的规定，除少数特定经济部门外，外国投资不再受投资比例的限制。为提升外籍劳工管理的国际化水平，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废除了广受“诟病”的针对雇佣外籍劳工的保人制度，在事实上打破了外籍劳工对雇主的依附，为吸引国际技术人才在本国就业创造了条件。

（二）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致力于打造有利于竞争优势形成的要素条件。然而，对发展工业制造业而言，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又是竞争优势形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实施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依托的经济基础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制造业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供给，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力供给价格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业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阿拉伯国家位于全球能源供给的核心地带，不但拥有丰富的碳化氢资源，光热资源的储备也极为丰富。充足的能源资源供给为阿拉伯国家发展工业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在能源资源储量方面，根据英国石油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阿拉伯国石油储量达1,021亿吨，占全球石油总储量的41.8%；同年，阿拉伯国家天然气储量达49.6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总储量的26.3%。此外，阿拉伯国家所处的西亚北非地区是全球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光热资源在阿拉伯国家的分布较为平均，除波斯湾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每千瓦光伏电池板平均年发电量（介于1,753～1,899千瓦）较低外，其他地区每千瓦光伏电池板平均年发电量均在1,900千瓦以上。

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看，丰富的油气和光热资源为阿拉伯国家发展工业制造业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供给保障。特别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等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的阿拉伯国家，能源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要远远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二，少数国家拥有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人口红利。人口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更有助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而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离不开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整体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有所加速、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阿拉伯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并不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少数国家仍拥有有利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人口红利。

首先，少数阿拉伯国家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国际上通常使用年龄中位数指标作为划分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标准，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为老年型人口。尽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阿拉伯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迅速上移，至2020年已有7个阿拉伯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阿拉伯地区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位于25～29岁的区间水平，与全球处于相同水平。但苏丹、也门、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五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在25岁以下，可以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大量适龄就业人口。

其次，少数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阿拉伯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全球排名明显低于人均GDP的全球排名。2018年，阿拉伯国家人均GDP位列全球第86位，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全球排名第124位，人均GDP排名较人均受教育年限高出38位。尽管阿拉伯国家总体上存在比较严重的“教育赤字”，但约旦、埃及两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全球排名明显高于人均GDP全球排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等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全球排名与人均GDP全球排名相近。

结合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均GDP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约旦、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人口红利，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

第三，阿拉伯国家拥有极为优越的国际贸易环境。与能源资源、人力资源相似，有利的贸易条件也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阿拉伯国家位于亚、欧、非三大洲交汇之地，地理位置优越。很多阿拉伯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优惠贸易协定，为工业制造业发展建立起极为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

在与大国的贸易安排上，阿拉伯国家是与欧、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最为集中的地区。截至2021年底，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均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国与欧盟签订了合作伙伴协议；埃及、海合会、约旦、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地区贸易关系的发展上，除海合会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进入共同市场阶段外，约旦、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也签署了具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阿加迪尔（Aghadir）协议。巴勒斯坦、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与土耳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阿联酋与以色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阿拉伯国家通过签订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获得的优越贸易条件主要集中于欧美和中东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中阿货物贸易快速增长，2001年至2020年，中阿货物贸易额由483亿美元增至2,398亿美元。然而，中阿双方贸易合作的机制建设明显滞后。截至2022年5月底，中国尚未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任何含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多边或双面贸易合作机制。

三、中阿产能合作现状的多维分析

尽管中国对阿制造业投资和工业园区建设都已建成一些标志性项目。但受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中阿产业链相距较远、中国企业在阿建立根植性存在困难、境外工业园区发挥带动效果有限等因素困扰，中国对阿制造业投资规模处于较低水平，双方产能合作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不过，中国强大的工业制造业生产能力、丰富的工业园区建设和职业教育培训经验，却为中阿产能合作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一）中国对阿产业投资现状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产能合作最重要的承载方式。中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有限，且不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中阿产能合作至今仍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一，中国对阿直接投资规模相对有限，在阿拉伯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占比很小。从投资规模来看，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213.0亿美元，仅占阿拉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2.3%。

第二，中国对阿直接投资以能源和基建为主，制造业投资合作占比较低。从投资流向来看，中国对阿直接投资主要流向能源和基建领域，这导致中国对阿投资主要集中于油气资源国。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最大的四个国家分别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中国对四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占对阿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3.2%。即使是中国对阿拉伯地区非油气资源国的投资，制造业在其中的占比也十分有限。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中仅有12%流入制造业部门，投资金额累计仅1.1亿美元。

（二）中国对阿境外园区建设现状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境外工业园区的建设起步较早，但最初主要集中于北非地区。2007年，商务部批准设立的第二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就有两个位于北非国家，分别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和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贸合作区。其中，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投资境外工业园区的标志性项目之一。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尝试在西亚国家投资建设境外工业园区，代表性项目有2016年签约的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和2018年开工建设的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

从建设成效来看，中国在阿境外园区并没有成为国内制造业企业在阿投资的孵化平台。截至2021年底，实际投入运营的境外工业园区仅有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和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即使是经营十余年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2021年4月底累计销售额仅25亿美元，缴纳税费1.76亿美元，直接为约4,000人提供就业。尽管园区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作为对埃产业投资的境外孵化载体，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发挥的作用仍差强人意。

（三）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制约因素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规模有限，中阿产能合作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既与阿拉伯国家的宏观投资环境有关，也与投资企业自身存在不足有关。总体来看，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是衡量一国行业竞争力和产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该值介于-1～1之间，取值愈高，则表明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一般而言，贸易竞争力指数介于0.3～0.6之间表明商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指标高于0.6则表明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指标为负数则为具有竞争劣势。根据2020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数据计算阿拉伯国家在《国家贸易标准标准（修订3）》分类下167组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后可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屈指可数。在阿拉伯国家中，只有海合会国家生产的少数石化产品，以及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生产的少数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除石化产品外，阿拉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主要是以最终形态的工业制成品为主。由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阿拉伯国家普遍难以满足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柔性专精”生产条件。外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很难获得东道国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是导致阿拉伯国家吸引制造业投资数额有限、中阿深化产能合作受到制约的重要原因。

第二，阿拉伯国家产业链与中国相距较远。从全球产业链分布情况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对欧洲产业链体系具有高度依赖性，工业生产所需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主要进口自欧洲国家。深嵌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产业链体系导致中阿产业链相距较远，从货物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阿货物出口主要是以最终形态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仅有“铁或钢制的管子和中空型材及管子配件”等少数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在阿市场占有较大市场份额。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阿投资必然要离开国内相对熟悉的产业链供给体系，在东道国本土及其周边区域采购生产所需的上游供给，由此带来的不便构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对阿投资的重要障碍。

第三，中国企业在阿建立根植性存在困难。国内企业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根植性面临困难首先源自一些阿拉伯国家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5月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阿拉伯国家中仅有阿联酋和巴林两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进入全球前50，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曼、约旦、卡塔尔、突尼斯和科威特等七国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介于第50位到第100位之间，包括埃及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则位于100名开外。相对较差的营商环境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很多阿拉伯国家难以完全按照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开展投资经营活动。

由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在语言和文化上差异较大，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因地制宜建立根植性面临困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16年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民心相通”指标，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民心相通”指标得分仅9.77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垫底。这一状况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时，更倾向于首选相对熟悉、更易于建立根植性的东亚国家。

第四，中国在阿境外园区无法发挥投资孵化平台作用。中国在阿境外园区对产业投资的带动效果有限，主要源自两个方面。首先，与东道国自主建设园区相比，境外园区竞争力处于劣势。实际上，很多阿拉伯国家已建成许多基础设施完善、运行成熟的工业园区，如埃及的十月六日城、阿联酋的杰贝阿里自贸区、摩洛哥的丹吉尔自由区等。阿拉伯国家自主修建的工业园区不但地理位置优越，吸引大量企业入驻，而且在享受优惠政策上优于中国在阿投资建设的工业园区。其次，中国在阿筹建的经贸工业园区普遍存在产业布局过于分散的问题。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内供给能力有限，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很难同时支撑多个产业集群的建立。中国各类实体在阿投资的工业园区往往是将多个关联性不高的产业作为园区支柱产业，如中阿（联酋）合作示范园将铝材、食品、光伏、生物医药、石化等产业作为园区支柱产业。园区布局过于分散造成园区无法为东道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提供专业化服务，从而造成大量无效投资，进而导致园区招商吸引力不足。

（四）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

阿拉伯国家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以及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为其发展工业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中阿产能合作受制于一系列不利因素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中国在工业制造业部门拥有的强大生产能力以及在工业园区建设和职业教育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仍可为中阿双方开展产能合作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中国拥有十分强大的工业制造业生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业取得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规模最大、产业门类最全、产业配套最完善的工业大国，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包括钢铁、造船、汽车、水泥、化纤、棉布等大宗产品，以及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手机、家电等终端产品。强大的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出口能力为中阿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二，中国拥有工业园区建设的丰富经验。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工业园区快速发展，形成苏州工业园、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等一批拥有以园区为平台、大量企业集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地。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工业园区建设，中国在工业园区建设方面取得的丰富经验，可供阿拉伯国家建设和发展工业园区提供借鉴。

第三，中国拥有职业教育的丰富经验。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产业工人的培训，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也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国共有职业教育学校1.12万所，在校学生数量超过2,915万，逐渐形成了“校中厂”和“厂中校”相互支撑、校企紧密合作、产学高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产业工人的培训，中国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取得的丰富经验，也可为阿拉伯国家培育产业工人提供有益经验。

四、推进中阿产能合作的策略

结合阿拉伯国家推出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及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同时针对中阿开展产能合作面临的阻碍因素，推动中阿产能合作提质升级可采取以下几种路径。

（一）以开拓新市场作为对阿产能合作的主攻方向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阿拉伯地区只有少数国家拥有人口红利，地区国家与中国的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中国企业借助在阿投资实现降低生产成本和整合企业价值链的目标存在较大难度。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是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禀赋，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应利用阿拉伯国家这一有利条件，将获取新市场或新客户作为主要目标。

从中国制造业发展来看，复杂的国家贸易环境已成为制约中国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障碍。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遭遇的贸易摩擦也在日益增多，中国已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近十余年来，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给中国很多优质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借助阿拉伯国家优越的贸易条件，绕开美西方以及地区国家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应当是中阿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的主攻方向。

（二）以短链产业作为中阿产能合作的主导产业

阿拉伯国家工业普遍基础薄弱，本土供给能力有限，对于从事复杂工艺流程的制造业企业而言，离开国内熟悉供应链体系，在该地区设立海外生产基地，将导致产业链整合成本大幅上升。因此，中阿产能合作在产业选择上宜优先选择资金需求大、生产环节较少的短链产业作为双方合作的主导产业。巨石集团在埃及投资能够取得成功，与其产品生产具有短链特点密切相关。

从阿拉伯国家的角度看，资金密集度高的短链制造业发展对其推进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一些阿拉伯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很多加工环节少的工业制造业，如原料药、有色金属、新兴建材、光伏电池片等，都是工业再生产的中间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阿拉伯国家提升本国供给能力和推进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资金密集度高的短链产业具有能源消耗大、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特点，阿拉伯国家的能源资源禀赋和极为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恰可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保障。中国在很多短链制造业的发展上已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工艺水平也处于全球前列，中阿双方在相关产业开展合作具有广阔空间。

（三）引导易于融入欧洲产业链体系的企业开展对阿投资

欧洲是全球重要的工业品消费市场，也是很多工业设备与装备、高新技术材料、工业原料和零部件的重要供给基地。通过进一步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产业链体系带动本国工业化进程，由此成为很多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新冠疫情暴发前，欧洲国家已有将产业链向本地区及周边区域回调的态势。从欧盟货物商品进口的国别构成看，2015年至2019年，欧盟区内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额占比由62.1%上升至63.2%，对西亚北非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额占比由2.8%上升至3.0%，对华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额占比则从11.7%降至11.4%。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本已抬头的“逆全球化”趋势因疫情加速演进。2020年3月欧盟发布《欧洲新产业战略》，进一步强化欧盟国家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作用。欧盟国家产业引导的目的便是加速产业链向本土和周边区域回流，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

面对欧盟产业链调整的趋势性变化，中国可考虑引导与欧盟产业链联系较为紧密、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或零部件主要来自欧洲国家的国内制造业企业，适时推进对阿投资合作。

（四）以东道国成熟园区作为投资依托

从国际投资实践来看，工业园区的经营需要与东道国各级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建立紧密联系，外国投资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独资或控股工业园区并不容易。为避免资金浪费，中国各类投资实体参与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园区建设，宜避免以新建园区为重点，应注重加强与东道国合作，助力阿拉伯国家成熟园区的升级改造。

与其他国家相比，阿拉伯国家工业园区的发展悠久历史，在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很多阿拉伯国家已建成基础设施完善、大量企业入驻的成熟工业园区。这些园区不但已经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且在享受优惠政策或在地理位置方面优于中国各类投资实体在阿筹建的工业园区。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应当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优先选择东道国发展相对成熟的工业园区作为在阿投资的孵化载体。

（五）为阿拉伯国家落实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缺乏历史惯性，对当地市场及经营环境缺乏足够了解，对阿拉伯国家在产业链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够熟悉。因对阿缺乏了解，中国在阿引进的大型工业园区项目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对双方产能合作的带动效果十分有限。中小企业受自身实力限制，不太可能将大量资金用于对阿投资的前期调研和风险评估，因而对在阿拉伯地区开展投资活动缺乏热情。因此，对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来说，为推动中阿产能合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应将对阿合作重点由牵头对阿输出大项目转向深度参与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进程，增进对阿了解，获取对于国内企业赴阿投资至关重要的市场信息。

从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来看，很多国家高度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重视提升本土企业能力。中国各类工业园区在带动工业制造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伴随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职业教育的规划和教学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很多中国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全球也处于领先水平。因此，中国政府和国内相关部门可考虑通过为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园区建设、职业教育培训提供技术援助，推动中国企业与阿拉伯国家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增进中阿双方“民心相通”水平，助力中阿产能合作实现优化升级。

五、结语

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制造业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必由之路。正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才导致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国迟迟难以摆脱对油气资源的高度依赖，非油气资源国难以实现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因此，面对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新调整，2010年前后，很多阿拉伯国家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经验，重新调整了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基础仍十分薄弱，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却拥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比拟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际贸易条件。在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上，很多阿拉伯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制造业发展上存在的短板，并从源头应对阻碍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着力打造有利于竞争优势和产业集群形成的“软”“硬”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随着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阿拉伯国家将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伴随中国工业品生产与出口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能源进口规模的显著扩大，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双方货物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换取石油的货物贸易结构，中阿双方逐渐成为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然而，中国工业制造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一些工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国际竞争优势下降的问题。受其影响，中阿经济合作具有由贸易向投资转变的现实需求，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应成为中阿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但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并非易事，对于企业而言，离开相对熟悉的母国环境，在其他国家投资设厂，是一项资金消耗大、风险程度高的市场操作。只有在更全面了解阿拉伯国家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具备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条件，更为科学地规划和布局双方投资合作，中阿双方才能推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实现优化升级。（作者：刘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