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冲击之下，国际秩序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全球治理迟滞不前。与之相对，作为当前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国，美国的主观塑造致使全球治理秩序发生新一轮变动，以复边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制度复杂性现象日益突出。旧的规则体系被人为地瓦解和修改，国际制度中的排他性、歧视性与分散化被再度加强。 在霸权国主导下，排他的、竞争性的以及局部性的国际制度安排渐次被塑造出来。借助嵌套或外生于全球大多边的新兴制度，霸权国通过提升标准或是重塑规则，对崛起国及其他国家采取“脱钩”战略或“规锁”战略，意在将目标国家排挤甚至逐出当前国际体系。为实现霸权护持目标，美国联合西方发达国家盟友采取一系列制度再塑和规则修正行为，推动全球治理再度呈现复边主义趋势。本轮复边主义浪潮在产生动力、作用机制和影响传导等方面具有不同于此前的诸多特性，直接或间接地塑造和改变未来的全球治理秩序走向。

一、复边主义：理论发展与现实转向

想要理解全球治理的复边现象，首先需要明确相关基本概念。复边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全球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却又因为霸权国的主观塑造而受到冲击，影响和改变既成的全球治理秩序。

（一）多边主义：复边主义的理论基础

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要求而产生的全球治理形态，也即多个国家围绕国际大事通过彼此协商形成共识、商定原则、制定规则并据以行事。多边主义包括四个核心要素，即作为行为体的国家、行为体的数量要求、以制度为形式以及协调多边活动的原则性基础。因此，在观察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和复边主义时，应当同时考察规则和制度，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深入剖析秩序的整体变化趋势。我们将多边主义理解为在全球范围内，三个或更多国家行为体为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基于某些指导性原则达成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其具体表现为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基于联合国权威和宪章精神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包括围绕联合国设置的一系列国际规则与区域规则。

（二）复边主义：发展与转向

长期以来，复边主义就是多边主义的伴生和内生现象。在霸权护持的逻辑驱动下，当下的复边主义日渐成为一种带有偏见的、非中性的“多边主义”形态。大国博弈松动了以往复边现象稳定存在和确保相对中性的基础性条件。全球治理中的去等级化和自由主义话语日渐式微。此外，随着霸权国对议题的泛化操作，对治理秩序变动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同一（议题）领域，而需兼顾跨议题的制度间的构成方式和系统效应。基于此，考察此轮复边主义应当从霸权国的整体战略和主观塑造出发，观察各议题领域内及跨议题领域中，功能、成员、性质不同的复合共存制度的分布形态、形成机理及后续影响。

（三）现有研究缺失与问题的提出

已有文献从多个层面提出了解释全球治理复杂性制度分布的多层次动力。全球治理制度的复合分布并不能归为单一动力，而是多层动力共同作用、彼此塑造的最终结果。第一，以往出现复边现象客观上取决于国家行为体之间存在的偏好差异，不同国家往往对制度参与或塑造方式存在意见分歧，客观上导致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呈现碎片化趋势。第二，以往的复边现象客观上取决于全球治理议题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性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导致制度安排上的主体不一致与权威分配不均。最后，以往的复边现象也取决于国内因素对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塑造作用。 

二、霸权护持下的复边主义

出于权力护持和大国博弈的诉求，霸权国采用“脱钩”和“规锁”两种战略，借助利益排他化、议题安全化、意识形态化三种“掩饰”的路径，制造了愈发明显的复边现象。这些非中性的制度塑造日渐侵蚀全球治理秩序的原则性根基。原则触及制度根本，且能改变制度形态。

（一）两种战略

1.“脱钩”战略

霸权国针对崛起国诉诸“脱钩”战略，在诸多议题领域建立排他性的制度安排，意图塑造以平行制度为特征的复边主义趋势。大多数“脱钩”系发生在经贸、产业、科技等领域的要素脱钩，但制度脱钩亦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将“脱钩”代入国际规则与制度竞争的语境下。要素脱钩与制度脱钩彼此是相互影响的，要素脱钩可以借由制度脱钩实现，最终又投射于制度之上，使之更加复杂化，更具排他性、竞争性和碎片化特征。

2. “规锁”战略

霸权国针对崛起国诉诸“规锁”战略，为此制定大量限制性条款和制度增量，也在主观上塑造了全球治理的复边主义现象。“规锁”（confinement）指霸权国在经济等相关领域通过设置高标准规则约束和规范崛起国行为，锁定崛起国在各个领域的潜在增长空间，从而把崛起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霸权国继续享有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

（二）三种路径

诉诸利益排他化方式，通过改变秩序最大化自身利益，避免崛起国从现有规则体系中获益，达到霸权护持的目标。为了应对崛起国实力与影响力因“溢出效应”而获得的增长，强调相对收益成为霸权国的主导逻辑。霸权国转而通过影响、调整和阻断等方式，切断崛起国得自既成多边体系的收益，达到制衡后者权力上升的目的。

诉诸议题安全化方式。为实现安全化，霸权国将特定问题上升到安全层面，将安全置于问题的核心。“安全”具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是霸权国的国家安全，即将特定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威胁”层面，可以将国内法扩展到国际法范围，实现制度扩散与制度重塑；二是泛化的安全，即将中性的治理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实现议程与规则重置。

诉诸问题意识形态化方式，借助意识形态共识拉拢盟友国家，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非中性。霸权国以价值观为先导建立多领域、多对象的议题联盟，将护持霸权与打压竞争对手作为行动目标，基于全球治理功能设定的统一大多边被基于意识形态划界的小多边所拆解，复边主义现象更加明显了。

三、脱钩战略与全球治理秩序的碎片化

对于美国而言，以护持自身霸权为首要目标的“脱钩”战略涵盖要素层面的脱钩和制度层面的脱钩，并通过三种具体方式得以实现，即破坏贸易体系、阻断高科技要素流动以及构建排他性集团。

美频频“武器化”地使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切断目标国与全球网络之间的要素流动，更是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美国优先原则”马首是瞻，破坏既成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框架的多边贸易秩序。在美国脱钩战略的掣肘之下，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停滞不前。缺乏主要国家的贸易治理体系不仅会自损权威，也会导致出现其他各类替代制度的“补位”的现象（例如各类区域性贸易治理机制的诞生或强化），全球治理的复边程度由此加剧。

在切断崛起国得自既成经贸体系收益的同时，美国尝试将中俄等国塑造成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安全的“威胁者”、“挑战者”乃至“破坏者”，围堵中国在多边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尝试，阻挠中俄等国的提案纳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此外，为了对冲来自霸权国的“脱钩”战略，长期作为被制裁者的俄罗斯或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两极化与平行化或将被迫成型。

利用所谓的“意识形态差异”，美国破坏国际社会“求同存异”的合作氛围，压缩其战略竞争对手与第三方国家的沟通、斡旋空间，旨在迫使目标国在国际社会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霸权国借助意识形态划界，推动排他性制度和规则塑造，构筑一套针对崛起国的新的治理体系。新规则体系可以是外生平行于既成多边体系的，也可以是内部嵌套于既成多边体系的，其核心是将崛起国得自的新兴或既成制度的收益排除在外，而意识形态差异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四、规锁战略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单边化

“规锁”意在占领规则高地，限定崛起国的实力成长范围，通过强制性地推广霸权国主导的规则制度标准，将包括崛起国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兼并”至自身主导的网络之中，借网络性权力，打压可能挑战其霸权的其他国家。具体看来，该战略以抢占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权、推动国内法律国际化以及重塑传统领域标准等方式作为具体行动路径。

新兴议题领域的规则缺失为霸权国塑造非中性、利益排他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机会空间，使其得以利用“先行者”优势填补规则空白。在新兴议题领域，美国推广高标准、高准入规则，意图将其嵌入当下的治理实践之中。为构建全球性规则，美国凭借意识形态化或利益排他化某些议题的方式，诉诸同盟政治或伙伴关系，构筑一系列美式“俱乐部”，并以此为基础向外不断扩展网络。其间，美式标准、中式标准和目标国标准部分嵌套、部分平行，加剧了相应治理领域的规则复合程度。

美国不仅将经济问题泛化至安全领域，更是援引本国法律超越多边约束，单边要求在国际投资审查中增强对项目的安全审查。为进一步夯实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美国持续更新国内配套法案，加速建立起一套广泛的限制性法律法规体系，不仅对崛起国形成硬性限制，同时也波及“第三方”，迫使处于中间地带的行为体卷入大国竞争。美国推行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系，不仅严重干扰了既有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同时也加速了新兴小多边和双边贸易规则的建立与兴起。

相较于在新兴领域抢占规则制定权，霸权国在已有的议题领域倾向于重塑标准，附加于己有利的条款，使已有治理规则内部呈现出高低标准（或各类标准）交错并存的复边现象，限制崛起国得自规则的收益，锁定其实力上升空间。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际基础设施投资竞争之中，并以意识形态划界，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与“一带一路”倡议分庭抗礼。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步步为营，在诸多领域不断推出涵盖范围大、要求标准高的新规则，不顾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适应能力和切实利益，直接导致不同标准规则在全球规则体系中交叉存在，使全球治理的复边现象更为凸显。

五、结语：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转折

新一轮的复边现象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但各类制度间的博弈及其结果将决定未来全球治理秩序的发展方向。只有有效对冲复边现象中霸权国主导下的非中性的制度塑造，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世界公平与正义。面对挑战，中国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并蓄而非彼此孤立的全球治理秩序，要以联合国为核心，依托G20等多边平台，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共商合作。二要重视基础研发，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不断增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三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不管全球治理中的复边现象有多突出，践行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就能有效破解复边现象带来的诸多难题，化解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作者：任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孟思宇 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