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界对中美产业链“脱钩”的判断及应对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主要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安全，全球价值链重构已不可避免。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加大国内投资以强化本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联合盟友，以经济安全为名遏制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技术限制。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联手盟友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的政策。鉴于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和产业界互动的结果，日本产业界的态度和反应值得我们关注，对我国准确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各种动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实施对华“脱钩”政策与日本政府的反应

日本《2021年版制造业白皮书》指出，全球价值链重构因“弹性、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时代要求而不可避免。“弹性”是指通过加强供应链的韧性以保障经济安全和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当前美国的对华“脱钩”政策和中美技术竞争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原因。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旨在始终确保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种“竞争性共存”在三个层面展开：即“竞争、合作、对抗”。竞争主要体现在半导体、下一代通信、与绿色经济相关的高精尖技术领域；合作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对抗表现在价值观、人权，以及台湾、东海、南海等问题上。

在竞争层面，拜登政府要达到三大目标：第一，确保优势，即确保美国在半导体等重要产业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在可能转化为军事用途的产品和技术上占据优势。第二，确保自主性，对于稀土等重要矿物，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和回流保持自主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第三，确保安全性，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电网等产业领域排除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为实现上述目标，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加大对华技术限制，一方面由联邦政府强力主导国内投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同时拉紧盟友制造遏华“小圈子”。

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的政策，已密集出台一系列经济安保政策，收紧对华高科技合作，调整所谓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

2021年4月，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深化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民用航空等领域的研发合作，并加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合作。经过一年磨合，2022年5月11日，在拜登访日前夕，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5月23日，拜登访日期间与岸田文雄政府正式签订了《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CoRe）这一文件，内容包括竞争力与创新、网络安全建设、印太地区合作、科学技术合作、航天合作、国际标准化合作、加强出口管制、加强供应链韧性、新冠疫情防护与全球健康安全等。7月25日美日首次举行经济版“2+2”部长级会谈，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出席会谈，双方就如何应对所谓“中国冲击国际秩序”，着手制定经济领域的统一标准。

二、日本产业界对中美“脱钩”的判断及应对

2022年3月，日本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后疫情时代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变革》报告指出，拜登政府强化与盟友合作，谋求建立对华经济安全屏障，具有多重目的。一是通过联手制华，谋求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限度的对华监管有效性；二是在加强供应链韧性方面，要求盟友各尽其责，共同承担责任，防止盟友“渔翁得利”（backfill）；三是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标准。目前，美、日、欧盟都在政府主导下推动关键产品的国产化，都计划在国内建立半导体等重要产品的完整生态系统，竞相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如果美国不能协调好盟友的优势并合理分工，不仅无法和中国脱钩，还将引发盟友之间的激烈竞争。

日本产业界认为，在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影响下，今后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但是，中国产业基础雄厚，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跨越6万亿美元大关，进出口均增长了约30%。中美、中日双边贸易额也都创出新高。数据说明中美、中日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美日两国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不会放弃在于己有利的领域继续与中国合作，非关键产品和领域的供应链离不开中国。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就对华启动针对性关税豁免程序表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停止彼此之间的贸易是不现实的。美国将努力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而不是‘脱钩’” 。

更确切地说，美国联手盟友针对中国实施的是“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是围绕新兴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产品和产业进行的脱钩。“印太经济框架”（IPEF）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的这一意图。很多学者指出了IPEF的非自贸协定属性，认为它既缺乏市场准入等实际内容，也未关注成员国期待的关税减免。对此，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美国充分认识到IPEF不是一个有关税减让的自由贸易协定。IPEF是为了应对现代挑战而设计的现代谈判”。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IPEF重点关注的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范围，半导体、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以及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新兴技术开发和利用的规则，才是该框架关注的重点”。

日本产业界提醒政府不要一味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性。在日本政府密集出台经济安保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智库亚太倡议针对日本100家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敏感企业实施的调查表明，日本企业希望政府实现“中美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日本企业希望日本外交能够平衡与中美双方的关系，在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的前提下，谋求和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利用RCEP以及中国正在申请加入的CPTPP等平台，继续与中国开展对话。

日本企业还希望政府的经济安全政策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动自由；通过和政府充分对话，在经济活动中找到既能确保经济安全，又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平衡点。希望政府在制定监管规则时，能够了解企业的具体诉求，使监管规则合理、明确和最小限度化，确保监管规则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的稳定性。另外，在支持生产基地回归本土、鼓励企业在本国生产的政策制定方面，政府也要充分听取产业界的意见，在充分了解本国产业生态系统特点、全面衡量本国企业强项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资助对象、制定有效的资助政策和振兴政策。

今后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目标将会发生改变，从过去谋求建立效率第一的全球最佳生产体系，转为优先考虑地缘政治风险、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其后才是考虑自然灾害和疫情等风险。日本有经济学家提出建立“中立的供应链”，设立由民间主导的中立委员会、跨国认证机构等来衡量供应链的中立性，旨在防止中美“脱钩”带来的风险和经济损失。

日本企业还提出设立双重供应链或双轨制供应链，一方面是用来嵌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另一方面是用来嵌入以美欧为中心的供应链。有近三成的日本企业为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正在考虑把美国业务和中国业务分离。已经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日本企业，又进一步把中美业务做了分离。而已经实施中美业务分离的企业，又分别加强了美国业务和中国业务。日本企业的种种应对措施，反映出日本企业和政府的经济安保政策之间存在一定距离。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未来10年美国坚持联手盟友遏制中国的政策，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将配合美国逐渐与中国进行“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的经济安保政策将使关键产品和生产领域回归本土，或迁移至所谓价值观相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在资源、能源、食品和通用产品等方面，为了降低依赖特定国家的风险，日本将寻求多样化和双轨制供应链。

纵观各国供应链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重建战略物资的国内生产体制，诸如建立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发达国家来说，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这也是美国能够加速推进以盟友为基础的供应链重塑的关键所在。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最终还要由中国自身的发展来决定。中国在产业集聚、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优势突出，中国的市场在规模和成长性两方面难以被替代。建立战略物资的国内生产体制，既需要巨大的生产能力，还需要有巨大的国内需求来支撑，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国家。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支撑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链调整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关键。其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能否走向中高端成为关键。要着力打造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中国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同时，中国要加强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大数据、5G等领域构建科技创新和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力争在全球价值链调整中保持优势和话语权。（作者：汪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