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国际能源安全新态势

内容提要：世纪疫情、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变化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因素相叠加，导致国际能源领域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势。过去两年，国际能源价格出现历史性震荡，能源关系出现历史性调整，能源体系陷入紊乱与不适，能源市场波动引发强烈骨牌效应，主要国家应对举措也迭创历史记录。这些变革，将国际能源政治推向新的发展轨道。未来一个时期，能源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再度凸显，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加明显，动荡与不确定将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新常态，国际能源格局或出现新的二元对立格局，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断变化。学术界、战略界应深入思考如何辨证看待能源转型与百年变局、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与能源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能源共同安全作为运筹能源战略、推进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原则。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变化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能源领域出现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其中不少是历史性变革，给国际安全增添了不确定性。这些现象既是百年变局的结果，也是构成百年变局的一个重要侧面和过程，是理解变局、防范风险的重要参照。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能源生产、消费大国，把握好国际能源政治的新趋势，对于维护能源安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

近两年，能源领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既有能源价格的震荡、能源关系的变动，又有主要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调整，以及能源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在许多方面都有历史性突破甚至是百年未有。

能源价格出现历史性震荡。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共经历过3次石油危机，其中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最大，国际油价涨幅接近3倍，低油价时代终结，从而对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也让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能源安全问题。过去两年，全球能源市场经历过山车式震荡，涨幅尤其明显，波动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停摆，能源需求骤减，叠加欧佩克和俄罗斯的能源价格战，油气价格呈断崖式下降，4月下旬布伦特原油价格从年初每桶60美元左右跌至20美元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自交易以来首次出现负油价。202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逐步转入复苏，能源需求反弹，叠加欧佩克联盟达成减产协定，能源价格转向上行并不断突破新高。2021年9月，国际油价突破每桶80美元，达到7年来最高水平，年内上涨约53.6%，比2020年低点上涨了8倍。其间，欧洲等地区出现区域性的能源供应短缺，煤炭、天然气、电力价格触及罕见高位。当年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TTF同比上涨近10倍，德国天然气价格涨幅超过2倍，英国天然气价格涨幅接近3倍，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电价涨幅均超过1倍，部分国家超过5倍。进入2022年，地缘冲突、疫情反复、气候变化等因素给能源市场带来更大不确定因素，能源价格振幅区间进一步扩大。2月16日，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8年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25日，布伦特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3月2日，突破每桶110美元大关，3月7日盘中价格一度接近140美元，在3个月时间里上涨约90%。国际油价的波动区间明显拉大，大幅涨跌连续出现，油价曲线更加陡峭。至此，国际油价在两年时间里从波谷窜至波峰，谷峰价差最大超过150美元，不仅涨幅超过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涨跌交替之快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罕见。能源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而能源价格则是能源市场、能源政治、能源安全的风向标，一旦国际油气价格出现连续、大幅波动，往往预示着重大变化的发生。

能源贸易关系出现历史性调整。长期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流向，由此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能源贸易关系，俄欧能源贸易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俄欧在资源能源领域高度互补，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友谊”石油管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管道工程，冷战后俄罗斯又先后开通7条对欧天然气管道，双方之间形成了庞大而密集的油气运输管网，能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原定于2022年投产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长1200公里，年输气量550亿立方米，是全球最长的海底天然气管道。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30%的石油、45%的天然气和46%的煤炭自俄进口，其中，德国超过5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保加利亚77%，波兰和拉脱维亚超过90%，北马其顿、波黑、摩尔多瓦等国100%依赖俄罗斯。俄欧能源贸易2012年达1730亿美元，2021年虽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但仍然高达1080亿美元。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约1500亿立方米，约占全球管道天然气贸易的22%；石油进口约300万桶/日，约占全球石油贸易的7%。能源贸易占欧盟俄欧贸易额的62%，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能源贸易关系。2030年前，欧盟如果按计划完全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相当于将总额15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分拆，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按更为激进的计划，在2022年底前实现对俄能源禁运，影响将更加剧烈。以德国为例，若停止俄油气供应，每月需要增加进口约82船液化天然气，这一规模超过全球LNG出口大国卡塔尔2月的总产量。在现有天然气产能中，有很多已经被世界其他买家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临时转向欧洲存在一定困难。俄不仅是欧盟能源的主要来源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国，乌克兰危机前每天向全球市场出口780万桶石油，约占世界供应量的8%，西方在乌克兰危机后对其进行严厉制裁，正在推动俄能源贸易转向。俄罗斯能源界分析认为，亚洲可能在5~7年后成为俄气的主要出口市场，大型天然气工厂和管道建设周期5年左右，俄如果现在就着手启动工程建设，未来天然气出口可全部转向亚洲。能源贸易流向是观察国际能源关系的重要指标，贸易流向一旦发生成规模的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际能源关系的基础，并对国际能源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能源供应陷入紊乱。对大部分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的国内供应体系与国际能源关系的密切衔接，外部关系的调整很快会反映到国内供应体系上，如果国内调整不到位，很容易导致供应紊乱。欧盟化石能源主要通过管道自东向西、由陆到海，海上能源进口通道居于次要地位。从成本和效率上来说，欧洲大陆国家距俄罗斯越近，就越应该从俄进口能源，对俄能源依赖的程度自西向东、由南至北梯次加强。欧盟如果对俄实施能源禁运，需从其他地区进口能源补缺，欧洲大陆上的能源流向将转而自西向东、由海至陆，这给现有能源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比如，东部国家如果舍近求远，能源进口成本大幅增加。并非所有能源管道都具备逆向输送的能力，而是需要进行设备改造。同时，欧洲港口短时间内也不具备接纳大量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能力，尤其是液化天然气港口需要特殊设计建设，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欧洲主要炼化设施与港口之间没有管道连接，无法直接接受海上能源输送。以德国为例，其大型炼化厂主要位于东部，通过俄欧“友谊”管道直接接受石油，计划中的“北溪2”管道正是连接俄北部港口城市维堡与德国东北部城市卢布明。石油禁运后，德需要设法将东部的炼化厂与港口连接起来，“北溪2”配套设施也将荒废，这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欧盟表面上更容易在煤炭上摆脱对俄依赖，事实上俄在欧盟煤炭消费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俄动力煤在欧盟动力煤进口中占比接近70%，德国和波兰尤其依赖俄动力煤。欧盟很多发电站以俄产煤炭规格设计运行，要实现替代也并非轻而易举。此外，相比于外部能源供应调整，低碳转型给能源供应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如处理不当将引发更严重问题。2020~2021年，欧洲、美国和中国均出现比较严重的能源供应短缺，甚至形成局部危机，能源价格在短时间内飙升，严重妨碍能源体系的稳定运行，均与相关配套政策设计、设施建设未能与转型衔接有直接关系。

能源消费发生强烈连锁反应。石油、天然气、煤炭是重要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与之相关，其价格变动通过生产链依次向下游传递，很快就会表现在终端市场，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种影响成指数般扩大，涉及每个国家和每个经济部门。天然气既是生产氮肥等化肥的重要原材料，也为生产过程提供热能和电能，通常占制造成本的80%左右，天然气价格暴涨将大幅增加全球化肥工业生产成本。2022年3月，世界银行化肥价格指数涨至237.6，同比增长了1.3倍，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化肥价格上涨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打击巨大。据国际肥料发展中心（IFDC）统计，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化肥使用量减少约30%，可能导致其2022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能源危机间接导致罕见的化肥短缺，进而引发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能源价格快速上涨直接推高通胀水平。国际油价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12月间上涨大约77%，同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列为先进经济体的34个国家中有15国年通胀率超过5%，109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有78个年通胀率超过5%。2022年4月，美出现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高达8%，能源价格上涨是重要推手。2022年3月美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5月初，美联储议息会议指出，能源价格上涨使得通胀更加难以控制。此外，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在很多地区加剧了能源贫困。2021年冬季的能源短缺曾导致欧洲能源贫困加剧，大约有8000万户家庭无力负担取暖费用。世界银行粮食安全评估报告显示，2022年4月至7月几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都出现了高通胀，92.9%的低收入国家、92.7%的中低收入国家和89%的中高收入国家的通胀水平都在5%以上，其中许多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均与能源、食品价格上涨直接相关。

主要国家应对举措打破常规。面对空前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从消费国到产油国均强力应对，其中很多举措从市场规模和政策力度上看都是空前的。从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美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3次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SPR），总量超过2.6亿桶。其中，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3月31日宣布在6个月内每天释放100万桶，合计释放1.8亿桶储备，是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截至5月12日，美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连续35周减少。如果1.8亿桶储备抛售计划得以执行，其战略石油储备将降至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在过去两年出现重大转折，或全面改写其能源市场格局。面对2020~2021年能源短缺，欧盟希望俄对欧加大能源出口特别是管道天然气出口，同时要求成员国加快能源转型进度，并采取了部分非市场补贴举措。部分西方政治家和媒体指责俄：输气力度不够，趁火打劫，谋取地缘政治利益。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洲舆论风向突变，欧委会连续推出对俄能源制裁举措，从多进口转向不进口，计划在2022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石油，2030年底前全面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实现欧俄能源脱钩。同时，欧盟地区将适当重启化石能源发电，将核电归为绿色能源，延长现有核电站退出时间，2030年前还将新建十几个核反应堆。主要产油国的应对举措同样创下历史纪录。2020年4月，欧佩克和非欧佩克联盟（OPEC+）达成为期两年减产协定，首期减产规模高达970万桶/日，约占全球日供应量的10%，是该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之后，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国也加入减产行动，全球合计减产规模一度超过2000万桶/日，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20%，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减产规模的4倍多。过去两年，“欧佩克+”显示的超强减产执行力是其成立以来罕见的，有力提升了产油国的国际话语权。

二

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之前，国际能源形势的发展相对稳定。能源的市场化、全球化势头加强，低碳化、电气化、数字化趋势明朗，欧佩克、俄罗斯、美国作为主要生产者三足鼎立，亚洲国家日益成为新的消费重心等等，与百年变局的总体趋势相吻合。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冲击甚至中断了能源领域的发展大趋势，甚至完全逆转了某些势头。

第一，能源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再度凸显。能源是一种特殊的战略商品，和平发展时期更多体现商品属性，动荡变革期则主要体现政治和安全属性。近30年，国际能源市场实现了长期持续发展。“9•11事件”、金融危机等重大冲击曾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但能源市场显露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能源价格、贸易关系、运输通道都趋向稳定、成熟，多数国家能源体系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能源的商品属性更加清晰，市场和效率超越安全、政治成为能源领域发展的主要风向。能源安全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活动得以实现，建立能源安全备份的动力不足。2016年2月，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认为，国际能源政治已经深刻变化，“能源不再是一种稀缺商品”。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短缺远远超出市场的调节能力，给能源市场化趋势当头一棒。欧盟认为，油气长期供应合同虽然在安全上更有保障，但会扭曲市场竞争。欧盟在计划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寻求从其他渠道进口油气时发现，能源现货市场供应不足，不少产能已被长期合同锁定，必须进行艰苦谈判才能调剂产能。2022年，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十条建议》，其建议的主要措施是非市场举措。为确保能源供应，欧盟不得不转从大西洋和地中海进口成本更高、供应更不稳定的液化天然气，并投建新的油气管道。据俄方测算，美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价格比俄管道天然气价格高30%~40%，增加欧洲能源成本。澳大利亚是欧盟煤炭的主要供应方，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煤价一度涨至每吨440美元，是2021年初交货价的5倍。

随之发生的则是能源再度政治化甚至武器化。2016年以来，欧佩克和俄罗斯等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通过连续减产合作，逐渐形成了“欧佩克+”合作机制，明显提升了产油国国际话语权，能源政治化回潮的苗头初现。在当前能源紧张局势中，欧佩克将维护“欧佩克+”团结摆在优先位置，在对俄制裁问题上保持中立，并拒绝美欧的增产要求。为削弱欧佩克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内重拾曾经搁置多年的《反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NOPEC），其关键条款是将人为限定石油价格或产量确定为非法行为，并取消对欧佩克及其成员国的主权豁免权。目前，该法案已分别获得参众两院司法委员会批准，如最终通过两院票决而成为法律，很可能导致美沙关系生变，并牵动美同产油国整体关系出现历史性拐点。同时，美为平衡国际能源市场，还在加紧同委内瑞拉、伊朗等受到制裁的产油国联系，目前已实质性放松对委石油制裁，允许其对欧出口。

第二，国际能源转型长期性和复杂性更加明显。能源转型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社会转型是百年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明显带有变局时期螺旋反复的历史特点。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技术进步、投资促进、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利好因素的影响，全球能源转型进入快车道，2008~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累计投资2.09万亿美元，是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10年。2019~2021年，国际社会围绕《巴黎协定》落地展开密集互动，到目前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公布或更新了减排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方案，近30国制定净零排放目标，低碳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这种快速发展势头未能持续，并在此次能源市场危机的冲击下有所迟滞。能源危机充分暴露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它在相关技术成熟之前尚无法成为能源的主力军。

目前，包括欧盟在内的多数国家都重新规划了化石能源发电投资，推迟核能发电退出时间。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21年，全球煤炭发电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比增长9%；2022年用于发电、炼钢和其他工业用途的煤炭总消耗量预计将增长近2%，达到略高于80亿吨的创纪录水平，并且至少在2024年之前保持这一水平。欧盟2021年的煤炭使用量增长了12%，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增长。美国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17%，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煤炭消费量也有所增长。国际能源署估计，2024年煤炭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至少增加30亿吨。按照国际能源署2021年估计，要实现在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碳消费必须在2021~2025年减少25%，并一直保持缩减趋势。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也冲淡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舆论氛围，可能导致全球气候行动放缓。大国将更多政治资源用于解决冲突带来的各类问题，很难将气候变化问题排上政治议程的优先位置。2022年4月15日，美政府决定恢复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油气钻探开采审批，与拜登在竞选总统时作出的承诺完全相悖，被环保团体批评为气候政策的失败。在欧盟地区，民众对碳交易体系改革、碳边境税实施等议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据报道，2022年9月5日荷兰举办一场气候峰会，就对非减排援助进行磋商，非洲多国领导人不远万里参会，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均缺席，对气候问题一向积极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没有参加。2021年，俄罗斯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问题上开始转向积极，公布了一系列绿色新政计划，而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很可能导致俄绿色转型进程回到起点。

第三，动荡与不确定成为新常态。全球曾多次遭遇不同程度的能源危机，但从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多线条和多领域相互叠加、相互联动的复杂局面，明显增加了国际能源政治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甚至使之成为常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能源领域接连遭受世纪疫情、大国博弈、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经济萎缩、需求反弹以及全球减排约束增强等因素的持续冲击，频繁出现各类波动。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在短期内仍然不会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连锁反应还可能进一步深化、扩大，国际贸易、全球产业链都将出现深度调整，能源转型的进程也难以预测。同时，近年来各种新型威胁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对抗性加剧，冲突性上升，显性威胁更加突出，而能源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密切联系，相关变化明显增加了能源领域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物联网、区块链、关键原材料开发等带来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直接作用于能源领域，维护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已经成为各国电网安全面临的首要任务，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也已成为各国能源转型的首要任务。当前，国际社会思潮进入新的活跃期，既有关于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积极思想，也不乏民粹主义排外的极端思潮，而能源转型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本身就容易引起社会争论，两方面问题相叠加，给能源安全带来明显的社会挑战，最终会在何处出现危机难以预测。

除这些外部因素，能源市场本身也处在变革期。目前，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看空化石能源，导致化石能源行业投资动力不足，在短暂出现的市场波动中无力作出应有的调整。这是市场动荡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贝莱德（BlackRock）宣布将不再资助化石燃料开发，退出动力煤市场，也不投资动力煤收入超过总收入25%的公司。2019年，欧洲投资银行（EIB）宣布在2021年底前停止为一切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贷款，包括燃煤发电及天然气发电项目。国际能源署曾评估认为，全球化石能源投资将持续下降，其中2021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投资总额将降至3560亿美元，比疫情前下降约26%。

第四，国际能源政治或出现新的二元对立格局。石油在20世纪初即实现了全球交易，价格全球联动，是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大宗商品之一。天然气贸易受技术所限，区域管道交易效率更高，定价、计价、交易方式的区域特点更明显，全球化程度逊于石油。近10年来，随着美国天然气出口增加，以及液化天然气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天然气全球交易的势头更加明显开始加速，油气价格同步性更加明显，全球油气贸易日益趋向一体化。但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体化发展高度依赖开放、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以及各方对市场化理念的普遍接受。但是，世纪疫情、俄乌冲突、大国博弈，正在割裂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动摇了能源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从基本板块上看，国际能源关系的大幅调整，将导致原本东西、南北相互交织的能源流重新划归，出现阵营化趋势。其中，俄能源出口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美能源出口流向欧洲，欧佩克与美国的竞争关系更加明显。从能源金融上看，将由原来的主要以美元和欧元计价、集中通过SWIFT结算，转向西方货币与非西方货币、SWIFT与非SWIFT交易体系并行，后者的规模将迅速扩大，两者有可能形成均衡之势。目前，部分产油国正考虑在能源贸易中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结算。从消费习惯看，各国可能被迫形成新的油品消费习惯，进而形成新的贸易关系。一般来说，基于市场因素形成的消费习惯是相互交织的，没有明确界线，但当前形势下新消费习惯的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安全因素的影响，很可能出现明显的阵营分化。同时，乌克兰危机下的俄西矛盾还可能向外扩展，与当前大国矛盾相叠加，加剧更大范围内的东西方矛盾，导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从南北向东西转移，从产油国、消费国二元格局向东西方二元格局转变，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能源政治的基本格局。

第五，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能源安全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能源危机期间出现的概念，主要基于能源消费国的视角。1985年，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以适度成本获得充足的能源特别是石油的足量供应，体现出能源供应安全在传统能源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得到大多数能源消费国特别是经合组织成员认可。环境问题提上议程后，使用安全被纳入能源安全的范畴，即能源的使用不能对人的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经济、安全、环保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外延。这些变化在经过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重大动荡和能源转型的进展后仍在继续。一是能源安全向能源体系安全演化。传统工业化条件下，只要抓住化石能源供给这个主要矛盾，能源安全基本就有保障。在能源转型的条件下，能源安全不仅要确保煤、油、气供给，还要确保可再生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安全，确保现代化的电网安全。二是能源安全的约束条件和实践手段都更加多元，传统意义上能源禀赋较差、能源安全风险较大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转型后获得更加安全的能源环境。石油安全、天然气安全、可再生能源安全的形式和内容不一，维护安全的手段也不一样。能源转型赋予各国更多手段来实现能源安全，安全不再系于一国一域。能源结构均衡是现代能源体系安全的重要内容，要确保化石能源和替代能源比例均衡，在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其占比越高越意味着整个能源体系的不稳定。三是能源安全的国际互动发生变化。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同国家在能源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细，国际能源分工体系逐渐成熟，各国能源安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力量对比更加均衡，以往那种生产国和消费国交替坐庄的格局将逐渐淡出。能源安全是相互的，危害别国能源安全、提高别国维护能源安全成本的做法，反过来可能导致自己的不安全。如果能源转型不被中断，化石能源作为一种政治博弈资源，将在本世纪中叶前发出它最后的余辉。

三

全球能源领域过去两年来发生了许多历史性事件，未来还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由于能源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加速百年变局进程，并对能源安全产生深刻影响。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更好维护能源安全、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能源在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历史角色出发，准确识别能源安全问题在百年变局中的位置。当今世界大变局既包括国家力量对比的调整，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归根结底是权力与秩序的变化调整。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权力分配和秩序变革中最直接的动因。能源转型是技术进步的集大成者，能源利用技术的每一次大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并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生活。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煤炭的使用，机械取代人力，开启工业文明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起来，率先完成革命的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电力和石油的广泛应用，极大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启电气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形，美国壮大为新的世界霸主。经过这两次以能源利用方式为核心的革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能源之所以能够对政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能源技术进步对权力分配的结构性重塑作用。从社会政治看，能源技术进步大幅推升生产效率、加速资本积累，进而导致社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后果是催生不同形式的社会革命。从国际政治看，能源技术进步往往带来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明显变化，一些国家借此大幅提升国力，进而带来国际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后果是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因此，能源转型在社会进步和国际变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但是，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进步的过程远不太平，而是充满了动荡与凶险。无论是国内社会革命还是国际变局，皆是如此，其结果也未必是稳定的。两次工业革命引发世界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很多国家埋葬了王权、帝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建立起稳固的新秩序并走上繁荣发展之路，反而还有国家由此陷入长期灾难，国际上更是爆发了几次大战。

当前，人与能源的关系又一次面临调整的关键时刻，从能源技术、能源经济到能源政治都即将实现重大转变，并再次推动权力与秩序的变化。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国力竞争的关键，率先完成能源转型的国家，将形成新的竞争力优势和对外经济关系。这将改变化石能源条件下的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结构，也将形成新的国际能源政治格局和力量关系。特别是，传统意义上在能源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可以借助转型实现逆袭，赢得影响力和话语权。欧盟与俄罗斯能源关系的演变，正是这一规律在国家间层面上的具体体现。作为化石能源匮乏地区，欧盟长期受制于外部环境，开发替代能源技术不仅可以帮助欧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也可以给欧盟带来全球领先优势，进而实现欧俄力量结构的再平衡，提升欧盟的全球话语权，推动力量结构重塑。但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对美俄都不利，美俄必然设法阻止或延缓其发生，因此也就引发美俄欧之间围绕能源的各种明暗较量。2022年6月，美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首次超过俄罗斯对欧管道天然气出口，有可能接替俄罗斯掌控欧洲能源的阀门，就是这种较量的直接体现。此外，能源利用的方式变化叠加信息技术发展，正在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激发出新的思想潮流，也在催生新的社会政治变革甚至社会革命。这些变化也必然将伴随着或大或小的各种风险，与其他领域的各种剧变相互叠加，强化了变局时代特有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由此可以说，能源转型与百年变局是一对辨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政治发展，还是格局调整导致的各类冲突，都构成了百年变局的生动内容，并推动后者加速向前发展。

（二）动荡不安的国际能源安全新常态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深入认识发展和安全、政府和市场、能源和地缘的关系。当前，能源领域一系列连续震荡，能源政治和安全属性的凸显，国际能源政治二元对立格局的复现等问题都在提醒人们，在事关国家发展大计的能源问题上，博弈永远都是深刻、残酷和长期持续的，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政策失当随时可能导致能源形势恶化。欧洲能源危机的教训说明，任何忽视国际能源政治残酷性和长期性、忽视自身短板而将能源供应寄托于外部供应、自我市场调节和不成熟技术等等做法，都无异于饮鸩止渴，极具风险性。有关各国家都在根据形势变化，更新相关战略规划与政策设计，牢牢把握能源安全的主动权。

统筹好能源领域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推进能源体系现代化、维护能源安全的关键。在化石能源占主导的条件下，能源领域更多是以自身发展和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安全色彩。诸如磋商国际能源合同、重大油气勘探发现、能源市场建设等事项，更多是从安全角度去考量。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特别是诸如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智能电网等技术的发展，能源与整个经济体系的融合程度空前加强，人们越来越从发展的角度看待能源问题，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空前提高。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在能源领域实现稳步发展、确保越发展越安全、确保安全不妨碍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必要条件。

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利于从根本上建立现代化的能源安全体系，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能源安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安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统筹发展和安全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能源领域具有特殊性，长期以来始终存在自由发展和政府调控的博弈关系。在化石能源为主导的条件下，能源生产相对集中，政府调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较高。随着替代能源占比升高，能源生产趋于分散，更多需要市场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指标进行调控，政府调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在下降。但是，从安全需要出发，政府必须确保一定程度的调控，不能将能源体系完全托付给市场。这就需要根据能源转型进展，实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良性发展。

认识能源和地缘关系的新变化，更好地筹划能源对外战略。当前，能源转型和大国博弈正在分别从技术、政治两个层面对能源和地缘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方向并不一致，两种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将决定能源地缘政治未来发展方向。技术上，传统能源地缘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呈走弱趋势，传统能源博弈政治降温，主要国家正在基于关键矿物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技术建立新的能源关系，能源博弈的杠杆和工具都在更新换代，能源和地缘的关系呈现出油气与地缘“脱钩”、可再生能源与地缘政治“挂钩”的演进趋向。政治上，乌克兰危机以及一系列影响因素的出现，导致能源地缘政治意外出现“再挂钩”。2022年7月，美总统拜登访问沙特，希望推动后者增产，石油同美国中东政策的关系再度“绑紧”。去年以来，欧盟内部在俄能源依赖问题上数度撕扯，已经分成不同阵营，不仅打乱了欧盟能源发展战略，也将深刻影响欧盟的政治发展进程，以及欧洲地缘格局。未来，能源转型的大趋势还将继续，应盯紧两种力量的发展态势，准确认识能源和地缘的关系变化，对可能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外部风险进行再评估，并借此优化对外能源安全战略。

（三）准确把握变局时代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统筹好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关系。百年变局不仅带来世界社会的深刻变化，也刺激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孕育着新的思想与知识。20世纪70年代至今，无论是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地区，还是联合国、国际能源署等国际机构，都在持续更新对能源安全的定义，并在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欧盟在2022年初推出的“REPowerEU”战略从节约能源、能源供应多样化、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三方面着手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实际上就是因应形势变化，对自身能源安全战略作出的调整。从宏观上看，要将能源安全内涵外延变化具体化到相关战略和政策中去，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首先是重新认识能源安全的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国际合作的焦点和难点是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在化石能源占主导的条件下，各国实际上关注的是能源相对安全问题，也就是各国之间如何分配有限且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相对利益越大，政治互动就越成功，国家似乎就更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国需要不停地设法追求支配更多能源、掌控能源价格，尽可能博取更多利益。一国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实现自身能源安全，也不可能彻底毁灭别国的能源安全。风、光、氢、核等资源总量无限，技术本身也可以被无限拆分，因此在能源转型条件下，一国更关注的是能否得到相应技术和原材料，而不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只要技术取得突破，原材料供应有保障，理论上就能实现能源供应的绝对安全。从相对安全到绝对安全认识上的变化，将引导国家行为走上新的轨道，从根本上重塑国际能源政治。

其次是重新认识能源变革的周期性特点。作为油气能源匮乏地区，欧盟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追求能源自立的策略在方向上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走得太急，结果是未立先破、陷入乱局，为了明天的安全丢掉了今天的安全。历史上每一种主导能源的崛起都经历了相当长周期，且其中的技术周期、商业周期、文化周期、政治周期并不一致。一个周期要稳定，必须先巩固技术和商业周期，随后是政治和文化周期，煤炭和石油的应用莫不如此。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现象是，人们在政治和文化上对能源转型的要求很高，已经超出了技术和商业发展的水平，导致政治和文化周期在技术和商业尚未巩固的时候就壮大起来，能源转型出现动荡在所难免。目前看来，新一轮能源转型的周期可能比煤炭、石油所经历的周期都要长，相应的能源安全政策必须立足现实、稳中求进。

第三是用更加多元的保障手段去破解更加多元的安全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能源现代化进程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趋势高度融合，能源安全与科技安全、数据安全、产业安全、生态安全，甚至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的相关性大大提升，与传统上供应安全的范畴有明显区别。比如，能源消费国为实现稳定安全的化石能源供应，要综合动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通过处理对外关系达到目的。如果要实现稳定安全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一国更多是统筹科技、数据、产业，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保障水平。同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国土安全等问题也成为能源安全需要关注的领域。外延的调整既有领域变化，也有范围变化。总的来说，一国实现能源安全的条件越来越丰富，但面临的约束和风险也越来越多，对各国把握能源安全政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特点，与百年变局的总体趋势是高度契合的。

（四）百年变局与能源转型为实现全球能源共同安全创造了新条件。长期以来，受限于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地缘性、垄断性和外部性等属性，国际社会一直难以实现能源领域的共同安全，能源纷争格外激烈，与能源有关的摩擦、冲突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来源，也因此成为全球治理的难点之一。解决能源纷争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出能源安全困境、实现共同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各主要国家和国际社会应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能源转型的新形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努力推进能源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安全。一方面，应形成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能源矛盾的共识，谴责和防范以强权乃至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手段解决能源矛盾，谴责和防范利用能源操弄地缘政治、挑起地区冲突、损害他国及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行径。另一方面，要坚持合作共赢，通过发展共同应对能源领域的各类挑战。发展是解决能源问题的总钥匙，适用于世界各国，能源安全挑战在全球层面得到缓解，对世界各国都有利。各国应积极对外分享在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帮助面临严峻能源挑战的国家改善条件。发达国家应积极通过全球发展合作，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管理方法支持，帮助后者尽快实现能源脱贫。各主要国家应积极应完善能源领域的全球治理架构，建立起广泛覆盖的治理机制，形成全球能源资源发展合作工作机制，将各类资源集中起来，围绕能源在全球的流通配给、价格形成开展工作，及时有效应对各类资源市场冲击。应鼓励各国选择适合自身的资源能源安全发展道路，实现能源安全的多元化，谴责和抵制企图利用贸易、技术、标准来限制别国资源能源规划的做法。（作者：韩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