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溢与突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

内容提要：中东是受俄乌冲突外溢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这场冲突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地缘政治、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对该地区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在大国竞争、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中东巨变多重冲击下，中东地区尤显脆弱、敏感。总体看，俄罗斯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并未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中东国家对冲突基本采取中立态度，不愿加入西方对俄制裁。这表明该地区国家不愿卷入俄与西方的大国竞争，也凸显近年来俄罗斯积极重返中东成效显著。随着俄战略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的根本改变，在西向受阻大背景下，中东恐成为俄罗斯新时期南下战略突围的重要方向。

2022年乌克兰危机再次升级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最重大地区安全事件，对国际格局与全球安全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中东地处欧亚大陆南翼，与俄乌地缘上接近，亦受到俄乌冲突的严重外溢影响。本文主要研究本次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揭示中东与俄乌冲突的内在关联，并研判俄罗斯与中东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经济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冲击

俄乌冲突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实际上也是一场经济战、能源战。战争推动国际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严重扰乱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给中东地区不少国家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并危及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东在农业领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构成很强的依赖关系，这一因素导致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中东粮食安全。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粮仓，生产了世界55%的葵花籽油，32%的大麦，30%的小麦和20%的玉米。俄罗斯、乌克兰分别为全球第一、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两国提供了世界供应大麦的19%、小麦的14%和玉米的4%，占全球谷物出口的1/3以上。俄罗斯还是全球化肥的最大供应国，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国、第二大钾肥供应国和第三大磷肥出口国。因此，俄乌在全球粮食市场地位举足轻重，两国的稳定关系到全球粮食安全。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落后，粮食自给率低，主要依靠进口，是全球粮食安全的“洼地”。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面临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阿拉伯国家约有5 500万人面临饥饿威胁，其中处于动乱和冲突之中的也门、叙利亚、索马里、苏丹、伊拉克和利比亚六国情况更为严峻。因此，在俄乌矛盾升级前，中东地区多国已面临重大粮食安全问题。

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依据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程度将中东国家分为三类：“严重”有八国（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科摩罗、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巴勒斯坦），“中等”有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和黎巴嫩七国，“不太严重”有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和伊朗八国。中东是全球对俄乌粮食依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球十大小麦进口国近一半为中东国家：埃及、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是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近85%进口来自俄乌。土耳其是全球第三大小麦进口国，约78%进口来自俄乌。突尼斯小麦进口60%来自俄乌。黎巴嫩、利比亚、也门的小麦进口来自乌克兰比例为50%、43%、22%。伊拉克、埃及、土耳其、伊朗的葵花籽油进口自俄乌的比例分别为87.8%、73%、70%、37.1%。阿联酋、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从俄乌进口小麦较少，但在大麦、牛肉和鸡肉等方面对俄乌有较高的依赖，2019年沙特从俄罗斯进口大麦价值2.32亿美元，202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GCC）国家从俄进口肉制品达1.13亿美元。

俄乌在粮食、食用油和化肥领域生产的极高集中度以及中东对俄乌食品进口的极高依赖度导致中东国家食品市场的易波动性和粮食安全的脆弱性。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从生产、运输、交易、价格等多渠道多环节冲击中东国家的粮食市场，持续推高粮价，造成中东一定程度的粮食安全和民生危机。由于供应链中断，对该地区的粮食供应大幅减少，导致其粮食、基本主食价格上涨，并助推通货膨胀。比如，俄乌冲突使埃及粮价飙升，小麦价格几乎一夜间上涨了44%，总体食品价格估计上涨了17%，葵花籽油价格上涨了32%。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发现，2022年2~3月份，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三国的基本粮食篮子（每个家庭每月最低粮食需求）的价格分别增长了351%、97%和81%。也门的食用油价格上涨了36%，叙利亚的食用油价格上涨了39%。黎巴嫩小麦粉价格上涨了47%，利比亚和巴勒斯坦分别上涨了15%和14%。苏丹的谷物价格上涨了80%。2022年5月，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升到73.5%，创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运输价格上升123.7%，食品与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93.93%。此外，俄乌冲突对中东非石油生产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石油价格飙升造成带来国内汽油价格飞速上升，能源、交通价格上升，这些国家正在形成不同程度的能源危机。

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地区旅游业遭受重创。国际旅游业是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和阿联酋等国的重要收入来源。俄乌是这些国家的国际游客主要来源地，俄乌冲突使这些国家原本受新冠疫情负面影响最突出的旅游业再受挫折。来自两国的游客不可避免地锐减，严重打击中东旅游经济。

不同国家受俄乌冲突的影响程度不一，这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内稳定状况等因素。中东产油国总体受影响不大，但非产油国，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最为脆弱。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粮食、能源对外依赖严重的国家，依赖度越高，受影响越严重，如埃及、土耳其、突尼斯和约旦等国;第二类是陷入动荡和冲突的地区国家，如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和伊拉克等国。有的国家受某一方面的冲击严重，有的国家则同时受多方面影响。

然而，无论是粮食危机还是能源危机，彼此之间是相互传导的。粮食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整个社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不仅引发高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还加剧了经济困难，还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严重隐患。值得指出的是，粮食安全问题在中东向来非常敏感，与政治稳定紧密相连。民以食为天，在严重缺粮且食品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的中东更是如此，食品价格问题曾多次引发地区国家的政治动荡。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就是粮价上涨，也因此有人称之为“大饼革命”。2022年以来新一轮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已在多国引发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作为西亚北非地区唯一人口过亿的国家，埃及在粮食安全方面受影响最大，面临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1977年和2011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埃两次爆发“面包骚乱”，最新一次导致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目前,埃及小麦储备仅能维持约4个月，糖和食用油储备可维持5个月。俄乌矛盾升级之前，埃及从乌克兰购买的30万吨小麦原计划于2022年2月和3月交货，但截至5月中旬仍滞留在乌克兰不能装船或出港。在此之后，埃及粮价飞涨，出现了抢购和囤积粮食情况。面对危机，塞西总统主持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制定应对方案，要求加强小麦、大米等战略物资储备，积极从国际市场购买小麦，以确保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中东另一大国土耳其则面临俄乌冲突的多重冲击。土耳其不仅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而且油气资源匮乏，主要从俄罗斯、伊朗等国进口。加之土与俄乌两国经济联系密切，土耳其在粮油、金融、旅游、能源、建筑业等方面严重依赖俄乌，俄乌冲突使本已陷入危机的土耳其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面临粮食、能源、土耳其海峡交通瘫痪等多重危机。俄罗斯不仅是土耳其最大的粮食进口来源，也是土最大油气供应国。2019年，土耳其的石油和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分别占33%和34%。“土耳其溪”是俄罗斯天然气对土耳其供应的主要管线，也是俄气向西南方向输入东南欧的重要通道。土耳其唯一的核电站也正由俄建造之中。俄罗斯也是土建筑业的最大海外市场。俄乌矛盾升级和西方对俄制裁，严重冲击俄土经济合作，不仅威胁土耳其粮食和能源安全，加剧土经济危机，也对土政治稳定造成威胁，并可能影响2023年土耳其大选和埃尔多安总统竞选连任。

俄乌冲突加重了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苏丹、黎巴嫩和伊拉克等本已陷入动荡和冲突的国家经济和民生困难，使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形势更加危急。比如，也门有1 70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叙利亚有1 240万人面临饥饿，黎巴嫩近3/4人口陷入贫困。伊拉克正经受新冠疫情、物价飞涨、内部政治斗争、外部大国竞争、恐怖主义威胁等多重因素的严峻考验。冲突爆发以来伊拉克粮价上升了40%。2022年6月伊拉克议会通过“食品安全与发展紧急法案”，拨款25万亿第纳尔（约170亿美元）应对危机。不过，情况并未明显好转，伊局势依然动荡不宁，抗议持续不断。

总之，地区内部冲突、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升级带来的冲击相互叠加，致使中东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面临非常严峻挑战。对此，联合国有关机构作了权威评估。联合国西亚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等多家权威机构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俄乌战争对阿拉伯地区影响》指出，战争给阿拉伯地区带来严重经济社会影响，其中包括新增370万贫困人口，阿拉伯经济体今明两年分别损失110亿美元和169亿美元，地区经济增长降低，政府债务上升升高，货币加速贬值，等等。为了应对危机，除了地区国家努力外，国际社会也纷纷采取措施，提供援助和支持，以缓解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

二、牵引地缘政治与能源政治新常态

中东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存在历史、文化和地理上的联系。沙俄、苏联与中东曾经在地理上相邻。沙俄以“第三罗马”自居，曾吞并大量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恺伽王朝领土，包括黑海周边地区。在当代，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隔黑海和里海相望。时下俄乌矛盾升级引发的局势影响正由北向南外溢至中东，并从多方面推动中东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组，加剧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改写俄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的进程。

第一，乌克兰危机升级在地缘经济上催动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改写国际油气输送地理版图，大大提升中东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推动对中东能源的新一轮国际争夺，大幅改善中东产油国的内外环境。乌克兰危机升级背后潜藏着美俄之间的激烈能源竞争。在实现能源独立后，抢夺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份额已上升为美对俄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冲突爆发后，打击俄罗斯能源工业，以彻底削弱俄罗斯的战争基础，又成为美对俄的新目标。冲突引发国际能源市场巨变，国际油价飙升，多国爆发能源危机，国际能源竞争加剧，国际能源格局加速调整。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遭到严重削弱，并可能逐步被迫退出欧洲能源市场，这是当前国际能源格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

而作为“世界油库”，全球油气的主要产地和出口来源，中东不可避免深受影响。高油价使中东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满，极大纾解了其近年面临的经济和财政之困，加速经济走出疫情阴影实现快速增长，并对政治稳定和对外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得益于油气收入显著增加，产油国经济高速增长。2022年第一季度沙特GDP增长高达9.9%，创十年来最高。沙特阿美公司净利润高达395亿美元。卡塔尔天然气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2022年4月天然气出口额达435亿里亚尔，贸易顺差达到342亿里亚尔。而2021年4月天然气出口仅为210亿里亚尔。世界银行预测海合会的GDP增长率将大幅增长，预计沙特将由2021年的3.3%提高到7%，卡塔尔由2021的1.5%提高到4.9%，阿联酋由2021年的2.8%提高到4.7%。

更重要的是，俄乌冲突加剧国际能源竞争，中东成为欧洲替代俄罗斯油气的首选和关键，对欧洲能源安全的作用显著提升。中东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抑制国际油价、保障欧洲能源安全、削弱俄罗斯能源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凸显。随着国际能源市场供求格局剧变和欧洲能源市场彻底洗牌，乌克兰危机升级加速推动美国、中东取代俄罗斯油气对欧供应的进程。英国学者称，面对愈演愈烈的欧洲能源危机，唯有中东国家可以拯救欧洲。随着美欧对中东能源依赖加大，中东关键产油国和主要能源枢纽国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中东将开启新一轮能源开发与对外合作高潮，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道和液化天然气（LNG）设施的建设将同时进入大开发时代。

冲突爆发以来，中东上演了一场抢油气大战。美国、欧盟、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官员纷纷访问中东，寻求加强能源合作。美国期望中东能帮助降低油价，支持欧洲解决能源危机，打击俄罗斯能源业，拆解中东产油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欧洲希望借助中东来填补因俄罗斯退出而留下的市场空白，并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以色列等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卡塔尔埃米尔访问美欧，在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如何救援欧洲时表示，卡塔尔已制定大规模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卡塔尔能源大臣称，卡已准备好与欧洲签署长期供货合同，并将以最快速度生产。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德今后将大幅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而卡塔尔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欧盟与埃及、以色列签署能源合作协议，有意将埃及打造为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的地区枢纽和生产中心。

在俄气西输受阻背景下，海湾、北非、中亚对欧洲的油气输送将大幅增加，国际油气输送版图改写，海湾将在满足欧洲能源安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跨地中海南北能源管线扩建，东地中海天然气向欧输送管线提速，经土耳其的中亚—欧洲油气管线将拓展，土耳其开发黑海油气力度增大，土耳其的能源枢纽地位进一步强化。

就国别而言，乌克兰危机升级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以色列以及能源枢纽国土耳其的影响非常显著，石油收入锐增不仅改善经济环境，提升经济实力，促进国内稳定，同时还提升国际地位，对国际环境改善产生积极影响。能源是推动拜登政府主动改善与海湾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2022年7月的拜登中东之行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海湾国家支持，推动石油增产，抑制国际油价以及美国内汽油价格。从上可以看出，俄乌冲突提升了中东产油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有助于中东国家重构与美欧的健康关系。

此外，冲突在能源领域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即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欧佩克+”的影响。前几年，低油价和去碳化的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给中东产油国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冲突引发对能源安全和碳氢能源的重新强调可能改变全球气候变化进程，缓解了中东产油国面临的气变压力。因美国对中东产油国不断施加压力，近年来形成的“欧佩克+”机制能否持续也值得关注。中东国家与俄罗斯开展能源政策协调遭遇政治和政策上的新障碍。事实上，由于俄罗斯石油产量以及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份额逐步下降，俄罗斯与欧佩克在石油市场的战略协调能力被弱化恐难以改变。美、俄、欧佩克三强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发生调整。

第二，乌克兰危机升级将使俄罗斯在中东的形象与地位面临考验。西方制裁为俄与地区国家合作增添障碍，并推动俄罗斯与中东主要国家间关系深入调整。近十年来，俄罗斯积极重返中东，全面务实推进与中东各国的关系，在政治、军事、经贸、投资、能源、科技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民调显示，俄在中东的声誉明显好于美国。俄乌冲突前的一份阿拉伯民调显示，阿拉伯青年对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三个西方国家明显持负面态度，认为是“阿拉伯国家敌人”的支持率分别为：美国41%、英国43%、法国29%、俄罗斯26%、中国19%；而认为是“阿拉伯国家盟友”的支持率分别为：美国57%、英国66%、法国70%、俄罗斯72%、中国79%。中俄这一积极形象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依然得以维系。

沙特阿拉伯的一家主流媒体关于俄乌冲突的一项民调显示，阿拉伯国家基本对冲突保持中立，18%支持乌克兰，16%支持俄罗斯，几乎不相上下。38%认为阿拉伯国家政府应保持中立，53%认为应推动外交解决，而主张支持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的分别只有5%和4%。关于冲突爆发的责任上，37%的人归咎于拜登与北约，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应对冲突负责的分别为16%和6%。从中东地区政府的表态来看，官方与民众的态度基本一致。

总体而言，除了少数铁杆盟友外，大多数中东国家采取中立立场，虽不支持俄采取军事行动，强调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也不愿选边站和参与对俄制裁。中东国家在安理会、联大和人权理事会涉乌克兰危机的一系列决议投票时采取了平衡政策，根据议题重要性程度灵活投票。

2022年2月25日安理会就涉俄决议表决时阿联酋不顾美国反对坚持投弃权票。3月2日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就乌克兰局势决议表决，中东有13国赞成，1国反对，4国弃权,1国未投票。3月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调查俄罗斯可能违反人权问题进行表决，中东有5国（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卡塔尔、索马里、阿联酋）支持，1国弃权（苏丹）。4月7日联大就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资格表决，中东有12国弃权，3国反对，9国支持。截至目前，俄乌冲突虽对俄在中东形象与地位造成了一定损伤，但总体影响不大。未来情形还要看战局发展而定，难于预测。中东国家选择中立，而非选边站，充分显示俄罗斯近年来深耕中东成效显著。

然而，由于西方制裁以及美国不断加大对中东国家施压，俄与中东国家的经贸、能源、军事等合作可能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大量俄罗斯重量级军工、能源等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中东国家轻易不敢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银行基本被排除在SWIFT结算系统之外，如何进行结算成为中东国家开展对俄经贸合作面临的主要难题。阿联酋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等部分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已宣布暂停对俄业务。大多中东国家金融机构也暂停与俄开展美元结算业务。

总体看，虽然面临一些障碍，但迄今为止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并未受到乌克兰危机升级的严重冲击。沙特、伊朗、阿联酋、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卡塔尔和以色列等地区主要国家表示愿继续与俄罗斯开展地缘政治、经济、技术、能源等领域合作。

2022年7月由俄罗斯承建的埃及第一座核电站——塔巴核电站和土耳其第一座阿库尤核电站第四机组几乎同日动工，土耳其不顾美国的制裁继续坚持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这些充分显示地区国家抵制住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坚持与俄开展合作。俄罗斯经土耳其的“土耳其溪”天然气管线也未受影响，继续对土耳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供气。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等国达成了互用对方国家货币结算的协议，与传统盟友阿尔及利亚、伊朗、叙利亚等国签署了新的军事、经济合作协议。苏丹军方领导人也公开表示，俄乌冲突不影响俄罗斯在苏丹建设海军基地。

俄罗斯科学院学者伊戈尔·马特卫夫指出，尽管面临西方制裁，俄罗斯依然可以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一方面，俄与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已建立了密切经济联系，这些国家或受西方制裁（伊朗、叙利亚、苏丹等国），或面临国内战乱（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军事、太空探索、粮食、核能、信息技术、稀有金属、医疗、高端旅游等方面可以满足阿拉伯国家的特殊需求，而这些是西方国家难以提供的。

不过，在新形势下因俄对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需求明显增大，加上美国施压，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而中东国家的主动性有所增强。比如，土耳其利用危机在俄乌之间积极开展斡旋，提升地区大国外交影响，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同时继续与俄在停火、粮食运输、黑海航道安全、叙利亚问题、高加索问题等事务上开展合作，试图借机削弱俄在土耳其周边的地位，提升土的影响力。纵观近十年来土俄关系，可以发现俄强土弱的平衡格局正在改变，土耳其对俄外交的主动性、平等性不断增强。

在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上，昔日伊朗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上有求于俄罗斯较多，而俄乌冲突正逆转这一进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声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虽然消息可靠性值得怀疑，但反映了俄伊关系的这一新发展趋势。由于共同受西方严厉制裁，伊俄关系有向联盟化方向发展的势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伊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不断增强，双方签署了价值约4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并且还在商谈签署类似《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长期合作协议。在外交上，俄不仅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的对接，还积极推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2022年7月普京出访伊朗，这是自开战以来普京首次出访原苏联地区以外国家，凸显对伊朗的重视程度。不过，鉴于俄伊历史宿怨以及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双方关系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

由于以色列立场偏向美国与乌克兰，战前较为和睦的俄以关系也出现一些麻烦。2022年7月，俄决定关闭犹太人事务局在俄分支实际上是对以色列发出的一个警告。以总理拉皮德表示，俄关闭犹太人事务局的决定将“严重影响（双边）关系”。此外，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美俄战略竞争、欧洲能源市场争夺等新元素的影响，可能对双方关系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第三，乌克兰危机升级不仅是美俄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环节和自然结果，还推动美俄在全球舞台上更趋激烈的对抗，中东正日益成为美俄新一轮博弈的重要“中间地带”。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自然成为美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中心地带，同时双方围绕中东非洲也展开激烈博弈，各自纷纷加大与中东接触。俄乌冲突使西方重新发现中东的战略价值，重新发现中东在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抹黑、围堵、打压、削弱的战略竞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俄乌冲突是促使拜登调整美对中东政策，改善与海湾国家关系并临时作出出访中东决定的重要催化剂。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不选边站的中立态度、不愿制裁俄罗斯并坚持与俄合作、中东能源在遏制俄罗斯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等因素迫使美国重返中东，以阻止俄罗斯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这令美俄不仅在联合国舞台上激烈博弈，也在中东展开了一系列紧张较量。据统计，自2月俄乌冲突爆发至今（8月6日），普京总统亲自出访中东1次，与中东10国领导人共20次通话（以色列总理、沙特王储和土耳其总统各4次，阿联酋和伊朗总统各2次），与土耳其、伊朗两国总统分别会晤2次。俄外长拉夫罗夫6次访问中东9国（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伊朗）。美国方面，拜登政府先后派出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气候问题特使、能源问题特使、反恐特使、也门问题特使、伊朗问题特使等政府要员访问中东多国。2022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踵访问中东将双方的博弈推向了高潮。由上可见美俄对中东访问的频度、层级和重视程度之高。

迄今为止，美西方在中东遏制、围堵俄罗斯的政策和行动并未取得显著成效。虽然面临美国的强大压力，中东地区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依然坚持开展对俄合作。6月1日，海合会国家外长如期在利雅得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海合会与俄罗斯的第五次部长级战略对话。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埃及等国经济和能源部长应邀出席了2022年度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埃及还担任主宾国，塞西总统发表了视频讲话，论坛还确定阿联酋为2023年主宾国。虽然美一再对沙特等国施压要求增产，并竭力拆散“欧佩克+”，但海湾产油国不为所动，坚持继续与俄开展战略协调。2022年7月21日，普京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话，双方再次强调了通过“欧佩克+”继续开展协调的重要性。8月3日，“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决定增产10万桶/日，这是近40年来该组织最低增产行动。美媒体称之为给拜登的“一记响亮耳光”。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对土耳其、阿联酋的投资不减反增。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截至2022年5月在迪拜的俄罗斯公司数量增加了10倍。2022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人在迪拜购买房产增长了67%。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投资也在增长。2022年1~5月，俄罗斯在土中小企业投资比2021年同期增长5倍，投资企业数量达347家，比2021年同期增加278家，投资规模达1 170万美元（2021年同期只有190万美元）。2022年7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宣布将拨款150亿美元投资土耳其塔巴核电站建设。8月5日，普京与埃尔多安在索契会晤，强调要加强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更紧密合作。

三、多维度冲击地区安全

乌克兰危机升级严重冲击欧洲安全，改变全球战略平衡，加剧大国竞争，对全球与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影响。这场冲突对中东安全具有多维度影响。除了以上讨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可能引发新的地区政治动荡外，俄乌冲突对中东地区主要热点问题与重要地区安全问题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俄罗斯重返中东并跃升为中东主要玩家，在中东政治和安全事务上影响力明显上升，这些是俄罗斯在中东最擅长的领域，它突出体现在参与地区热点问题斡旋与解决上。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是主导者之一，坚定支持叙政府，并与土耳其、伊朗组建了保障叙稳定的三边机制——“阿斯塔纳进程”。2022年7月，普京出访伊朗的主要任务就是举行三方机制峰会，目标是阻止土耳其对叙北部动武。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是“伊核问题六方”的主要成员（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即P5+1），在推动核谈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CPOA）履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俄罗斯是巴以问题“四方机制”（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成员之一，与巴以均建立了密切关系，对巴以双方均具有一定影响力。原苏联犹太移民占以色列人口17%，普京直呼以色列是一个“讲俄语的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俄罗斯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组建了四国反恐情报协调中心，并扮演了主要协调人的角色。在利比亚问题上，俄罗斯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埃及、阿联酋一致支持利东部势力哈夫塔尔将军，俄雇佣军组织“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甚至直接参与作战。在红海—亚丁湾，俄罗斯海军一直参加打击海盗的国际护航行动，俄还于2020年与苏丹达成在苏丹港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进一步扩大了俄在红海的存在。在地中海，俄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重建了在原苏联地区以外的唯一海军基地，2013年宣布重建地中海舰队，使之再度成为地中海安全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迄今为止，俄乌冲突对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这两大中东安全问题的影响比较突出，对地区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核谈判明显受到了俄乌冲突的影响，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俄乌冲突改变了伊核谈判有关各方的盘算和预期，使得核谈复杂化，难度明显增大。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提出在《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框架下对俄伊合作制裁豁免问题，并要求美方提供书面保证。虽然其后俄声称已得到美方保证，并对伊朗方面进行了必要解释，但事实上在与西方强烈对抗新背景下,俄继续支持谈判的意愿明显下降，有意寻求与伊朗联手共同对抗西方。而美欧希望加快谈判进程，尽快达成伊核协议的意愿和迫切性明显上升。对美欧而言，达成协议不仅可缓和与伊朗矛盾，以腾出更多精力和资源对付中俄，还可推动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在增加对欧洲能源供应同时进一步挤占俄罗斯石油市场份额，以削弱俄经济。这些无疑推高了伊朗的谈判砝码。这也是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的重要因素。

与伊核问题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入巨大，叙问题发展攸关俄在中东战略全局。叙利亚问题与俄乌冲突紧密相连。2015年，俄借出兵叙利亚，不仅彻底改变了叙战局，还借以全面重返中东，建立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俄出兵叙利亚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紧密相关，俄转移西方压力意图明显。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进展鼓舞了俄出兵叙利亚，而俄在叙的成功又为俄在乌克兰开展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如今乌克兰危机再次爆发并升级，外界普遍关注俄乌冲突对俄在叙驻军以及俄在叙的主导地位是否构成影响。有消息披露，冲突爆发后俄已抽调部分驻叙俄军驰援乌克兰战场。叙利亚政府也提出派叙军前往乌克兰支援。约4万叙利亚人登记为志愿者前往乌克兰参战。俄国防部长称,来自中东的1.6万多名志愿者申请参战。

未来俄是否继续减少驻叙俄军规模要视乌克兰战场形势发展而定，更重要的是俄精力、资源和军力的转移对叙局势会产生何种影响。在俄力量削弱背景下，各方势力伺机而动，叙三方割据局面（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受美国支持的叙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受土耳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控制区）可能发生变化，为叙局势发展增添变数。新形势使得叙问题政治解决和重建面临新障碍，域外大国妥协空间减小。同时，爆发新的冲突可能性增大，并为恐怖势力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乌克兰冲突爆发后，土耳其乘机威胁出兵叙北部打击叙库尔德武装，叙再度面临爆发冲突的风险。为此，俄被迫寻求与土耳其、伊朗开展协调，并在德黑兰举行三国峰会。

为确保叙政府—俄罗斯—伊朗联盟的稳定，俄罗斯就在叙力量部署与伊朗进行了协调，在俄军缩减的同时，伊朗增加了在叙军事存在。对此举动，以色列坚决予以反对，为此加大打击在叙伊朗军事部署。以色列认为，乌克兰战争增大了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担心伊朗可能利用混乱局势鼓动其“代理人”发动对以袭击。2022年6月，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这是以对叙袭击的严重升级举动，发出“在俄罗斯忙于乌克兰战争时绝不允许伊朗填补真空的信息”。俄罗斯外交部指责这是“一种挑衅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

俄乌局势可能引发的叙利亚局势变化对叙反对派以及极端势力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机遇。这两股势力在谋划对叙政府军采取行动的同时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2022年7月，俄军与叙政府军联手采取军事行动打击盘踞于伊德利卜的反对派武装，以压制其嚣张气焰。同时，2022年以来极端势力寻找机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频繁发动袭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结语

就目前而言，与非洲、拉美、南亚、东南亚等地相比，中东地区受俄乌局势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独特性跟中东与俄乌间的历史渊源、地缘政治联系紧密性、中东经济民生脆弱性、中东能源所具有特殊地位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必须指出的是，截至目前俄乌冲突爆发也只有大半年时间，对中东的影响尚难下定论。冲突尚在进行，未来走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对外界的影响也具有动态性、可变性，这决定了很难预测、评估这场冲突对中东的影响。

这次俄乌冲突在俄罗斯与中东关系历史上将占有重要地位，把俄与中东关系带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是由多个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确立了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线的新中东政策。阻止其他大国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对此，俄罗斯必然从战略上予以回应。当前双方在中东的博弈更多是应急之举，并不具有战略性。冲突前，俄中东政策主要是回应“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历史性巨变以及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这一大变局。时移势易，冲突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也必须随之调整。

其次，随着中东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以及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俄罗斯在地区的角色和主要任务也发生转变。中东的战略重要性上升不只是对美国而言，对俄罗斯亦是如此。除了要与美欧争夺中东以改善外部环境外，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对中东的依赖也在增大。

再次，俄罗斯在短期内与西方关系难以改善、能源和经济合作西向受阻的情况下，亟需向南方、东方进行战略突围。南下中东将成为俄罗斯打破西方经济和外交围堵的战略突围重点，其中土耳其、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扮演中心角色。南下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借土耳其南下地中海和非洲，二是借里海、中亚经伊朗南下海湾和印度洋。与历史上沙俄、苏联时期的南下扩张相比，这次俄罗斯的新南下战略更具有被动性。

关于俄罗斯的新中东政策，最近瓦尔代俱乐部推出的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新中东政策应以确保安全与国防、建设大欧亚、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技术转型和技术突破的国际框架为三大支柱，并提出了优先和重点合作的对象及领域，比如与叙利亚在国防方面、与伊朗在跨洲战略方面、与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与阿联酋和以色列在推进科技合作方面、与土耳其在地缘政治合作方面加强合作，这预示了未来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可能发展方向。（作者：唐志超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