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

内容提要：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正文：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于世界尤其是欧洲来说注定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也必将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在俄乌冲突中，世界大国的作用固然无可替代，但土耳其等一些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的立场选择对于俄乌冲突的结局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也同样重要。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及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在俄乌之间、俄美（北约）之间及俄欧之间实施平衡外交政策，成为各方极力拉拢的对象，极大提升了土耳其在美、俄、欧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自主地位。实际上，土耳其近百年来一直都有谋求独立自主地位的愿景，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设定以及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加持使得它摆脱西方的动力与实力明显不足。即便是埃尔多安执政的最初十年，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也没有改变这一逻辑的制约。直至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随着全球、地区和国内局势的诸多变化，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地位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土耳其的语境下，战略自主主要指的是土耳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能力通过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摆脱美国的束缚。就本文主题所涉及的土美关系、土俄关系而言，国内外学界自2016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如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的平衡或独立外交、土美关系的走向、北约中的“土耳其问题”、土耳其对俄政策、土耳其的能源战略地位等问题，但对于土、美、俄、欧多边关系的专门研究还有所欠缺，而2022年的俄乌冲突为洞察土耳其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绝佳案例。为此，本文以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为观察点，对该政策的表现、动因、限度及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以期更加清晰地认识土耳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并对其进行正确判断。

一、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

大小国家并存、中小国家占多数是现代国际体系出现以来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和长期趋势。长期以来，“大国独裁”是国际社会的自然法则，中小国家要追随大国的外交政策。当前，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主导的世界单极格局正在向一个更加平等的多极世界秩序演化。在此过程中，中小国家尤其是中等强国对世界政治施加的影响将会更为显著，这些中等强国或者指“中等规模的强国”，即领土、人口、经济或军事等物质实力方面；或者指“中间等级的强国”，即处于权力等级中间位置的国家；或者指“中间地带的强国”，强调该国在体系层面的中间位置。因此，可供选择的外交战略也变得更加多元，如平衡外交、集团外交、联盟外交、中立外交等。

以平衡外交为例，平衡(balancing)、对冲（hedging）和均势（balance of power）三个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外交战略中，平衡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均势。对冲介于平衡与追随之间，是国家的第三种战略选择。平衡政策一般需要平衡国与平衡对象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对冲政策一般是对冲国与对冲对象国之间没有结构性矛盾，否则对冲就没有意义，不仅不能降低风险，反而使风险倍增。如俄罗斯、印度在中、美之间，蒙古在中、美、俄之间，韩国在中、美、日之间、埃及在中、美、俄之间，越南在中、美、俄、日之间均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

就2022年的俄乌冲突而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都坚持不选边不站队的政策。随着俄乌冲突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大国博弈的烈度也在不断上升，对亚非拉“中间地带”的争夺将会变得更为重要，而处于“中间地带”的这些国家也更容易找到外交腾挪的空间。土耳其就是其中的典型国家，通过在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博弈中维持平衡外交而获利颇丰并受到各方的赞誉。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有以下三例：2022年3月10日土耳其促成了俄乌外长在俄乌冲突之后的首次直接接触；6月28日土耳其最终确认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7月22日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签订了“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 

从道义上而言，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有义务追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但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主权国家，土耳其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更加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兼具道义与利益层面的考虑，在外交行动中维持各方的平衡，但在外交话语中依然是亲乌、亲欧、亲美（北约），可谓是“平衡但不中立”。 

第一，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俄乌之间实施平衡外交。对于乌克兰，土耳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就已向它出售大量无人机，较之其他北约国家的援助有过之而无不及。2019年以来，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大量“旗手-TB2”(Bayraktar TB2)军用无人机，并用来打击俄罗斯支持的顿巴斯武装力量，因此遭到俄罗斯的频繁抗议，但土耳其并没有停止对乌克兰继续军售。不仅如此，就在2022年2月3日土乌建交30周年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乌克兰期间除了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和防卫协议外，更是将谈判多年的自由贸易协定予以签订，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于俄罗斯，土耳其自2014年以来就不断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非法的，主张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并没有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是谋求在俄乌之间斡旋，致力于以和平和谈判方式解决俄乌冲突。2022年2月25日，就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二天，土耳其否决了欧盟关于暂停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的代表权的决议。3月1日，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指出，土耳其将不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第二，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的真正主导者俄美（北约）之间实施平衡外交。一方面，土耳其支持北约东扩，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表示支持。2021年4月，土乌高层战略委员会在联合声明中就明确提到“土耳其支持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愿意为乌克兰军队与北约盟友的协调做出贡献”。无怪乎“特殊军事行动”爆发后，土耳其为彰显自己的西方身份，对西方提出的针对俄罗斯的动议均表示赞成。例如，在2022年3月24日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侵略乌克兰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决议以及4月7日提出的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中，土耳其均投出赞成票，站在了俄罗斯的对立面。但另一方面，在《蒙特勒公约》的执行上，虽然土耳其应乌克兰和西方盟友的请求关闭了土耳其海峡，但实际上也将北约的军舰挡在了黑海之外，而且此前俄罗斯的舰队已经返回母港，海峡领空对俄罗斯也未关闭，可以说对俄罗斯也十分有利。对土耳其而言，当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4年加入北约时，黑海就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而土耳其也视黑海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第三方，即便是北约在黑海的存在都会让土耳其保持警惕。

第三，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的关键参与方俄欧之间实施平衡外交。对于欧盟，土耳其既有不满，也有担忧。土耳其的不满是由于在2022年6月23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资格，而土耳其经过漫长的等待才于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直到现在加入欧盟仍然遥遥无期，反倒是乌克兰有可能会比土耳其更早加入，土耳其由此强烈要求欧盟对土耳其予以更公正的对待。土耳其担忧的是由于经历了俄乌冲突后，欧洲整体上将会更加团结，俄欧之间的对抗将会长期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在未来的欧洲安全框架中何去何从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俄罗斯，虽然土耳其没有参与西方的制裁，但也很难摆脱这些制裁的制约，只能另辟蹊径与俄进行经济交往，尽最大努力降低对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西方普遍对俄商人进行驱逐、制裁的时候，土耳其对俄罗斯金融寡头及富商赴土大开方便之门，在欧洲对俄罗斯企业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土耳其向俄罗斯商人打开了一扇窗。

二、土耳其实施平衡外交的动因

从本质上看，土耳其的平衡外交是一种动态平衡的战略。以对俄政策为例，21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安全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视俄罗斯为生存威胁，而是将其既看作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同时采取遏制和对话的政策。就遏制而言，土耳其与北约中的非欧盟成员国如英国和美国的立场更为相近；就对话而言，土耳其与北约中的欧盟成员国如德国的立场更为相似。尽管土耳其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立场相近，但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原因，土耳其实施平衡外交政策，希望充当斡旋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了也体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第一，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在政治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为土耳其的重要战略伙伴。2015年以来，土耳其为乌克兰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和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2020年，两国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2022年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都使得乌克兰成为土耳其在黑海地区的重要伙伴。对俄罗斯而言，虽然土耳其在2015年年底击落俄战机导致土俄关系跌至冰点，但随着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的爆发，土俄关系迅速升温，俄罗斯也被土耳其视为制衡西方的重要工具。

在经济方面，土耳其在经贸、能源、旅游、农产品等领域均严重依赖俄乌两国。俄罗斯是土耳其第十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乌克兰是土耳其第二十大出口对象国和第十三大进口来源国。2021年，土耳其在乌克兰的投资额为45亿美元，双边贸易额为74亿美元，使得土耳其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外国投资国。2021年，俄罗斯赴土游客有470万，占赴土游客的19%，乌克兰的游客比例也达到8.3%。此外，土耳其的粮食有80%来自俄乌两国，土耳其在俄罗斯的建筑业投资甚多，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额达到数百亿美元，更不用说，俄罗斯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能源来源国，仅次于阿塞拜疆。基于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不会放弃俄罗斯，不会放弃乌克兰，也不会制裁俄罗斯。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也表示只要遵守国际法，欢迎任何人来到土耳其。据报道，仅2022年3月就有64家俄罗斯企业在土耳其设立，较之2021年同期大幅增加。另外，为吸引俄罗斯游客，土耳其还通过专门航线扩大两国航班数量。土耳其的这些做法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安全方面，通过谈判手段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符合土耳其的根本利益。土耳其虽然不是此次冲突的当事方，但冲突外溢已经对土耳其的经济、军事、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仅以军事安全为例，黑海地区的力量平衡是土耳其一直追求的目标。从理论上讲，黑海由黑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共享，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四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弱小，因此黑海实际上由土俄两国共管。不过，土耳其希望联合其他沿岸国家制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免黑海变为俄罗斯的内海。如果俄军在此次冲突中取得较大胜利，将会对土耳其构成更大的安全挑战。为此，土耳其加大了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向乌出售无人机及“岛”级（ADA级）护卫舰，并希望借助乌克兰的军工技术及发动机迅速提升国防实力。

第二，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对俄乌冲突复杂历史因由的认知及民意的坚定支持。俄乌冲突后，西方对俄罗斯发动了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金融战、信息战、心理战和舆论战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混合战争，尤其是舆论战让俄罗斯陷入了西方历史叙事的旋涡之中。自冲突开始后，西方就将俄罗斯渲染成一个“邪恶”“好战”的“侵略者”，公然违背国际法的“不法者”，践踏“自由世界秩序”的“破坏者”。虽然土耳其自近代以来与俄罗斯进行了13次战争，输多赢少，领土多被侵占，俄罗斯对土耳其海峡的觊觎也一直是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谓是土耳其的“世仇”，但土耳其对西方的这套历史叙事并不认可。如土耳其媒体所言，北约东扩才是2022年俄乌冲突的真正根源，是美国让乌克兰燃起了加入北约的希望，但对俄罗斯来说却是个巨大的陷阱。土耳其都市民调公司（Metropoll）在2022年4月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有46%的土耳其人指责美国和北约应对俄乌冲突负责，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负责的比例分别为30%和9%。土耳其媒体的观点也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在强烈的反美主义影响下，土耳其对西方的行为及动机一直保持怀疑。由此可见，土耳其的平衡外交有着强大的民意支撑。

第三，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基于平衡国内派系林立的政治力量，谋求战略自主地位。如前文所述，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意味着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而要实现此目标就必然寻找替代性的力量，即俄罗斯。围绕俄乌冲突，土耳其至少有三种政治力量走上前台，如亲乌派、亲俄派和亲西派。对埃尔多安而言，亲乌派主张对乌克兰鞑靼人予以支持，虽然符合土耳其的政治正确，但力量过于弱小；亲西派主张继续依附于西方，而且力量强大，但不利于土耳其战略自主的实现；亲俄派的主张虽然符合土耳其谋求战略自主的愿景，但该派别的左翼意识形态与正发党相互冲突。在土耳其各派政治力量未就国家发展方向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土耳其的亲乌派以在土克里米亚鞑靼人为主，人数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土耳其政府曾经承诺担当他们的保护者。不过，从2014年以来，土耳其既无力阻止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也无法阻止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往其他地区。为此，土耳其与克里米亚鞑靼人领袖建立联系，在基辅设立鞑靼中心，从俄罗斯领导人那里获得对鞑靼人予以保护的承诺。与此同时，在土耳其施压下，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关系也有所改善，鞑靼人的民族文化自治权得到承认，奥斯曼帝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上得以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土乌两国之间的互信。2022年俄乌冲突后，在土耳其的乌克兰文化协会、克里米亚突厥人文化与援助协会等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反俄抗议活动，主要是希望北约建立禁飞区，呼吁土耳其对俄罗斯产品进行抵制，以此激发土耳其民众对乌克兰人民的同情心。

土耳其的亲俄派主要是欧亚主义者，多属于左翼阵营。这一派政治力量虽然人数不多，但在正发党与居伦运动产生矛盾后却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蓝色家园”（Blue Homeland）理念被提升到土耳其国家战略的高度。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曾提出“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的外交理念，将安纳托利亚地区作为欧亚非大陆的节点，而由欧亚主义者吉哈特•亚伊吉（Cihat Yayci）、杰姆•居尔代尼兹（Cem Gurdeniz）等人提出的“蓝色家园”理念则将东地中海视为联通东西方的战略节点，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曾经拥有的海洋力量。2019年3月，土耳其举办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就是以该理念命名的。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军事合作和海洋权益区域划界谅解备忘录。于是，这一扩张性的海洋理念被嵌入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之中。就俄乌冲突而言，这些欧亚主义者对美国和北约大加批评，认为西方逼迫土耳其选边站队是为了让土远离俄罗斯而再次被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派政治力量强烈支持土耳其退出北约，脱离大西洋体系，并坚定地站在俄罗斯一边。不过，土耳其政府之所以采纳“蓝色家园”理念并在许多问题上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并不是因为认同这一派别的思想主张，而是为了更好地谋取战略自主地位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土耳其的亲西派主要是以反对党、亲西方的商业协会以及智库专家为代表。土耳其的反对党对于近年来土耳其与欧盟、北约和美国的不睦表示不满。2022年2月23日，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的主席凯末尔·科勒奇达奥卢（Kemal Kilicdaroglu）批评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偏离了西方的道路。土耳其好党（Iyi Party）主席梅拉尔·阿克谢内尔（Meral Aksener）要求埃尔多安政府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放弃S-400防空导弹，并将阿库尤核电站国有化。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urkish Industry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TUSIAD）主席西蒙·卡斯罗斯基（Simone Kaslowski）则呼吁埃尔多安政府应充分利用俄乌冲突这一重要时刻回归西方，成为北约或欧洲理事会中令人信赖的成员。此外，土耳其的重要智库——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SETA）为庆祝土耳其加入北约70周年专门发布了研究报告《土耳其—北约关系70年》，详细介绍了北约之于土耳其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对北约的贡献，展望了土耳其在“北约2030年议程”（NATO 2030 Agenda）中的地位，并为深化土耳其和北约的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第四，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还在于土耳其大国地位的认知及多元身份的彰显。土耳其是一个具有大国情结和帝国情结的国家。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土耳其持有突厥身份、伊斯兰身份、西方身份、欧亚身份、中东的“外来者”等多重身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非常善于利用这种多元身份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游走。对西方而言，土耳其是抵抗俄罗斯威胁的前沿阵地；对俄罗斯而言，土耳其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问题上的态度都让俄罗斯颇为忌惮；在北非和中东，土耳其希望扮演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角色；在中亚，土耳其希望扛起突厥世界的大旗；在巴尔干，土耳其更多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荣光；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土耳其利用伊斯兰和反殖民主义的话语将自己塑造为众多边缘小国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些不同的身份背后还隐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新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这些意识形态无论是主流还是边缘，在土耳其都是共存的，但其中最核心的仍然是土耳其民族主义以及其对国家生存、安全、发展及大国地位追求的内在要求。

三、土耳其实施平衡外交的限度

土耳其在各方之间采取平衡外交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总归需要建立沟通的渠道，而这个中间者或斡旋者的角色由土耳其来担当是再合适不过的。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地缘战略位置是土耳其最大的优势所在，也是界定国家定位的最重要因素。地处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土耳其绝佳的地缘位置为其在各种身份之间自如切换提供了便利。正如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所言，讲“两种文明的语言”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土耳其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

第二，1936年签署的《蒙特勒公约》将黑海变成了一个有限进入的区域，是土耳其在过去的80多年中制定对俄、对乌政策的重要参照。在认定此次俄乌冲突是场“战争”后，土耳其援引公约第19条之规定，阻止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军舰经由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如果后续俄乌冲突走向长期化，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势必需要增援，而北约或美国也会威胁进入，那么，土耳其对《蒙特勒公约》的解释和执行将会对战场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土耳其的立场选择对大国博弈的对手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战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惨遭失败并解体。二战时，土耳其将“积极中立”政策维持到最后并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冷战时，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反苏桥头堡”。冷战中后期，土耳其由于在“朱庇特”导弹问题及塞浦路斯问题上受到西方的忽视及制裁后而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冷战之后，土耳其在西方默许下在中亚地区挑战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等地区性大国在中东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甚至在某些问题上的影响力可以与大国媲美。尤其是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及库尔德问题的发酵加剧了美国与土耳其的矛盾，将土耳其推向俄罗斯与伊朗阵营，间接提升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大国地位。

如上所言，虽然土耳其有足够的优势在俄乌、俄美、俄欧之间践行平衡外交，但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就当前乌克兰局势而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更加紧张，届时土耳其在西方的施压下还能否坚持平衡外交仍然是个疑问。由此可见，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是有一定的制约和限度的。

第一，虽然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相互依赖，但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仍十分显著。这在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在战略上，土耳其需要以俄罗斯为工具来对冲西方对埃尔多安政权的颠覆；二是在能源上，土耳其虽然采取多元化政策，但“蓝溪”“土耳其溪”“阿库尤核电站”等项目的进展及世界能源中枢地位的实现仍有赖于俄罗斯的支持；三是在军事上，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后遭到西方的武器禁运及各种制裁，未来如果希望在军工技术上摆脱对西方的依赖，提高独立自主的能力，仍然需要寻求俄罗斯的帮助；四是在地区问题上，虽然俄土两国在叙利亚、利比亚、纳卡冲突等问题上立场相左，但是通过“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政策，双方可以将不同的问题进行条块分割，不让矛盾冲突影响合作。然而，乌克兰问题关涉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与以上问题的性质截然不同，与土耳其不存在任何可以交易的余地；五是在库尔德问题上，俄罗斯允许叙利亚的库尔德力量在莫斯科开设代表处，支持库尔德力量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支持阿萨德政权在伊德利卜地区与土耳其支持的反对力量进行对抗，这都表明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具有强大的钳制能力。

第二，虽然北约成员国地位是土耳其安全的最大保证，但土美的结构性矛盾仍难以调和。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是土耳其面对任何安全威胁而不畏惧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它敢于不顾北约集体利益而为自己谋利的最重要原因，因而导致北约内部“土耳其问题”的诞生，其主要症结在于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库尔德工人党、居伦运动、东地中海争端等，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与土耳其截然相反：一是在库尔德问题上，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和人民保护联盟(YPG)来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但在土耳其看来这是用一支恐怖主义组织来打击另一支恐怖主义组织；二是在居伦运动问题上，土耳其认为是美国在幕后组织了2016年的未遂军事政变，但引渡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ulen)的请求屡屡被美国否决；三是在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问题上，土耳其的行动触发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CAATSA），被美国驱逐出F-35战斗机联合研制项目，并且停止了对土耳其F-16战斗机的设备更新，然而印度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制裁，引发土耳其对美国双重标准的严重不满；四是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美国国会于2019年12月通过了《东地中海安全和能源伙伴关系法》（Eastern Mediterranean Security and Energy Partnership Act），对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天然气管道计划表示支持，而对土耳其则加以遏制。另外，美国在土希矛盾中对希腊更为偏袒，允诺向希腊出售F-35战斗机，并对F-16战斗机进行升级，这在土耳其看来将会严重削弱它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军事优势，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是个重大威胁。

第三，虽然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但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仍十分高涨。西方化道路是国父凯末尔在建国之初就定下的方针，1952年加入北约强化了土耳其的西方身份，但漫长的入盟申请表明西方并未完全接纳土耳其，使得土耳其变成一个身份撕裂、无所适从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有许多评论认为正发党的执政背后隐藏着宗教议程，但实际上土耳其领导人从未明确地表示过要放弃加入欧盟，在埃尔多安当政的最初十年更是以加入欧盟为其首要外交目标，因为无论土耳其国内的疑欧派和反欧派力量有多大，都无法否认欧盟对于土耳其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的重要影响。当前，土耳其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距离百年“土耳其梦”的实现也时日不多，而就在此时俄乌冲突的爆发推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迅速成为欧盟候选国，这让土耳其比以往有更为迫切的理由和动机加入欧盟并获得西方身份，然而仅仅是一个希腊的否决就能让土耳其的入盟之路变得遥遥无期。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发强烈，在对欧关系上频频以数百万叙利亚难民为武器，可谓是互相依赖，互相伤害。

四、平衡外交对土耳其的影响

2022年6月29日至30日，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放弃反对立场，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瑞典、芬兰两国则承诺在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和武器禁运等问题上向土耳其让步，使得土耳其成为此次峰会的最大赢家，不仅坚持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且取得了三赢的效果：一是向西方证明自己仍然是北约不可或缺的一员；二是间接地为俄罗斯赢得了应对时间；三是在涉及土耳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得到了西方的让步与妥协。由此可见，土耳其成功地取代德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担任俄乌之间的斡旋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凸显了土耳其在美、俄、欧、乌各方之间独特的战略价值。

第一，此次俄乌冲突显著提升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价值。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冲突的结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态度，如若北约继续扩张导致冲突长期化，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土耳其海峡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凸显。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在未来欧洲安全框架中的位置还不明了，即西方和俄罗斯关系的走向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争取土耳其的中立甚至支持也将变得更为重要。对美国而言，北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确保欧洲和北美安全的首要机构，更是维持美国霸权的重要工具。正如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Lord Ismay）所言，北约集团的使命就是“赶走俄国人，请来美国人，压制德国人”。当前，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维护世界霸权，美国有必要让北约再次团结起来，而将土耳其维持在北约之内，即便是必要情况下对土耳其予以让步也是题中之义。

第二，此次俄乌冲突极大地缓解了土耳其的外交孤立局面。由于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土耳其在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后就开始着手与希腊、以色列、埃及、阿联酋、沙特、亚美尼亚等国改善关系，尤其是希望缓和同美国和北约的冷淡关系，以此打破土耳其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外交孤立局面。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在为让土耳其重新回归西方阵营寻找机会。此次俄乌冲突则加速了土耳其与西方和中东各国的和解进程。如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于2022年1月24日就俄乌问题举行了视频会议，许多西方国家都受邀在列，土耳其却不在其中。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与埃尔多安在3月10日的通话中对土耳其的斡旋者角色表示赞赏。2022年6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更是让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迅速升温。这对土耳其来说可谓是重大的外交胜利。

第三，此次俄乌冲突明显增强了土耳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和地区性大国，土耳其凭借平衡外交政策在美、俄、欧大国之间游走，是三者都要积极争取的对象。因此，无论最终战局如何，只要土耳其维持平衡外交，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都将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其一，如果俄罗斯取得胜利，即便是“惨胜”的话，也会对美国的霸权构成直接冲击，这将进一步强化土俄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区隔化”处理方式，搁置争议，共同谋利，填补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而土耳其恐怕也会更多效仿俄罗斯以军事手段来解决领土问题。其二，如果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或受到西方的持续制裁，那么俄罗斯在黑海的力量将会遭到削弱，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势必减少，而土耳其的相对实力就会大增，必然会在高加索、中东和北非地区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甚至会借助2021年刚刚改名的“突厥语国家组织”向东欧和中亚进一步渗透，在后苏联的空间内对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核心利益进行冲击。

五、余论

无论是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展等指标来看，土耳其都被定义为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强国。但从地缘政治、帝国遗产、宗教文明等视角来看，土耳其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和全球支点国家，是解决巴尔干、东欧、中东、高加索、中亚等很多地区性问题甚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选择就有了示范作用。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的外交表现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屡次让土耳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迎来高光时刻，而从世界各国对此次冲突的认知与应对来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会像土耳其一样选择在大国之间走平衡路线。

从消极意义来看，平衡外交意味着土耳其仍将受制于西方和俄罗斯的制衡。此次俄乌冲突提升了土耳其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但让土耳其完全倒向西方联手抵抗俄罗斯又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与合作已有数百年之久，俄罗斯在地缘、能源、军事等方面都对土耳其占有优势，尤其是在俄格冲突和俄乌冲突中对他国领土的占领更是让土耳其受到了巨大威胁，而安全的最大保证依然要诉诸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然而，在塞浦路斯问题、东地中海问题以及库尔德问题上，北约和美国很难摆脱价值观外交的桎梏，仍然会因为文明的相似而支持希腊，因为对人权的坚持而支持库尔德人。如同在20世纪70年代一样对土耳其加以钳制，其根本目的还是要迫使土耳其放弃独立自主意识。

从积极意义来看，平衡外交有助于提升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地位。此次俄乌冲突也让西方和俄罗斯比以往更加需要土耳其，抬升了土耳其在美、俄、欧大国博弈中的对冲能力。尤其是对俄罗斯来说，西方的制裁会极大地削弱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提升与土耳其的关系可谓是各取所需。况且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也是一致的：一是土俄两国都位于欧洲的边缘地带，都渴望融入西方，但西方身份却不被承认；二是对美外交都是两国的优先关切，虽然双方在叙利亚、利比亚、纳卡冲突等众多问题上的立场是对立的，但两国协调达到的效果却是挤压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三是对土耳其尤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强势外交仅仅是一种战略挑战，而美国的霸权外交对埃尔多安的政权则是一种生存威胁。

实际上，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状都决定了它既无法完全抛弃“西方”，也缺少足够的历史积淀去拥抱“东方”，不过在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目标发生重大转向的背景下，土耳其谋求战略自主的意愿和能力比以往更加强烈。更为重要的是，在土耳其看来，此次俄乌冲突确认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秩序正在经历一段漫长的解构与重构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将会让位于多极化的全球秩序，这将为地区性大国运筹国际关系腾挪出更多的空间。届时，土耳其有望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缘战略旗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与美、俄、中等大国都能成为必不可少的伙伴。

自1952年加入北约，70年来土耳其的生存一直有赖于西方和俄罗斯的脆弱平衡，当然也和土耳其自主的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有重要关系。尤其是埃尔多安执政这二十年来，土耳其追求独立自主的势头更为显著。土耳其从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明显的例子。不过，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土耳其经济遭遇重大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土耳其民众不得不面对高通胀、高外债、高失业率等经济问题所带来的困境。这也导致在土耳其的政党政治格局中，反对党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使得2023年土耳其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基于对埃尔多安和正发党长期执政的不满，西方也寄希望于在土耳其建国百年之际选出新的总统和执政党，如此可以令土耳其改旗易帜，全面倒向西方，而这将是对土耳其维持平衡外交的最大威胁。（作者：杨晨 上海大学历史系，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