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气候投资的新实践：影响、挑战及其应对
摘要：经济复苏与气候治理带来的双重挑战激发了全球经济绿色复苏的紧迫性。国际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和技术的重要供给方，通过在气候领域的职能拓展，成为全球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助力。对此，亚投行积极推动气候投资，从加强专业实践、强化行动支撑和促进专业化运营三方面着力推进，在为亚洲绿色复苏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构筑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桥梁、建立更符合发展需求的绿色金融标准与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亚投行气候投资也面临双重目标要求、多方诉求压力、同业竞争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基于此，亚投行应进一步处理好气候融资目标与基建投资重点、对接国际标准与回应区域诉求、借鉴传统经验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政策实践与提升国际话语权四组平衡关系。
正文摘读：当前，气候危机日益紧迫，与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复苏一同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对气候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如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绿色复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自《巴黎协定》提出“资金流动应实现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性发展途径相一致”的目标后，作为资金和技术的重要供给方，国际金融组织凭借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在气候融资领域的职能拓展，不断突显在经济复苏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上的积极作用。2021年，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均公布了新的气候融资目标，开启了新一轮的气候投资行动。作为首个在《巴黎协定》框架确定后成立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正是在国际金融业与气候变化议题联系愈发紧密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2022年，亚投行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发展阶段，在气候投资领域迈上了新台阶。气候投资成为外界对亚投行如何践行“绿色”核心价值理念和推进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重点，不仅关系到亚投行的可持续发展，还体现出亚投行在新一轮全球气候融资和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态势。因此，深刻阐释亚投行气候投资的发展动态、影响、挑战以及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亚投行气候投资的时代背景
面对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挑战，推动实现绿色复苏已成为全球共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各层级行为主体，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到主权国家再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行为体等，均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大程度凝聚绿色复苏的全球力量。
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推动全球绿色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作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果，在推动煤炭转型、调动气候投资和厘清碳排放交易三个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向全球市场释放出清晰信号，动员更多资金进入低碳发展领域，为推动绿色复苏凝聚全球力量。同时，主权国家作为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履约主体，纷纷响应全球气候治理政策，通过设立碳中和的政策目标，将绿色复苏融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加速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
另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治理主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绿色复苏进程中成为关键力量。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已发展为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城市和其他次国家级主管部门等在内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形成了气候领域的“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由于在跨议题的灵活性和应对变化的适应性上具备显著优势，“机制复合体”能够更好地满足多元利益诉求，符合全球治理多层协同的发展取向，因此在气候治理中受到多方关注，成为解决传统的单一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治理中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方式。近年来，随着气候治理问题日趋复杂化，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带来空前压力，“机制复合体”下多元行为体的合作在推动绿色复苏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和2020年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都强调多元行为体对实现《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的重要性，并首次在上述联合国峰会议程中将国家领导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代表的发言位置并列。
作为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重要行为体，国际金融组织通过在气候投资领域的职能拓展，在推动全球绿色复苏上发挥了显著作用。一方面，凭借在资金和技术上远超于其他多元主体的优势，国际金融组织通过为绿色复苏提供支撑而得到广泛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组织具有利用资源和权威塑造决策者偏好，并在特定治理议程中发挥影响的自主性（Autonomous Behavior）逻辑，从而使国际金融组织可以通过塑造议题联系，推动气候变化和经济复苏的协同治理。此外，《巴黎协定》框架下资金流向和气候治理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有助于国际金融组织通过强化气候治理和经济复苏的议题联系，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
2021年，以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全球金融业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COP26）上发布了联合声明，承诺将碳排放纳入银行投资和运营的根本性决策过程中，这意味着碳排放已成为金融决策的重要选项。作为由亚洲新兴经济体倡导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参与了此次联合行动，这也是亚投行首次出席联合国缔约方会议，正式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一起展示气候行动领导力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后疫情时代，亚投行正更加积极主动地抓住绿色复苏的发展机遇，通过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确保在亚洲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地区绿色发展和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二、亚投行的气候投资实践
目前，亚投行气候投资实践正在积极推进。作为亚投行企业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气候投资实践以2025年50%的气候融资为目标指向，依托可持续能源战略和《AIIB-Amundi气候变化投资框架》，推进气候投融资项目建设，形成核心投资领域和可持续发展承诺双向驱动的投资战略，并在加强专业实践、强化行动支撑和促进专业化运营等方面成效突出。
2.1推进气候投融资项目建设，加强气候投资的专业实践
气候投融资项目建设是亚投行业务体系中支持气候投资实践的主体部分，主要通过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和气候投资行动（Investing in Climate Action）两大业务领域具体推进。其中，绿色基础设施属于亚投行企业战略的优先事项，侧重从可再生能源、低碳公共交通、水管理和卫生、污染控制，以及加强生态系统的服务等领域推进项目投资和建设。
具体而言，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主要包括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和地热发电，代表性项目有阿曼lbriII 500MW太阳能光伏独立电站、哈萨克斯坦Zhanatas100兆瓦风力发电厂等。截至2022年4月，亚投行共投资了12个相关类项目，总计17.342亿美元，占能源类项目融资总额的31%。这些项目有效发掘了亚洲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潜能，通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支持成员国兑现《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以阿曼lbriII 500MW太阳能光伏独立电站项目为例，该项目获批融资6 000万美元，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减少约8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
在低碳公共交通领域，投资主要涉及城市公交和地铁，代表性项目有中国辽宁绿色智慧公交、印度钦奈地铁二期等。截至2022年4月，亚投行共投资了7个相关项目，总计19.695亿美元，占交通类项目融资总额的60.3%。这些项目在提高城市流动性和生产效率的同时，还通过增加城市公共交通的选择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印度钦奈地铁二期走廊4项目为例，该项目获批融资3.566 7亿美元，主要通过在高架车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为自行车和绿色车辆提供专用空间来彰显环保理念。这些设计整合了公共交通设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功能，提升了设备抗御气候变化的性能。
在水管理和卫生领域，投资主要包括洪水管理、供水和污水处理以及卫生改善三类，代表性项目有孟加拉国市政供水和卫生项目、中国河南抗洪抢险救灾项目等。截至2022年4月，亚投行共投资了13个相关类项目，总计35.727亿美元，涉及大坝修复、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农村和城市的卫生服务等。这些项目有助于成员国应对因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水资源损害风险。以河南抗洪抢险救灾项目为例，该项目获批融资10亿美元，主要通过修复和改善城市排水系统、发展综合洪水应急系统和河流疏浚堤防加固，提升应对洪水风险的综合能力。
在污染控制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亚投行主要投资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垃圾发电项目、马尔代夫大马累垃圾发电项目等，总计约3.33亿美元。这些项目通过向成员国提供废物管理服务和技术支持来创造清洁环境，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马尔代夫大马累垃圾发电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对垃圾的安全处理与回收，减少了岛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进一步通过垃圾发电将废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当前，气候投资行动是亚投行的主要业务，也是为帮助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而专设的项目投资领域，侧重从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调动气候融资推进项目建设。
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一是将气候适应能力纳入道路建设和修复当中，包括老挝13号国道南项目、土耳其Ispartakule-Cerkezkoy铁路项目等，总计约6.695亿美元。这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均在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法方面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例如，老挝13号国道南项目在修建和设计过程中，重点考虑了极端降雨事件、洪水以及排水系统超载等气候风险对建筑的实用性和使用寿命可能造成的影响。二是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类项目，投资类型主要包括获得饮用水、灌溉和农业生产用水、卫生服务和能源效率提高等。以乌兹别克斯坦的繁荣村项目为例，该项目是亚投行在这一领域的首个投资项目。基于目标地区极易受地震和供水灾害，该项目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修复供水和卫生系统，提供气候智能型投资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等措施，提升了目标地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在调动气候融资方面，亚投行主要通过建立稳健伙伴关系将资金调动到新兴经济体。一方面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动员私人资本来实现。就前者而言，通过开发基准工具，亚投行得以将环境和社会标准及气候适应性响应行为纳入投资决策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亚投行与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Amundi 合作开发的《AIIB-Amundi 气候变化投资框架》，被视为亚投行在气候融资进程中的里程碑。就后者而言，通过设立多国合作基金，亚投行得以调动私人资本支持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代表性项目有巴西BDMG可再生能源和亚洲连接设施、吉宝亚洲基础设施基金等。截至2022年4月，亚投行共投资11个涉及环境和气候领域的资本动员项目，总计19.05亿美元，占金融类项目融资总额的72.9%。这类项目有助于激活资金池，使长期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以吉宝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为例，该项目融资规模为10亿美元。通过这项投资，亚投行可使其股权投资组合在成员国中的地域和行业覆盖面多样化，为基础设施投资者创造债务融资机会。
2.2升级可持续能源战略，强化气候投资的行动支撑
能源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亚投行而言，能源战略决定着亚投行“绿色”发展的底色。长期以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投资决策是亚投行能源战略中备受外界关注的焦点。成立初期，亚投行充分考虑了绝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部分欠发达成员国的特殊需求，对煤炭等化石能源进行了选择性投资，并未将其完全排除在投资决策之外。随着项目投资和业务实践的完善，亚投行开始进一步关注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诉求，不断围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能源更新投资组合。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反映企业战略、融资目标和对《巴黎协定》的承诺，亚投行在2021年12月全面启动了能源部门的战略更新，成为亚投行气候投资行动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2022年4月，亚投行公布《能源部门战略：明天的可持续能源（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在重新评估全球能源格局和亚洲能源问题的基础上，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作出修订（见表1）。其一，亚投行不会资助新的燃煤电厂和供热厂或功能上与煤炭相关的项目；其二，亚投行不会资助石油部门的投资；其三，亚投行将把对天然气的资助重点放在与成员国的能源、气候目标以及脱碳轨迹相关的项目上。同时，亚投行对涉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中的特殊情况作出了明确界定。除此之外，亚投行还对部分涉及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的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在交叉问题部分增加了两个与气候治理相关的问题领域，即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报告，要求投资者评估拟议项目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情况，进行温室气体排放（GHG）评估；将指导原则中“降低能源供应的碳强度”修改为“向低碳能源供应过渡”。目前，新版能源战略虽然仍处于讨论环节，但通过修改部分已经可以看出亚投行对推动亚洲低碳能源转型的决心和投入。
2.3制定气候变化投资框架，促进气候投资的专业化运营
2019年，亚投行和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Amundi宣布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亚洲气候债券投资组合，这是亚投行的首个专注于气候行动的资本市场计划。通过这一联合项目，亚投行与Amundi合作制定了《AIIB-Amundi气候变化投资框架》。该框架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基准工具，使投资者得以在发行人层面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和机遇，实现长期稳定的回报。
具体而言，首先，《AIIB-Amundi气候变化投资框架》将《巴黎协定》的三个目标，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使资金流动符合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道路等，转化为对应的基本指标。投资者根据这些指标，评估投资在实现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目标方面的进展。其次，通过上述根据《巴黎协定》目标对投资风险和机遇进行的对应性分析，投资者可以利用发行人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认识进一步将其细化为具体的投资指标（见表2）。这些具体的投资指标可以帮助投资者选择适当的发行人，设计出相匹配的投资战略。最后，亚投行气候投资债券组合的目标是鼓励市场向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转型，因此，投资者可根据这一框架将发行人分为三个不同类别：A类与框架的三个变量完全一致，评级最高；B类为部分一致，评级较高；C类为完全不一致，评级最低。基于此，投资者可以选择A、B类公司，并通过提供市场教育与合作，将B级发行人转型为A级发行人。目前，这一框架是约束各国减少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国际商定法律框架，与环境和社会框架、风险管理框架一同成为亚投行运营实践的三大核心框架。图片
大体而言，亚投行气候投资实践的时间尚短，但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战略框架，进展良好。当前，亚投行不仅强化了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变化性能的专门性投资，同时聚焦关键领域，从整体上推进亚洲地区的绿色转型，通过持续更新能源战略和研发创新投资工具，不断提升气候投资综合水平，为成员国在推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减缓、适应及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务实高效的解决方案。
三、亚投行气候投资的影响
目前，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面对日益加大的促进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推动亚洲绿色复苏显得尤为迫切。亚投行通过在气候领域的职能拓展，充分发挥作为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在机制平台和优势资源方面的特殊影响力，以及作为多元治理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所具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优势，从提供资源支持、拓展合作渠道，制定规则标准和促进一体化等方面，为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复苏提供助力。
第一，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复苏提供对应性资金和技术支持。据统计，亚洲地区每年至少需要4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这就需要来自多边基金、私人资本和资本市场等不同渠道的气候融资。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对多边基金承诺的兑现始终滞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因而私人资本和资本市场对亚洲气候融资至关重要。国际金融机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动员私人资本的有效平台。以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传统多边银行是亚洲气候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其投资范围遍及全球，投资领域也较为繁多，对亚洲地区绿色复苏的针对性支持不足。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1年业务报告，其投资覆盖区域中仅非洲、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就占据了58%，剩余投资还分布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三大地区；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亚洲的投资仅占2021年全球投资的26.1%；此外，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开行）虽以亚洲地区为重点投资区域，但涉及教育、减贫、性别平等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对气候投资侧重不足。有别于传统多边银行（见表3），亚投行专注于为亚洲“明天的基础设施”融资，聚焦并优先考虑亚洲内部以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绿色基础设施连通项目。同时，亚投行设定了四个优先事项，不仅在投资范围上覆盖了能源、运输、城市和供水部门等重要基础设施领域，还通过数字手段和技术应用改造基础设施部门，为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提供更好的效率、弹性和可持续性。这种对应性突出、匹配性更强的资金和技术供给将为亚洲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复苏提供更精准有力的支持。
第二，构筑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桥梁。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领导力正在逐渐形成，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支持，也为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动提供了更高效的通道，成为应对气候合作不足的有效补充。由于在成员股权、资金来源标准和伙伴关系上的多元独特性，亚投行在促进气候治理国际合作上发挥着特殊作用。
在成员股权方面，亚投行采用了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股权规则，在根据成员国经济规模分配股权的同时，大量吸收发达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在亚投行104个成员国中，发达国家成员国股份总和占比约为31.04%，权重较高。由于亚投行的贷款对象一般为发展中国家，因此，借助亚投行在气候领域的投资实践，可以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资金流通搭建桥梁。
在资金来源标准方面，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所秉持的南北合作理念不同，亚投行虽然吸收了大量发达国家作为成员国，但其资金来源并不限于发达国家。在亚投行的融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亚投行融资来源的主体。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股本投资及储蓄盈余的流动，可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贷款，因此将更加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和自主权。
在伙伴关系方面，亚投行以开放性著称，不排斥与多边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广泛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协议，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领域的平等对话和互动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自2020年以来，亚投行逐渐开始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寻求在国际气候领域与发达国家共同推进气候行动的机会。2021年，亚投行首次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6）。在COP26上，亚投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开行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共同策划组织了动员私营部门建立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在亚太地区扩大适应融资规模等活动，展示了在气候行动方面的领导力。同时，亚投行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开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了大量联合融资项目，不仅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出资分担了风险和压力，还得到了合作伙伴提供的技术支持。2021年，联合融资项目占据了亚投行总体融资项目数量的50%。可以说，由于亚投行在机构标准以及规则设置上的特殊性，使其既可以成为南北合作的桥梁，也可以为南南合作提供平台。
第三，构建更符合亚洲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绿色金融规则。长期以来，绿色金融规则都是由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金融机构来主导制定，主要包括绿色融资工具标准和绿色项目分类标准。2021年，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相继发布了气候行动计划，推出了一系列绿色融资工具。世界银行发布了《国家气候与发展报告》（CCDR），计划在25个国家展开研究。该报告将为各国提供重要的数据，以确定相应的减排、加强适应性与韧性的措施并进行优先排序。④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推出了《2021—2025绿色经济转型（GET）》计划，通过使用EBRD的所有金融工具支持向低碳经济和弹性经济过渡，并制定绿色投资专项计划。这些金融工具将通过标准设定来影响投资对象绿色转型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为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亚投行通过修订《环境与社会政策框架》和开发《AIIB-Amudi气候投资框架》，提升了绿色金融标准及其分类的国际化程度。一方面提高了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方面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建立更符合自身需求的绿色金融标准奠定了基础。修订版《环境与社会政策框架》对环境和社会文件的提前披露时间以及在资本市场业务领域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的方法等提出了更加明确、清晰的要求，同时更加重视性别平等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这些政策对标国际，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完全接轨。《AIIB-Amudi气候投资框架》通过将《巴黎协定》的目标指标化，为亚投行选择在气候领域表现出色的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评估工具，并激励企业在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推动低碳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绿色融资标准，亚投行逐渐从标准追随者向参与者转变，为推动建成一个代表更多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绿色金融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四，加速推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投行气候投资行动在国际碳中和行动高潮的背景下展开，碳中和行动具有化解传统矛盾、缓解国家资源枯竭担忧以及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积极效应。《AIIB-Amundi气候变化投资框架》是亚投行气候投资行动的重要框架，能够为成员国实现绿色复苏提供引导，有助于整合产业结构，规范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基点。
亚投行气候投资还将加速推动区域内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经济市场的联系和往来，促进更加包容、积极的地区合作。在金融市场层面，亚投行气候融资战略的推进将激活并加强区域内新一轮资本调动。随着全球各大多边开发银行逐步设立各自在气候领域的融资目标，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关注为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奠定了更广泛的共识基础，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合作。在技术层面，亚投行始终保持着对技术领域的重点关注，将技术支持的基础设施确立为优先事项，贯穿于整体战略规划之中。以数据中心项目为例，2021年，亚投行承诺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开发主要服务于新兴亚洲的数据中心。在亚洲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数据中心普及率差距很大，项目的开发对弥合亚洲地区的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内的技术流通和共享起到积极作用。在经济市场层面，亚投行气候投资实践的业务涵盖清洁能源、低碳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
四、亚投行气候投资面临的挑战
亚投行气候投资有助于为成员国实现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夯实物质和制度基础。这是亚投行作为基于规则的、开放的多边机制，为成员国提供更具对应性和创新性区域公共产品发挥的积极效用，但同时亚投行的成立也是发展中国家基于化解发展困境、突破发展屏障的必要之举。因此，亚投行带着自身的发展诉求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不仅要面临作为“新生”“补课”的挑战，同时还要承受在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寻求突破、表达诉求的压力。亚投行在气候投资领域面临的挑战也源出于此，主要体现在双重目标要求、多方诉求压力、同业竞争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方面。
第一，亚投行在兼顾气候融资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目标上面临挑战。兼顾增长与减排是各层级治理主体实现绿色复苏的目标导向，对亚投行而言，实现二者协同的目标更具挑战性。与部分受西方价值偏好影响的机制倡议将人权、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议题或规范放在突出位置的机制设计不同，亚投行气候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业务重点，坚持发展导向。在亚投行设立的四大主题优先事项中，有三个优先事项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主题。据统计，亚投行2020年的13个气候融资项目中，基础设施类的融资比重占84.6%。2021年，在亚投行正式批准融资的50个项目中，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项目约为27个，其中基础设施类的融资约占85%。
鉴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加之气候投资需要的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对于亚投行能否坚持专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类融资引发了外界质疑。如亚投行是否应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措施中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而这是否意味着亚投行对非生产性领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未来，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融资需求在新一轮经济复苏计划的刺激下将进一步增加，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日益增强，亚投行若要坚持以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为业务重点的投资方向，无疑面临更大压力。
第二，亚投行气候融资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在满足多方诉求上面临挑战。在以碳中和为目标驱动的绿色经济转型中，一系列新的绿色金融规则和标准正在生成。对亚投行而言，气候融资标准和流程规则的制定一方面需符合高标准的国际定位，另一方面需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国的诉求和经济水平，维护发展中成员国的权利。亚投行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以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为原则进行运作，也面对着来自欧洲股东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学界以及国际评级机构的压力，这是影响亚投行气候融资标准制定的重要变量。
2021年9月，部分民间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针对亚投行2022年能源战略更新中的部分问题集体致函金立群行长、政策与战略副总裁丹尼·亚历山大以及其他亚投行董事会成员，就关涉能源战略转型10大问题提出建议并敦促回复，重点包括不为煤炭和煤炭相关设施提供新的直接、间接和转贷支持；立即开始取消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支持；停止对化石燃料所有形式的融资等。这些建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调整力度过大，更倾向于发达经济体的适应水平。与此同时，国外学界也在针对亚投行禁止煤炭融资以及能源策略调整等方面持续加压。有研究表明，亚投行运营制度逐渐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趋同。这既体现了亚投行融入国际金融领域开放性的一面，同时表明了亚投行作为由新兴经济体倡导建立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中所承受的压力。未来，亚投行气候融资标准及其新版能源战略的出台需要兼顾多方诉求，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至关重要。
第三，亚投行面临与国际及其他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同业竞争。目前，世界银行、亚开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纷纷将气候投资置于发展议程的首位，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和政策研究力度。虽然亚投行与这些多边开发银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依然面临严峻的同业竞争压力，尤其是在融资能力和政策影响力方面。
融资目标一方面体现了银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各银行在气候融资方面的投资力度和潜在市场覆盖率。2021年以来，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纷纷公布了气候融资目标。2021年10月13日，亚开行宣布在2019年—2030年间，将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的气候融资从800亿美元提高至1 000亿美元。世界银行承诺在2021—2025年期间平均每年提供250亿美元支持气候投资，总计1 250亿美元。对于刚成立五年的亚投行而言，设立2021—2030年累计气候融资达到500亿美元的目标已属不易，但就市场竞争而言，依旧面临重大压力。与此同时，气候投资的顺利推进，不仅依赖资金和技术供给，同时也关系到发展理念的引导和传播。因此，除资金和技术支持外，知识经验的生产、传播与推广也非常重要。在这一方面，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拥有丰富的知识共享经验，尤其是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两大银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共享成果颇多，在发布项目案例和政策报告方面的丰富程度和密集程度均远高于亚投行（见表4）。这些知识共享成果大大提高了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在气候投资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比较而言，亚投行在这一方面的积累还有所欠缺，必须补齐短板。
第四，碳中和产生的地缘政治效应将对亚投行气候行动造成消极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范畴，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目前，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及行动正在通过地理因素、外交政策对地缘政治产生非线性影响，在创造机遇的同时，又具有驱动权势扩张、引发资源竞逐和规则对冲的破坏性影响。随着绿色低碳清洁成为全球经济潮流，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援助成为大国竞合的高地，美、欧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一系列气候政策，部分政策与亚投行气候投资战略的功能重叠且带有大国博弈的色彩，将对亚投行气候投资行动产生消极影响。
2021年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在国内外应对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提出了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旨在“提供或调动金融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消减或者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同年6月，拜登在G7峰会中提出了重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建更好世界”经济计划。该计划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强调价值观驱动、高标准，重视气候变化、卫生安全等公共领域，特别是致力于从价值和环境标准方面发挥其主导力量。与此类似的英国“清洁绿色倡议”、欧盟“全球门户”等所谓“更绿色、更具合作性”的全球基建倡议都在试图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选项。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抹黑和污名化层出不穷，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亚投行也曾被指责投资高污染项目，美日还以质疑亚投行能否坚持高环境标准为理由拒绝并阻止其他国家加入。这些功能相似但具有大国竞争性质的基建计划及其配套的融资机制虽然对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机制的碎片化，产生恶性竞争并割裂亚洲绿色发展的整体进程，为亚投行气候投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五、亚投行气候投资的应对策略
未来，亚投行气候投资即将步入全球迈向碳中和时代的重要机遇期，但同时，伴随着绿色创新发展作为全球新一轮发展模式竞赛的布局和展开，亚投行气候投资也将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和更趋激烈的竞争。当前，针对双重目标要求、多方诉求压力、同业竞争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亚投行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四组关系。
5.1气候融资目标与基建投资重点相结合
亚投行要在专注于基建投资的基础上同步实现气候融资目标，需要突破资金和技术的双重限制，面临相较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更大的发展挑战。对亚投行而言，气候融资的目标指向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使命定位相一致，尤其是在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两大战略目标和具体实践相协同是亚投行实现“为明天基础设施融资”企业战略使命的必由之路。因此，双重目标要求既是压力和限制，也是转折和契机。对此，亚投行应重点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强化气候投资实践和基建业务重点的结合度。技术创新既是气候投资实践的核心驱动，也是提高基础设施生产力和复原力的关键力量。以技术创新为杠杆，不仅有助于提高亚投行在基建和气候领域的实践效率，还有助于提升投资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体而言，第一，聚焦核心技术。当前，亚投行已将技术支持的基础设施确立为优先投资事项，开展了涉及能源、教育、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投资实践，这为亚投行应对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重要手段。后期，亚投行需进一步聚焦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技术领域，加大开发力度，集中精力寻求协同发展的技术突破口。第二，强化技术合作。亚投行若要实现技术突破，需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通过借助平台优势，强化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共享与交流，同时拓展与专业性技术融资机构的对接合作，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第三，支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初期具有低回报及长期投入的高风险性。因此，亚投行需要创新金融实践以支持技术创新的长期发展。通过创立风险基金，支持处于初创阶段的科技企业。同时创新混合金融机制，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早期的技术成长。
5.2对接国际标准和回应区域诉求相结合
气候融资问题背后存在着关于发展权问题的特殊张力。作为由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合作运营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气候投资标准的制定虽面临着满足各方诉求的压力，但也因特殊的成员股权结构和多边合作框架，拥有可以超越二元对立，充分协调各方利益的优势。因此，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领域的直接谈判不同，亚投行可以将发达国家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利益诉求，汇合在服务于亚投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出发点上，获取最大利益公约数。
鉴于此，亚投行需充分发挥平台机制优势，积极创造同各合作方谈判的有利条件，最大程度凝聚发展共识。具体而言，首先，明确共识基础。进一步推动各方明晰亚投行聚焦亚洲、专注于为未来基础设施融资的战略定位，为制定确保亚投行可持续发展的气候融资标准和规则提供明确的立足点。聚焦亚洲要以亚洲广大发展中成员国的切实需求为依据；专注于为未来的基础设施融资，要确保亚投行气候投资实践的重心不偏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业务重点的发展轨道，同时不改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互联互通、拓展发展空间、夯实发展基础的初衷。其次，创造沟通条件。优化内部协调沟通机制，促进与欧洲股东国的合作。完善意见反馈机制，广泛征询建议，以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最后，拓展利益空间。通过持续细化国际气候融资标准和指标，拓展谈判空间，推动创新性标准的制定。例如，亚投行在能源部门战略更新草案中细化了化石燃料投资内容，在实现标准升级的同时兼顾了发展中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可成为更多标准创新的有益借鉴。
5.3借鉴传统经验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相结合
通过遵循主流规范、广泛吸纳成员以及与主导制度结成伙伴关系的方式，亚投行得以吸取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发展的有益经验，得到了域内外众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支持。面对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亚投行需要继续保持对外联系，通过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和发达成员国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学习，逐步完善气候政策，补齐发展短板，将借鉴和学习传统经验与发掘自身优势相结合，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第一，在扩大融资规模方面，持续创新融资方式，开发更多基金类项目和融资工具；动员更多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等拥有更强资金实力的投资者参与气候投资；开发更多的混合型融资工具，降低贷款成本。除此之外，发挥多方伙伴资源优势也是扩大融资规模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方面，亚开行构建了丰富的融资伙伴关系，包括项目特定的联合融资、信托基金、全球筹资倡议和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等。亚投行可以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气候投资基金、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第二，在提升政策影响力方面，重视知识共享，通过强化人才培养，聘请专业团队，建立人才智库，定期定量产出针对性研究报告、经济预测、出版物和数据统计等，加大对气候领域知识共享的研究投入。在气候融资领域，亚开行建立的数据库成果丰富，对不同国家、地区和具体领域投资项目的分类和进展程度都有详细统计，且更新速度快，密集度高。世界银行在发布全球性预测和数据统计方面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气候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突出。未来，亚投行需不断细化和充实在气候领域的知识共享实践。一是，建立分类清晰的项目统计数据库。二是，通过社交媒体等更加多元便捷的信息渠道增加知识共享的成果产出。三是，依据市场定位和发展特色，产出更有针对性的知识成果。
5.4推动政策实践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相结合
亚投行在全球气候地缘政治竞争中面临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根源在于外界对于亚投行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考量，而并非对亚投行本身优劣所做出的客观评价。因此，面对由此引发的对亚投行在多边主义属性、运营规范水平和社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质疑和污名化问题，亚投行需要做好信息管理，通过合作实践和多元发声，增强外界对亚投行的认知和了解。将推动政策实践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相结合，在优化和落实发展战略规划的同时，加强与广泛利益攸关者间的积极对话，强化信任基础，聚焦共同发展。
第一，优化信息管理。一方面，提升气候投资实践在目标进度、项目进程、规划落实、成果汇总以及意见反馈方面的信息透明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政策误读和污名化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沟通和宣传。邀请更多内部管理者、专业人士等，强化对亚投行运营实践以及气候政策的专业分析。对关于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外界频繁攻击和质疑的问题，通过结合亚投行发展实际进行多角度回应，避免外界立足于西方发展价值和标准任意解读。第二，加强合作实践。要积极促进与国际主要行为体在气候领域的合作，通过持续的双向交流和实践合作，加强外界对亚投行的认知程度。通过发挥平台优势，在创造和参与更多国际合作实践的过程中，把握机会，增进沟通。第三，推动多元发声。通过民间交流、媒体合作、企业对话等多渠道加强与成员国的对话交流。充分利用学界和智库资源，多层次深化对亚投行气候政策实践的研究，增加知识共享成果，提升亚投行在气候投资实践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百年变局下，全球政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剧增，气候问题为强化多边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亚投行积极推行气候投资既是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的优化升级，也是作为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应对气候行动上的主动作为。亚投行气候投资实践的逐步推进将为亚洲发展中成员国实现绿色复苏和转型提供物质、渠道、平台和制度支持。同时，亚投行气候投资实践也折射出这样一幅图景，即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关键领域与气候治理背后可持续发展的正面交锋。亚投行气候投资将面临承接内部发展压力和争取外部发展空间的双重挑战。未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及其背后更趋复杂的发展问题，亚投行应如何充分发挥平台优势，促进政策沟通和利益协调，值得进一步研究。（作者：陈小鼎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润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