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沙特在中亚的伊斯兰外交

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石油王国和世界穆斯林第一大和第二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其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及在伊斯兰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独特影响力。多年来，沙特凭借深厚的宗教底蕴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在中亚国家开展泛伊斯兰外交。而沙特是典型的“经济上的巨人、军事上的矮子”，“里亚尔外交”①便成为沙特中亚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向中亚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援助，使沙特在推动中亚伊斯兰复兴和国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沙特还特别重视开展多层次的泛伊斯兰公共外交，借此展现其伊斯兰大国形象，以获取中亚国家对其“伊斯兰世界盟主”的认同。但是，沙特信奉的瓦哈比教义②政治化倾向明显，深受瓦哈比派思想影响的中亚伊斯兰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恐袭事件，严重威胁着中亚国家的安全与稳定。“9·11事件”后，沙特被美等西方国家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推手，中亚各国在外交政策上追随西方，采取了疏远沙特的立场。这些均构成沙特与中亚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沙特与中亚国家关系进入新时期

20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祖国”，试图在伊斯兰世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先后宣布独立，并期望建构新的国家身份认同，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巩固国家政权，这为沙特推行泛伊斯兰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沙特与中亚五国关系进入迅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苏联解体为沙特在中亚推行泛伊斯兰外交提供了新机遇。早在8世纪时，中亚和阿拉伯国家就开始了各方面的交往。阿拉伯商人和传教士把伊斯兰教带到中亚，并使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中亚居民信仰的主流宗教。中亚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与东方进行经济、文化以及贸易交流的桥梁，但自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征服中亚后，中亚一直处于沙皇的铁蹄之下。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亚更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处于与世隔绝状态。1991年苏联的解体催生了五个新的国家，它们不再是苏联统治下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MiddleAsia and Kazakhstan）地区，而是中亚（CentralAsia）崭新的五个现代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独立建国使中亚五国有了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机会和必要。同时，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后来者，中亚五国急于抛弃旧的苏联认同，重新选择、组合和建构新的国家身份认同，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巩固国家独立与政权。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苏联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精神工具，③在中亚国家很快复兴起来，因此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凭借得天独厚的伊斯兰教传统和丰富的石油财富，20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就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祖国”，试图在伊斯兰世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并逐渐形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对外政策。①号召伊斯兰国家团结和加强穆斯林协作是沙特外交政策的最主要支柱。②苏联解体为沙特在中亚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沙特王室甚至发出了“放眼东方”、“绿化中亚”的豪言壮语。沙特的中亚政策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特色。中亚五国独立前后，由沙特资助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和志愿者远赴中亚讲经教学,沙特还为中亚国家出资修建清真寺和经堂，传播其信奉的瓦哈比教义和“沙特阿拉伯模式”，从而为中亚国家独立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亚五国宣布独立后，沙特迅速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且在1992年2月即完成与中亚五国的建交事宜。沙特在中亚五国均建立了大使馆，且是首个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大使馆的阿拉伯国家。同时，中亚五国也积极建立驻沙使馆，其中最晚的塔吉克斯坦也已于2010年建立了驻沙大使馆。

建交后，沙特与中亚五国的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关系步入历史新阶段。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例：1992年初，哈萨克斯坦与沙特建立外交关后，双方经济领域的合作也随即展开。1994年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沙特王国，双方高层会谈的结果是签署了关于经贸、投资、技术和文化领域合作的总协定，以及《关于在青年事务运动领域合作的协定》。1997年12月10日，哈萨克斯坦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到阿斯塔纳，③沙特积极支持，并为哈新首都的建立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人员支持。2004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再次出访沙特，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友好伙伴关系，从而奠定了新世纪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此次访问期间所设立的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政府间经贸、科技、文化和人道领域合作委员会，成为两国互动发展的重要机制。2014年9月，哈参议院议长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会见沙特咨询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尔谢赫（Abdullah Al ash-Sheikh）时强调，沙特是哈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伙伴，哈愿意推动深化两国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和对话。

沙特在土库曼斯坦外交中占据特殊的地位，2007年2月，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就任土总统后的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这是基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历史联系，是基于双方和平与繁荣团结的共同愿望，表明土库曼斯坦要积极扩大与中东国家的关系。④为促进贸易和经济关系，两国建立了政府间贸易和经济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一个富有成果的双边合作机制。2012年在庆祝沙土建交20周年之际，沙特时任国王阿卜杜拉在给土库曼斯坦总统的信中强调，“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促进全面进步”，谋求双边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此外，沙土两国政府表示，双方对当前国际问题的立场基本一致，并在解决地区紧迫问题上保持紧密的政治接触，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内相互支持。

二、沙特中亚伊斯兰外交的具体实践

为加强自身在中亚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力，沙特利用雄厚的“石油美元”大力推动“里亚尔外交”，除直接向中亚国家提供贷款外，还通过沙特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对中亚国家进行援助和投资。同时，沙特还开展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宗教宣传、教育等在内的多层次泛伊斯兰公共外交，以赢得中亚国家对其“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的认同。

第一，大力推行“里亚尔外交”。根据泛伊斯兰主义原则，通过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发展同其政治关系。沙特拥有雄厚的石油财富，根据2012年瑞士银行发布的全球石油领域现状最新报告，沙特实际石油储量为2626亿桶，占全球石油储量的17.85%，石油日产量为1052万桶，居世界首位。雄厚的石油资源给沙特带来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为沙特“里亚尔外交”的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为加强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沙特向中亚国家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贷款。1994年12月，土库曼成为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发展银行的成员国，这一成员国地位使土库曼斯坦能够获得该银行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诸多优惠待遇。此外，沙特还通过主导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沙特发展基金会、海湾合作委员会、国际伊斯兰援助会等机构，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沙特发展基金会对中亚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例如，2007年，该基金会派代表参加了阿拉伯协调组会议，并决定投资乌兹别克斯坦卫生、教育、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发展领域的20个重点项目。2011年，该基金会与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签订贷款协议，向吉提供1500万美元贷款，用于其公路的修建计划。2012年，阿拉伯协调组决定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约4.8亿美元，用于2013～2017年间在乌实施的医疗卫生科研项目，以及在乌边远地区的632所中学推广新能源项目。沙特发展基金会积极响应该项目，投入了大笔资金。此外，沙特还设立了专门的中亚投资贸易公司，派驻专业人员到中亚国家考察，寻找可能的合作项目。

对于中亚国家来说，独立后都面临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沙特的“里亚尔外交”迎合了其这一需要。因此，中亚五国与沙特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协议，这些协议涉及经贸、科技、文化、航空以及人道主义和加强国际合作等领域。中亚专家阿卡迪诺·杜诺夫（Arkady Dubnov）在评价塔吉克斯坦与沙特关系时说：“对塔吉克斯坦而言，它向所有国家开放，而且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需要外部投资，这些都有利于沙特王国发展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杜诺夫所言同样适用于所有面临经济建设和转型的中亚国家。

第二，开展多层次的泛伊斯兰公共外交。沙特在中亚国家开展宗教外交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依靠其在伊斯兰世界独特的宗教地位和丰富的财政资源开展多层次泛伊斯兰公共外交，以增进中亚国家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赢得其对沙特“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的首肯。沙特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一是开展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援助。沙特通过官方和民间多种组织，与中亚国家相应部门和组织建立起密切联系，提供各类援助。2005年，在沙特倡议下，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成立了伊斯兰扶贫专项基金。该资金的目标是减少贫困、扫盲、控制疟疾及结核病和艾滋病，加强在欠发达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基础建设。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被列入受助国家名单。2008年2月，沙特政府代表团访问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并向塔捐赠了10亿美元，以帮助其渡过2007年底寒冬带来的灾难。①人道主义援助已成为沙特与中亚国家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重要内容。2012年，在沙特和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政治磋商会议上，双方明确表示，在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沙特与中亚国家有共同利益。②二是开展宗教宣传、教育活动，促进中亚国家的伊斯兰复兴。沙特国内有许多官方和半官方的宗教组织以及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如宗教研究、教法宣传和指导委员会，负责向国外派遣传教士，发行各种宗教书籍和宣传资料。其中首推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其宗旨是在青年人中传播和推广伊斯兰教，增强他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自豪感。该组织主要致力于在国外援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出版各种宗教书籍，组织宣传团，接待一年一度的穆斯林青年会议代表。①沙特向中亚国家派遣了大量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在中亚国家各地讲经教学，出资修建清真寺和经堂，印刷了大量的《古兰经》，以及用中亚国家民族语言书写的宗教指导性宣教材料，有力促进了中亚国家的伊斯兰复兴。沙特还为中亚国家学生赴沙留学创造有利条件。近年来，赴沙特学习的中亚国家留学生持续增长，至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在沙特的留学生有100～150人，塔吉克斯坦为350～700人。②中亚国家伊斯兰复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青年人口和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热情高涨。三是组织和协调宗教朝觐活动。苏联时期，包括中亚在内的苏联政府对宗教朝觐活动进行严格限制，每年朝觐人数规定在100人以内，而且多为当局指定的官方伊斯兰机构的高官。③在沙特和中亚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大会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穆罕穆德·尤素福作为塔什干大穆夫提组织了1400人到沙特麦加朝圣。此后，中亚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利用伊斯兰教信仰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几乎全部曾以贵宾身份赴麦加朝觐。沙特也为更多的中亚国家人士获得朝觐签证提供便利，2003年哈萨克斯坦朝觐人数达到5000人。麦加朝觐已成为沙特与中亚国家间最大的跨国宗教活动，密切了双方人员往来，增强了沙特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一份对塔吉克斯坦的民意调查显示，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已成为最受塔人民欢迎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之一。④

总之，沙特多层次的泛伊斯兰公共外交进一步完善了沙特在中亚国家的国际形象，提高了沙特在中亚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

三、沙特中亚政策的成效和局限性

沙特一直希望在伊斯兰世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亚国家刚刚独立时，沙特积极推行泛伊斯兰外交，以彰显其伊斯兰大国地位。但是与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相比，沙特是典型的“经济上的巨人、军事上的矮子”，这决定了沙特的中亚政策更依赖于“里亚尔外交”、伊斯兰教认同等软实力。沙特在中亚推行泛伊斯兰外交，除追求经济利益外，更重在展现其伊斯兰大国形象，增强中亚国家对其“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的认可。这也是沙特新世纪“放眼东方”外交新政策的一部分，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对此，中亚国家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它们利用沙特主导的泛伊斯兰外交和各种平台与沙特沟通和磋商，认同其“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允许其以伊斯兰教输出等为条件，换取沙特对本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协助和支持，并扩大本国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各种伊斯兰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影响。但是，事实表明，沙特在中亚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力比其预期的要小得多，沙特的中亚泛伊斯兰外交面临双重挑战。

沙特在中亚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瓦哈比教义。以伊斯兰清教徒著称的瓦哈比教派，属于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中最严格的罕百里学派，主张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严格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实现信仰的净化和传统的复归。沙特是通过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派的结盟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制国家，传播瓦哈比教义是沙特的国策。但是，瓦哈比教派与中亚国家传统的哈乃斐教派倡导的普遍自由理论截然不同，难以成为其宗教主流信仰。同时，瓦哈比教义本身的强烈政治倾向往往成为中亚极端分子借以利用的宗教外衣。

20世纪早期，沙特瓦哈比教派首次出现在中亚的费尔干纳，沙特的阿尔·逊尼组织为中亚瓦哈比教派的传播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据统计，至1993年底，该组织即为中亚宗教传播活动提供了130万美元的援助，在纳曼干、安吉延、马尔吉兰等地广建清真寺和经学院，极大促进了瓦哈比教的传播，费尔干纳成为中亚瓦哈比教派的主要传教地。①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好战分子的复兴就始于费尔干纳的纳曼干，其领导人阿卜杜勒·阿哈德是个好战的瓦哈比派穆斯林。这些伊斯兰好战分子的追随者很多成为臭名昭著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IMU）的成员或领导者。②瓦哈比思想还从费尔干纳地区逐渐向吉尔吉斯斯坦扩展，其政治化倾向也日益明显，而深受瓦哈比派思想影响的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在1997年底和1998年初制造了多起针对国家安全官员的凶杀案。这些宗教极端组织和分子严重威胁到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中亚国家领导人甚至认为，其境内所有伊斯兰极端分子都是瓦哈比派穆斯林。尽管这一观点明显有失偏颇，却导致中亚国家在政治上疏离沙特的实际后果。“9·11事件”后，沙特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是该事件的幕后推手。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沙特主导的国内外宗教宣传、教育和传统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在世界的蔓延密切相关，其力推的瓦哈比教义是国际安全的威胁。③美国在全球范围，包括在中亚国家对沙特的泛伊斯兰外交进行了多方限制。对此，中亚国家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将本国反恐目标重点放在境内瓦哈比派穆斯林等伊斯兰极端分子上，并在外交上采取了更加疏远沙特的政策。

同时，沙特在中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无论对中亚国家还是对沙特而言，双方均相距甚远。维护国家安全、服务经济发展和巩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影响是沙特的三大外交重点。其中不难看出，沙特的外交重心仍在阿拉伯半岛，即维持在阿拉伯半岛的地区主导地位，特别是保持与海湾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沙特而言，中亚国家，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贸易等领域，都不像阿拉伯半岛国家那样重要。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多数精英人士表示，中亚国家不仅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而且拥有热情高涨的劳动力资源，中亚国家将很快从苏联解体的泥潭中走出来。但事实证明，中亚各国经济远没有其预言的那样生机勃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国家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相对单一的经济模式弊端日渐显露。而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动荡，国际和地区主要大国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下行的压力下，中亚各国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此外，中亚国家普遍缺乏经济统计数据和信息透明度，且时常出现腐败丑闻，这些均制约了沙特富裕商人对中亚国家的投资热情和积极性。另外，“9·11事件”后，由于中亚各国在外交上采取了日益疏远沙特的政策，沙特政府所推行的泛伊斯兰外交受阻，这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沙特向中亚挺进的步伐。

对中亚国家来说，虽然各国领导人也力图展示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遗产，但是这并不是其刻意追求的国家身份和形象。中亚国家一直对沙特的经济援助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它们尽管对来自沙特的资助持欢迎态度，但是当发现其理解的利益型合作伙伴关系与沙特倡导的“泛伊斯兰”伙伴关系不一致时，便开始逐渐疏远沙特。21世纪初，里海能源开发热、“9·11事件”、“颜色革命”等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再次唤醒了世界对中亚国家战略潜力的认识，中亚国家也利用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与新“兴趣”，加紧发展与美国、西欧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国家不仅拥有让中亚国家经济振兴的资本和技术，还能为其提供走向“国际化”、获得国际援助和安全保障，有助于它们提高民族国家地位。因此，对中亚国家来说，沙特已不再是其优先考虑的外交对象，沙特也已不能满足中亚国家目前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作者：刘玉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