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特点

摘要：7世纪初，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在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创立了伊斯兰教。嗣后，伊斯兰教教徒——穆斯林在穆罕默德率领下以传播伊斯兰教的名义积极向外开拓，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行动——穆斯林圣战。7世纪30年代初，穆罕默德在基本实现了对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后，创建了第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定都麦地那。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及以后的倭马亚王朝（661-750）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前期（750-850），穆斯林继续凭借伊斯兰教和强大的武装力量驰骋南北，拓展东西，建立了以地中海东岸和中近东为中心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它的版图西自法国南部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东至中国西部边陲中亚的帕米尔高原；从而阿拉伯人基本上实现了把古代世界的西班牙、北非、埃及、托罗斯山脉以南的拜占廷领土和波斯领土连成一片的军事目标。这一大片土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小亚西亚、伊朗、中亚、亚美尼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等地。自此之后，阿拉伯民族疾步登上了中世纪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世界舞台，为世界各族人民所瞩目。

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建立和壮大，在阿拉伯半岛孕育的伊斯兰文化由萌发走向成熟。至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行文需要，下文简称为“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采、崭新的面貌和丰富的内涵展现于世，令人耳目一新。伊斯兰文化开创于阿拉伯半岛希贾兹地区的麦加和麦地那。它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1]因此，阿拉伯民族变多神教为信奉一神的伊斯兰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阿拉伯半岛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时期的产物，它是与阿拉伯人急需寻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替代行将崩溃和解体的氏族经济和氏族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的。同样，与此相关的伊斯兰文化的孕育、诞生和成长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阿拉伯半岛的经济、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地域等诸因素的制约下脱胎成型的。如果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那么，伊斯兰文化则是在古代闪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如希腊、罗马、拜占廷、叙利亚、波斯、印度、中国等古代文化的营养相辅相成，融会贯通，有机结合的产物。下面我们先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中所保留的创世神话为例，探索它与古代闪族文化的历史渊源，以说明伊斯兰文化是闪族文化的接续和发展。

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穆罕默德以受“安拉启示”的名义传播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古兰经》。这一现象的出现与7世纪前后阿拉伯半岛的宗教现实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于亚洲西部，具体地说，就是从阿拉伯半岛西北方向的耶路撒冷沿红海向东南至半岛的麦加这一狭长的地带，南北相距约1500公里。诚然，在1000多年前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情况下，1500公里的路程不是轻易就能通过的；但是这条沿红海的道路历来是古代阿拉伯半岛著名的贸易商道，行旅商队熙来攘往十分活跃。穆罕默德本人就不止一次从麦加前往半岛北部的叙利亚等地经商。伊斯兰教诞生前，作为拜占廷帝国一部分的叙利亚曾是信奉基督教的一个中心。由于基督教全盘继承了《旧约圣经》，因此随着基督教在西亚的广泛传播，《旧约》中的许多宗教故事，特别是《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传说几乎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世界性传说了。据史载，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前曾不止一次的亲耳听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和说教。不言而喻，《旧约》中的创世传说也经常是传教士津津乐道的一个题材。

伊斯兰教创立前，不仅半岛的北部是基督教国家，而且半岛西南方向的埃塞俄比亚王国（隔狭窄的曼德海峡与半岛西南部的也门相望）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基督教从南北两方面同时对阿拉伯半岛施加影响。据史籍记载，也门的奈芝兰曾是基督教盛行的城市。公元6世纪，也门一度被埃塞俄比亚人占领，基督教在半岛西南部的势力也就愈加强大了。

因此，《古兰经》中的某些传说故事借鉴于《旧约·创世记》并按伊斯兰教教义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妨举《旧约·创世记》中著名的关于挪亚方舟的洪水传说与《古兰经》中关于努哈的洪水传说作一简要的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接续和发展的痕迹。

油画《诺亚方舟》，西蒙·德·米尔（Simon de Myle），1570年。

《创世记》中的洪水传说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想的尽都是恶事，耶和华就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唯有挪亚在耶和华跟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神对挪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生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在你舟中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好在你舟中保全生命。你要拿各种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按照神的吩咐这样做了。《创世记》接着说，2月17日那天，洪水来临，大海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共下了40昼夜的大雨。凡地上各类生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从地上消灭了。洪水在地上泛滥了150天。7月17日，水势渐退，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乌鸦飞来飞去，没有发现干地。他又放出一只鸽子。鸽子找不到落脚地，又飞回方舟。挪亚又等了七天，又放出一只鸽子，“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等了七天，放出鸽子，鸽子就不再回来。”于是，挪亚和家人及其它带去的动物都相继出了方舟。挪亚并在山顶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2]

伊斯兰教中关于洪水与方舟的插画，由于与基督教同宗同源，因此其中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也大致相同。

在《古兰经》中，关于努哈的洪水传说散见在许多章节中，如第11、第23、第29等章中都有记述。记述在第11章中的洪水传说比较详尽。经中说：“努哈奉到启示说：‘你的宗族中除已归信外，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故你不要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你应当在我的监视下，依我的启示而造船。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他们必定要被淹死。’他正在造船。他宗族中的贵族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都嘲笑他，他说：‘如果你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等我的命令来临而洪水从地面涌出的时候，我说：‘你把每一种动物各拿一对放在船里，并使你的家属--除已被判决者外--和信道的人们一起上船去。’只有少数人同他一起信道。他说：‘你们上船去吧！这只船的航行和停泊都是奉真主之名的……’那只船载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努哈喊叫他的儿子--那时他远在船外--说：‘我的孩子啊！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他儿子说：‘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波涛隔开了他们俩，他就被淹死了。有人说：‘地呀！吸干你上面的水吧！云啊，散开吧！’于是洪水退去了，事情就被判决了，船停泊在朱迭山上。有人说：‘不义的人们已遭毁灭了。’努哈祈祷他的主说：‘我的主啊！我的儿子是我的亲人，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你是最公正的判决者。”（11：36-45）[3]

上述《古兰经》中的洪水传说与《旧约·创世记》中的洪水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前者取材于后者是并不觉得牵强附会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古兰经》和《旧约》中的洪水传说，它们的主人公是同一个名字，前者叫做“Nūh”（汉译“努哈”），后者叫做“Nōah”（汉译《旧约》译称“挪亚”，与希伯来语的发音相差甚远）。“Nūh”与“Nōah”之间的读音差别，只是反映了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之间的语音差别，因此可以肯定：“Nūh”来之于“Nōah”。

其次，《古兰经》中的努哈是真主（即上帝）的一个使者，因他的族人不愿归顺上帝才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把他们统统都溺死于大水之中。因此，《旧约》和《古兰经》中记述的洪水事件的发动者也是同一个神——上帝即真主。而且，发动洪水的原委虽有所差别，但基本原因是一致的，都是由于地上的人不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犯了“天条”才遭此严厉的报应。

不仅仅从保存在《古兰经》中的洪水传说可明显看出它与《创世记》中记载的洪水传说有着接续和发展的关系，而且在《创世记》中所记述的有关上帝用土造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夏娃因在乐园偷吃禁果后与丈夫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等创世神话也同样能在《古兰经》中找到经过改编的类似内容，所不同的只是《古兰经》中的记述更趋简单明了，往往作为教谕的例子作提示性的讲述。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在《古兰经》中有多处提到，其中保留在第7章中的这个故事是比较详细的一则。“主说：‘阿丹（《古兰经》中对亚当的译称）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可以随意吃园里的食物。但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者。’但恶魔教唆他俩，以致为他俩显出他俩的被遮盖的阴部。他说：‘你俩的主禁你们俩吃这棵树的果实，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天神，或永生不灭。’他对他俩盟誓说：‘我确是忠于你俩的。’他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俩堕落。当他俩尝了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他俩的阴部便对自己现露出来了，他俩只好用园里的树叶遮盖自己的阴部。他俩的主喊叫他俩说：‘难道我没有禁止你俩吃那棵树的果实吗？难道我没有对你俩说过，恶魔确是你俩的明敌吗？他俩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慈悯我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主说：‘你们互相仇视地下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主说：‘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将在大地上死亡，将从地下被取出来。’”（7：19-25）

《古兰经》中记述的这个偷吃禁果的故事与《旧约·创世记》的记载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轮廓和内容大同小异，但也确有改编而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引诱他俩去偷吃禁果的不再是蛇而是恶魔；也没有突出女人--夏娃是首先受引诱去偷吃禁果的第一人，而且根本没有出现夏娃的名字。

通过上述《旧约》和《古兰经》中的创世神话所作的简单比较分析后，是否就能说，由于《古兰经》比《旧约》晚出许多世纪，因此阿拉伯人的创世神话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创世神话的翻版。如果就此即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为问题还不那么简单。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同属于闪族文化系统的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究竟与闪族文化有怎样的历史渊源？这个问题若要给予简单地回答则是：出现于西亚盛极一时的古代闪族文化是“源”，而后起的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仅仅是它的“流”。“源”和“流”之间自然有着隔不断的联系，即使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发生“断流”现象，但表现在文化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说是“千丝万缕”，至少也是“藕断丝连”。下面我们就简单提一提关于闪族文化的形成历史。

据近代考古资料研究，闪族文明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并不像现在那样：土地贫瘠、沙漠无垠，而是雨量充盈、沃野千里、草木葱茏。因此古代历史学家把远古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喻为“人间乐园”。今天的巴林岛，在古代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神话里被称作“神道乐土”。可是在人类历史最后一次冰期即第4次玉木冰期（约公元前7万年-前1.8万年）之后，世界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阿拉伯半岛的气候由温和湿润变得酷热干旱，许多地区终年无雨，江河干涸，沃野沦为沙漠碛地。为了生存和寻觅水源与牧场，半岛的居民被迫弃家迁徙。他们选择的迁徙方向主要是半岛以北地区，即近人所称的“肥沃的新月地带”（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地）和著名的两河流域。据学者考证，半岛的第一批迁徙者在公元前约6000年代就到达了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4]，即今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徙者和当地居民结合后在叙利亚境内创造了“西部闪族文明”。历史学家认为，在叙利亚境内的这部分最早的定居者，很可能就是后来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历史上有名的迦南人、阿摩列伊人和腓尼基人的祖先。

与“西部闪族文明”有亲缘关系的，是公元前5000年代在今伊拉克境内出现的“东部闪族文明”。据考古资料证明，定居于两河流域的这部分部族，除直接来自半岛的迁徙者外，有相当一部分则属于定居在叙利亚境内的最早迁徙者由北向东南回流的部族。显然，他们在回流过程中，把“西部闪族文明”带入了两河流域。考古学家认为，“西部闪族文明”的南移，大致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公元前约5000年-前3500年）。

据考证，“闪族”这个名字，源出于犹太教经典《创世记》中关于挪亚的传说，“闪”即是挪亚的长子。近代学术界对“闪族”的定义，则是指古代阿拉伯半岛迁徙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叙利亚、尼罗河三角洲和北非、东非等广大地区的游牧民。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东方学者根据中近东地区古代语言--巴比伦语、亚述语、古叙利亚语、阿拉米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迦南语、阿拉伯语的近缘关系，首先提出了“闪含语系闪语族”这一学术名词。在这以后，“闪族”和“闪语族”这两个名词被学术界认可并沿用至今。从上述“闪族”形成的简要历史中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半岛的迁徙者在迁徙、游牧或定居的过程中，决不是孤立的“封闭式”运动，而是不时地和沿途的部落民发生广泛交往的过程。因此，“闪族”实际是半岛迁徙者和上述古代西亚地区部落民的结合体；同样，“闪语族”也是迁徙者和当地部落民在杂居过程中衍生的多种形态的语言现象。但是它们又多少仍保留了半岛居民固有的某些母语特征，这就构成了闪语族中各种语言的近缘关系。

闪语族中各语言现象的近缘关系只不过是闪族文化中的一个特色而已，至于它所孕育的各文化分支如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其他领域中出现的近缘现象显然也是无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上述我们提到的《旧约·创世记》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的雷同，这对于同属于闪族范畴的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无独有偶，近代学者在成功地解读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书后，发现《旧约·创世记》中的某些创世神话与泥板书中保留的巴比伦时期的某些创世神话的内容相似，有的简直如出一辙。例如《旧约》中“挪亚方舟”的传说，与19世纪在伊拉克尼尼微发现的亚述语洪水泥板就是一个雷同的典型例子。[5]1872年，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密斯在伦敦考古学会宣布他发现了“洪水泥板”时，曾轰动了欧洲学术界。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西亚古代文化传统的共有性及人文思想的互渗性和互补性，从而也动摇了欧洲教会所宣扬的基督教圣经的“权威性”。洪水泥板被发现的重要意义还可从恩格斯于187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中得到印证。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反对达尔文的关于物种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化的论断时，曾引用了亚述洪水泥板的例子。恩格斯说：“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相提并论，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乔治]·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全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6]恩格斯所作出的“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的结论，非常生动地揭示了：《创世记》中的创世神话也是接续并发展了古代闪族宗教神话后的衍生作品。

纵观闪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似可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里程碑，这就是巴比伦文化、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三大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它在闪族文化，首先是希伯来文化的基础上，以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为核心，大量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使之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终于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丰富个性的世界性文化，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自倭马亚王朝建立始至阿拔斯王朝，阿拉伯穆斯林始终没有间断对外来文化的潜心研习和吸收。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思想领域或物质领域，他们都涉足研究，然后又在伊斯兰精神的规范下通过提炼和改造，有的作出了新的解释，有的赋予了新的内容。经过了约100多年的努力，阿拉伯人终于确立并完善了伊斯兰文化的思想和物质体系。

阿拉伯穆斯林吸收外来文化的途径与他们的军事扩张——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名进行“圣战”——联系在一起。至倭马亚王朝，阿拉伯穆斯林占领了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中亚、亚美尼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等在古代世界具有灿烂文明传统的地区，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为了巩固伊斯兰政权和迎接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阿拉伯穆斯林面对境内复杂的人种、繁多的民族、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采取了较为明智、豁达的方针。他们首先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对统治区内皈依伊斯兰教和改学阿拉伯语的异族居民表示竭诚的欢迎并给予他们与阿拉伯穆斯林同等的待遇。尤其是对那些学有专长的异族知识分子，帝国更采取了特殊的厚惠政策，吸引他们努力为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特别是文化学术活动服务。有的学者把阿拉伯穆斯林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热情描述为：“他们毕恭毕敬地端坐在被他们征服的异族人面前求知。”[7]

阿拔斯王朝前期（750-850）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飞速发展时期。拉希德哈里发（786-809）和其子麦蒙哈里发（813-833）时代，被史界赞喻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建朝时由于受到外族人的鼎力相助而素有崇尚外来文化的传统。中央政府实施不问民族、不问信仰、博采诸家、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在帝国境内广泛招聘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让他们安心于各类学科的研究和著述；与此同时，大批著名的古代著作被译成阿拉伯语后介绍到了阿拉伯的世界。这些内外相结合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为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和成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翻译活动了解和掌握外来文化，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形成过程中富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阿拉伯的翻译活动起自倭马亚王朝。开初的翻译活动以自发的个人译述为主，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领导；至阿拔斯王朝，翻译活动除个人进行外，重要的学术著作则是在帝国中央政府规划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的。由于国家的重视，不久在帝国境内就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翻译阶层。他们像诗人、文学家或其他著述家一样，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极大尊重。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希腊语占首位，其次是古叙利亚语、波斯语、梵语、希伯来语和奈伯特语。麦蒙哈里发为了更好地组织全国的译述和科研活动，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帝国的最高学术机构——益智馆（又译哲理馆或智慧馆）。阿拉伯人通过较长时期的对外来学术著作的翻译、研究、订正和诠注等工作，终于对古代文化有了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他们针对自己固有文化的薄弱环节，又着重研究了希腊古典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拜占廷的典章制度、罗马法典、古代叙利亚的科技成果、波斯的文学艺术、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和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等。有了这样较厚实的研究根底，阿拉伯人终于脱颖而出，创建了自己的阿拉伯哲学、哈里发行政管理制度、伊斯兰法典、伊斯兰艺术、阿拉伯医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在中世纪独辟蹊径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

纵观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它具有下述三个明显的特点。

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宗教本位”。“伊斯兰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以宗教--伊斯兰教为本的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性是由它的萌发、产生的过程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就没有伊斯兰文化的问世。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及的那样，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不是一种孕育于古代的文化，如中国、印度、希腊文化；而是产生于中世纪，由闪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后的结晶，但是促成结晶的凝固剂无疑就是阿拉伯人所创立的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既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也是伊斯兰文化的灵魂。说它是核心，是指它是伊斯兰文化的主体部分；说它是灵魂，是指它渗透于伊斯兰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所谓的“伊斯兰精神”。阿拉伯帝国初创时期，为了巩固伊斯兰教政权的需要，对早期伊斯兰文化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和巩固伊斯兰意识形态，因此对诸如教义学、教法学、伊斯兰伦理学、《古兰经》注释学、圣训学等的研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帝国境内大规模修建的清真寺，其目的固然是为了传播和普及伊斯兰教，但在实现这个目的的同时，清真寺教长通过对教义、教法、伦理道德观念的阐述却又丰富了伊斯兰思想体系。阿拉伯帝国境内的清真寺实质上就是早期的伊斯兰学校。教长常常收留部分优秀的青年信徒作为他们的学生，通过重点培养的方式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哈里番或宗教学者。许多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学派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在清真寺内受的启蒙教育。例如早期伊斯兰教最著名的教义学派之一--穆尔太齐赖派，就是由于清真寺教长——老师与学生之间对某些教义的理解发生分歧，通过辩论发展起来的一个教派。

因此，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文化“宗教本位”特点的形成有其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其物质基础就是无所不在的清真寺，其精神基础就是无时不念的《古兰经》。在这方面，清真寺的作用与基督教堂相比，前者远远超过后者是显而易见的。

一种文化的强大或深刻与否，主要表现于对人的影响程度。伊斯兰文化对穆斯林的影响既深刻又全面，主要赖于“宗教本位”思想的作用；其结果就是伊斯兰精神浸润到穆斯林生活——物质和精神——的诸方面，以至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不区分宗教和世俗领域”[8]，“伊斯兰教是一种总的生活方式，宗教是政治、国家、法律和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9]。这是考察伊斯兰文化时不容忽视的一个观点。伊斯兰精神对穆斯林心灵影响的深刻性在当代许多阿拉伯作家的小说中有诸多描写。下面我们就举当代埃及著名作家伊哈萨·阿卜杜·库杜斯的短篇小说《上帝至爱》中的部分描写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上帝至爱》是一篇描绘发生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间男女青年的恋爱悲剧。男青年是科卜特人信奉基督教，女青年是埃及人随家庭信奉伊斯兰教。男女青年相爱甚笃。为了缔结姻缘，根据阿拉伯世界的习俗，两人中有一方必须改宗信仰对方的宗教。于是两人通过类似抓阄儿的方式决定了女青年改奉基督教，并商定次日去教堂履行有关改奉基督教的手续。当晚，女青年思潮起伏，辗转于床榻而无法入眠。作家用如下的笔触描绘了她的内心感受：“她一夜未睡。当她作为穆斯林时从未意识到的伊斯兰教，在那天晚上她却完全感知了；而且她觉得，她以往的生活及她所能记忆起的全部事情无不都与宗教有关。她记起了经历过的件件小事包括那些早已淡忘了的琐事，可是正是这些小事和琐事构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记起了她父亲幼时的保姆梧姆·易卜拉欣哈吉，每个星期都要抽空上她家来看望她并忙活着焚香熏屋；她高举着香炉在她头上转悠，而且嘴里喃喃不绝地念着《古兰经》的片段或祷词……她又记起了孩提时的梳头娘梧姆·阿卜黛带她去澡堂子洗澡；她一面不时地捱着水从她头顶上浇水并用手揉擦她细嫩的肤体，一面嘴里念道：‘愿真主赐福与他使他平安……你说，我求庇于曙光的主，免遭嫉妒者嫉妒时的毒害’。[10]她又记起了去墓地时在她父亲墓前念《法谛海》（11）。她又记起了斋月末尾全家人企待着开斋炮的响声、节日的欢宴和从无线电中传出的铿锵有力的诵经声……她又想起了，她发誓时，在任何场合都好用‘先知’之名起誓；那么，现在她若要发誓，又是以哪位先知之名呢？……”。

接着的一段描述，作家发表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个人议论。他说：“她尽管是个穆斯林，但她并不清楚地意识到伊斯兰教在她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的，她既不礼拜也不把斋，但是，伊斯兰教中却包含了一种比礼拜和把斋更深的东西。这种东西已与她的血液混同一体，与她呼吸息息相关；这是人所无法感知的，就像人无法感知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或感觉不到无时无刻都在呼吸一样。”

这就是对伊斯兰文化的主体部分——伊斯兰教世俗化的生动描绘，从中可看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承上启下”。这是指它继承了古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如希腊、罗马文化；同时它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为近代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伊斯兰文化诞生时所占有的天时地利有助于它负有承上启下的特点。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从阿拉伯半岛崛起时，当时西亚的两大霸主——拜占廷和波斯萨珊王朝因连年对外战争国力空虚走向衰微，这在客观上给穆斯林的军事扩张减少了阻力，使阿拉伯人顺利地越过阿拉伯半岛进入拜占廷帝国所统治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等地以及波斯和印度西北部。众所周知，这些地区都是古代东方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而且自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后已在上述诸多地区建立了“希腊化”城市，其中有的成为东方的希腊学术中心，如有名的亚历山大（在今埃及亚历山大市）、纳绥比（在今叙利亚）、安塔基亚（在今土耳其）、鲁哈（在今叙利亚）、哈兰（在今叙利亚）、君迪·沙普尔（在今伊朗西南部的胡泽斯坦）等。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上述学术中心遗留下来的希腊著作、文化传统和科研人才成为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直接了解希腊文化的珍贵财富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的有效养分。

例如君迪·沙普尔学术中心，在5世纪末曾收留了许多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学者，从而一度成为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公元529年，由于雅典柏拉图学园被封，一批新柏拉图主义学者因在雅典的活动受阻，而被迫转移至东方的君迪·沙普尔。他们在那里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热情欢迎并被安置在君迪·沙普尔学园继续他们的哲学研究。同时，在这些希腊哲学家的帮助下，许多著名的希腊古籍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被译成波斯语等东方语言，在东西方学者携手翻译的过程中，又促成希腊哲学与东方哲学--印度、叙利亚、波斯哲学的交流和结合，从而推动了东西方的哲学研究，相互获得了取长补短的效果。640年，阿拉伯穆斯林进驻萨珊王朝的胡泽斯坦，同时也接收了君迪·沙普尔学术中心的科研成果和研究人才。据史载，762年阿拔斯王朝新都巴格达建成后，有一部分君迪·沙普尔的学者移居巴格达，在那里继续从事希腊文化的研究工作；聂斯脱利派的著名医学世家--白哈梯舒家族由君迪·沙普尔迁往巴格达后就成为阿拔斯朝的宫廷御医，自曼苏尔哈里发起在朝廷供职几乎达三个世纪。

又如在叙利亚的鲁哈和哈兰的学术中心，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医学、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希腊著作在穆斯林占领时已经被译成了古叙利亚语。在阿拉伯统治者的倡导和鼓励下，许多既精通古叙利亚语又精通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学者用较短的时间转译成了阿拉伯语，而且阿拉伯文译著随着中世纪阿拉伯语上升为国际性语言而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甚至有的译著因希腊文原本的散失而成为后世各国学者了解希腊古本的重要依据。

又如历史最悠久的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学术中心，对阿拉伯穆斯林发展伊斯兰新文化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古代文化知识。亚历山大城始建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埃及时，后成为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都城。公元前3世纪初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许多学者慕名前来讲学或从事研究工作，使亚历山大成为具有国际性的文化学术中心。公元前30年亚历山大城随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版图后，经济、文化仍有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在东方的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心。自3世纪初至6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哲学派兴起而闻名于东方。7世纪中叶阿拉伯穆斯林占领亚历山大。许多学者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绝大部分藏书都毁于战火，保存下来的图书和文献凤毛麟角，但这些有限的资料仍对阿拉伯人创立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十分热衷于研究的炼金术和炼丹术提供了初步知识。阿拉伯炼金家和炼丹家虽然没能从贱金属炼出黄金，或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来，但他们从事的大量实践活动却为他们通过化学变化——合成或分解——取得某种物质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这方面，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取得了领先地位，而且造就了一批最初的化学家。如9世纪初著名的阿拉伯炼金家和化学家札比尔·伊本·哈扬的化学著作《化学之奥秘》、《化学要素》等均被译成了拉丁文流传西方。近代西方学者通过对他的阿拉伯文原著的研究认为：“他好像制造过（用现代的术语讲）碳酸铅，并且由砷和锑的硫化物中分析出砷和锑；他叙述了金属的提炼，铜的制造，布与皮的染色，以及蒸馏醋而得到醋酸的方法。他认为当时所知的六种金属所以不同是由于所含的硫和汞的比例不同。”（12）由此西方学者得出了下列结论：“一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炼金家可以说是最早认识到和探讨化学问题的人。但那时以后，工作就陷于停顿，六百年后的阿拉伯人才重新拾起他们的工作。”（13）因此，阿拉伯炼金家和化学家在中世纪所取得的有关化合和分解的经验为近代化学和药物学的诞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知识。在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如数字系统、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等，阿拉伯人在中世纪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当时正处于愚昧的基督教教会统治之下的欧洲所无法比拟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14）

阿拉伯人通过近百年（8世纪中至9世纪中）的翻译运动如饥似渴地吸取古代世界各个领域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学术成就，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于从翻译所取得的知识而驻足不前；相反，他们只是借鉴于古代世界的成就，仅仅把它当作开启未来世界的一把钥匙。这种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特点同样明显地反映在翻译过程本身。他们在翻译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注释、评论、质疑、补正等方面的工作。这种类似“借题发挥”式的学术研究却为新文化的发端起了引发作用。例如曾经在伊斯兰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阿拉伯哲学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哲学史研究者认为，阿拉伯人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哲学领域里的成就微乎其微；在创立伊斯兰教时期，阿拉伯思想界虽然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学者，但是他们对于主、客观世界的阐述还谈不上是属于纯粹的哲学范畴。因此，他们在古代思想界中，尤其是在希腊人、印度人、波斯人所涉及的种种哲学命题中都没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至阿拔斯王朝，情况与前就迥然不同，伊斯兰哲学思想迅速兴起，并得到了长时期的蓬勃发展。追溯它的原因，则首先得益于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量翻译。阿拉伯人在接触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后，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几乎翻译了当时凡能寻觅到的全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著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详细的版本校勘、注释和评析。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思想界自然地被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亚里斯多德哲学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对他的哲学思想全盘接受，不加任何批判；另一派则不然，他们在评注过程中，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提出新的论点予以批驳。于是，两派就展开了争论，他们在长期的争论中不断完善各自的论点，最后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开创了伊斯兰哲学的新篇章。据史载，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哲学著作像雨后春笋那样破土而出，处于北非、西亚和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哲学家曾多次在开罗、巴格达和科尔多瓦召开了哲学辩论会。在辩论会上，各派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呈现了哲学领域百家争雄的繁荣气象。

新兴的阿拉伯哲学以其活跃的思想冲击着欧洲思想界，从而为欧洲近代哲学思想的崛起赋予了活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15）由此可见，许多东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中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欧洲学术界点亮了一盏明灯，并为14至16世纪在欧洲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给予了催化作用的论点，从多方面考察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连贯东西”。所谓“连贯东西”，是指东方或西方文化通过中间媒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消化、吸收和传播的过程。诚然，这种传播有时是机械式的“搬运”，如植物种子、药材、图书资料等；但有时则是经过了阿拉伯人的加工提高后的传播，如十进位制、现代数字系统等。因此，阿拉伯穆斯林在沟通东西方文化过程中，不仅是个文化使者而嘉惠于人，同时也丰富、宣传了伊斯兰文化本身，并提高了阿拉伯人的国际声望而成为受益者。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事例，莫过于现代数字系统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故事。

我们知道，原始的阿拉伯记数法只用文字表示，这有点类似中国的“一、二、三、四、五……”和“一、十、百、千、万”等数词。而目前世界通用的“1、2、3、4、5……”等阿拉伯数字符号及位置数系统的十进制数系，则源于印度，但经过阿拉伯人的阐述和介绍才得以传入欧洲和世界各地。8世纪下半叶，印度天文学传入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在印度天文学中包含了印度数字系统的知识，但当时很少有人了解其中的奥秘。直至820年，阿拉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花拉子密（约780-850）受麦蒙哈里发之命着手翻译印度天文学著作时，他认真研究了印度数字系统和印度算法。他十分推崇印度的9个数学符号加“0”符号的十进制算法，并运用于自己的数学著作中。花拉子密的数学著作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当时欧洲人并不了解这套数字源于印度，只以为是阿拉伯人或花拉子密的创制，故称其为阿拉伯数字；如英语中称其为“ Arabic numerals”（阿拉伯数字），但英国人有时也把它称为“Algorism”（阿拉伯数字系统），这个词实际就是阿拉伯语“花拉子密”的音译。至于零号（0）的名称在欧洲语言中也大都采音于阿拉伯语的“sifr”，如英语叫“cipher”或“zero”；法语叫“chifre”等等。

阿拉伯天文学和天文仪器的东传，也同样经历了学习、发展和传播三个阶段。古代阿拉伯人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天文学著作，阿拉伯人对天文学的重视也是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他们首先接触到的是古代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知识。他们在学习和研究上述古代天文学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的天象观测和天文运算，从而培养了一大批既有天文学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天文学家。为了大力发展天文事业，东部的阿拔斯王朝和西部的后倭马亚王朝在帝国境内的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法斯、托勒多、科尔多瓦、塞维勒、撒马尔罕、麦拉厄等城市均建立了观察天文台；而且，从麦蒙哈里发时期开始，在天文台里即开始运用各种简易的天象观察仪器。巴格达天文台（750-1450）曾连续观察了整整700年，取得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天文资料。由于阿拉伯天文学家在中世纪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们所命名的星宿专有名词大部分被欧洲天文学界所接受。据统计，欧洲所使用的星宿名称中约有300多个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移植过来的。

阿拉伯人的天文学知识和天象观测仪器对中国的天文学发展也起过有益的影响。13世纪中，阿拉伯著名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应忽必烈之召来到中国。他于1267年（元世祖至元三年），制成万年历（又称回回历）；他还在当时的北京天文台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等7种天文仪器。1271年，元朝政府还特设了以札马鲁丁为提点的回回司天台。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所具有的连贯东西的特点，它的形成首先得益于阿拉伯帝国所处的地位位置——介于欧、亚、非三洲，即古代世界的中心；其次则得益于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中十分推崇的经商活动。阿拉伯人自部落时代开始就有长途经商的传统，至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后，这个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许多阿拉伯商人成了国际贸易的行家，他们在国际经商活动中既沟通了东西方的物质生活也沟通了东西方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传播了他们所创立的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从而在中古文明史上留下了他们不同凡响的一页！（作者：孙承熙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