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展。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把握百年变局新机遇,开辟中阿合作新局面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遇的大变局,阿拉伯国家在经历怎样的变化?中阿合作会受到哪些影响?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性重大变化
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一些历史性重大变化,对未来发展和地区形势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
变化一,阿美关系的变化。美国跌下神坛,信任崩塌,同阿拉伯盟友和朋友的关系成色大减。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是中东霸主,但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逐步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今天,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与冷战结束后的如日中天,特别是推翻萨达姆政权时的情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国的实力下降了。由于在中东进行了两场战争,美国国力损耗巨大,从克林顿卸任时财政盈余2,370多亿美元到现在财政赤字已经超过GDP总和,美国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试图以低成本维持其中东霸权。二是美国能源结构变了。从2020年起,美国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大大降低,中东在美国能源战略中的地位也相应受到影响。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变了,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美国需要从中东收缩,集中力量转向亚太,这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最主要的原因。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撤出伊核协议,到调整与沙特、埃及等盟友的政策,特别是从阿富汗狼狈撤军,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声誉扫地。美国“不可信”“靠不住”成为共识,“美国回来了”成为“美国回去了”的代名词。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美国盟友的最大忧虑,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是其在全球地位下降的缩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时代是否提前终结的议论。有学者撰文指出,“美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下降不再是对未来的空想或预见,它已经在轰动性事件中成为现实。”还有人引用阿拉伯诗歌说,“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真是太可怕了,但是知道了就更可怕了。”对于美国调整对沙特政策,沙特学者呼吁沙特领导人和人民摆脱西方在各领域强加的霸权和附属地位,绝不能接受美国一再的挑衅。海合会助理秘书长欧维什格在《中东报》发文说,“可以肯定的是,沙特不再依赖于一个战略伙伴,而是将实力和伙伴关系来源多元化。” 截至目前,美国仍是在中东驻军最多的国家,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在中东的霸权。今后长时间内,美国仍将是对中东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但是,美国已经不是主宰地区的唯一超级大国,它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誉和道义影响力已经削弱。
变化二,地区格局经历新变化。以美国地区政策变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地区群雄逐鹿,合纵连横,各种矛盾复杂演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地区大国作用凸显。以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为主的地区大国成为地区最有影响的力量,它们争做地区主导大国成为地区形势一个重要特点。与此同时,地区国家关系呈现新格局,缓和势头明显。原来以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为主线的地区形势演变为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三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相互作用的复杂局面。伊朗和土耳其被阿拉伯国家列为主要威胁,但近来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缓和迹象。以色列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使阿以矛盾格局发生变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统一立场已经名存实亡。地区国家寻求多样化、多元化合作正成为趋势。
变化三,地区国家争相跟上世界发展潮流,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新经济新业态。沙特“2030愿景”推出后,又不断推出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如红海新区城市建设规划和吉赞经济区加速发展规划。埃及加快新首都行政区建设和经济区建设,尤其是加快农村改革步伐,从2019年开始实行名为“体面生活”的农村改革计划,旨在用三年时间改变落后现状。阿联酋利用世博会推出未来50年发展计划等。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等一些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已经落地中东国家。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绿色沙特”、“绿色中东”等,这些过去看似跟中东地区不搭界的新事物,现已成为中东不少国家看重并加速推进的领域,有的已经展现出良好前景。阿拉伯国家尽管仍然存在因碎片化而整体力量下降的问题,但已有不少国家的视野和追求正在经历变化。它们过去只注重油价和外汇储备,现在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更注重创新、国际竞争力排位和改善投资环境,这是积极的历史性变化。
变化四,社会改革与思想解放激烈振荡,更大的变化酝酿其中。美国政策的变化,世界科技进步的影响,“阿拉伯之春”对社会经济思想的震荡以及疫情带来的冲击,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广泛的社会与思想变化。政府层面主要关注三个领域:一是去极端化,提倡开放包容。沙特、阿联酋等国纷纷推出去极端化、扩大开放和妇女权利等改革措施。如阿联酋专门设立了“包容年”,沙特破天荒地允许女性驾车、开放娱乐场所、允许引进外国文艺体育活动等。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王说:“我们正努力回到原来,成为对世界、对所有宗教开放的温和的伊斯兰国家。”二是探寻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多数国家都与政治伊斯兰拉开距离。如世俗社会道路在埃及重新受到人民的拥护,沙特则首次赋予妇女选举权等。三是一些海湾国家努力实现从消费型社会向生产型社会的转变。如开征附加税、促进社会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鼓励年轻人就业和减少王室人员特殊待遇等。
阿拉伯国家的思想领域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对阿拉伯国家现状悲观与乐观的看法尖锐对立,向何处去的讨论不绝于耳,向西看与向东看成为官方和民间智库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少人在思考:我们这些有着相同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阿拉伯人,还有没有希望进步?还能不能重新传播知识的火焰,传播宽容、爱和兄弟情谊的价值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社会对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有学者发问,“(世界上)有一套尺寸能适合所有人的西装吗?是否所有国家都可以复制美国宪法作为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指南?”有媒体指出,“这些阿拉伯民主国家从西方民主国家学到了外表。然而,所有阿拉伯‘议会’国家都无法让民主成为通往稳定和没有腐败的繁荣绿洲的桥梁。”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一百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正在重蹈覆辙,并声称要捍卫民主价值观,反对专制或专制政权。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希望民主‘大小适中’,而不是按照阿拉伯人民的意愿。如果民主进程的结果与西方列强的利益相吻合,他们就会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如果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他们就会寻求阻挠,使他们相互对抗。”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近15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向政党敞开大门,那么将会出现多少个政党?如果出现一百万个政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说,思想领域的变化,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评,是阿拉伯国家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推动中阿合作关系的若干因素
百年变局下,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发展模式的变化。中国已经制定了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发展长远规划。这其中有两个重要转变,一是经济发展开始从投资、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二是加快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实现发展目标,中国需要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联系。为此,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更加重视和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其次,阿拉伯国家经过对冷战后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反思,发展愿望更加迫切,向东看热情更加强烈。全面发展对华关系、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加贸易和人员往来等已经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选择,双方在新经济新业态和科技领域合作方兴未艾。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流社会从过去不大看重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变为现在普遍承认中国经济世界第二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未来更加看好中国而不是美西方。这也是历史性的变化。第三,“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这意味着下阶段中阿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将在实现“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方面出现更多机会和更积极的势头。
不利因素最主要是美国因素。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合作的破坏和打压,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和安全领域。不少阿拉伯人士对中美将发生新冷战表示担忧,将其比喻为两个大象的争斗,争斗场上会有很多庄稼被毁掉践踏,那就是中小国家的利益。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破坏,是中阿共同面对的挑战。
(三)中阿合作潜力巨大且前景乐观
客观认识百年变局为中阿关系带来的影响,把握世界和地区发展方向,坚持中阿关系发展方向,深挖合作潜力,中阿关系必将迎来提质升级的新局面。
经济合作结构可望更加优化。在投资领域,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需求与中国扩大对外投资趋势不谋而合,可能成为合作新亮点。目前,中阿相互投资增长明显慢于贸易的增长。2020年起,中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这意味着在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扩大。在这个趋势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投资有可能大幅度增加,从而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加发展后劲。
贸易关系面临巨大增长空间。中国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扩大内需和以消费为主带动发展的政策下,中国进口市场将进一步拓展。未来五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量每年将达到2.5万亿美元,从而为阿拉伯国家增加对华出口提供新机遇。中国超大型市场将为阿拉伯国家带来巨大商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供应链、产业链、信息链等联系上将更加密切。在石油领域,美国大幅减少对中东石油的进口,中国已成为中东石油的最大买家,中国与海湾国家相互依赖更加密切。近年来,中国的进博会已经对阿拉伯国家产生日益增加的吸引力。
科技合作和新产业合作面临新机遇。在高新科技领域,中阿合作基础好,障碍少,将有更加广阔空间。中国近年来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在5G 、大数据、信息经济等领域已经并列或领先世界发展。阿拉伯国家也竞相在新经济新业态领域加快发展,与中国合作有良好的基础,特别是面对美国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打压,阿拉伯国家纷纷顶住压力与中国保持合作,这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带一路”合作将进入新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阿合作有更多空间可以发掘。目前已经有20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2年新年伊始,中国同摩洛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摩洛哥王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摩洛哥成为北非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国家,也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标志。阿拉伯国家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方面都有很多需求,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将为双方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发展战略合作更具重要性。近年来,发展战略对接已经成为中阿双方合作的重要议题。《埃及2035》《沙特2030》《阿联酋2030》等与《中国2030规划》的对接逐步深入,成为提升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步骤,表明双方都把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双边关系落到实处,表明相互信心的增强和对彼此未来的期待。
国际合作呈现更多共同担当。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中东是世界上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并再次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中东人民盼和平发展的愿望空前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和欢迎。这一理念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集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政治立场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为纷繁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世界指明了走向光明、追求和平且和谐共处的道路。这对中东尤其具有意义。中东最需要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和清洁美丽的环境。因此,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也为中阿深化合作开辟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双方可以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各方面加强理念和政策沟通,在国际上加强合作,共同担当正义、捍卫公理、维护共同利益。
2020年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安曼宣言》,明确写入了中阿“双方同意召开峰会,以拓宽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前景,服务于双方共同利益。”2021年,尽管疫情还在肆虐,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三次出访中东,访问了8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外长交往全覆盖。2022年伊始,中阿合作又呈现积极发展的良好势头,埃及、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多位阿拉伯国家外长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访华,成为中国政府新年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在访问中,双方都表示将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积极筹备首次中阿峰会,这无疑将对中阿关系提质升级产生强大动力。
破解“中东之问”难题: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阿合作
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和进展。2014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指出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表示中国将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矢志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一)持续推进与阿拉伯国家在“五通”方面的合作
第一,在政策沟通方面,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自2016年1月,中国政府公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以及2018年7月10日中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对接。截至2021年,中阿合作论坛举行了9届部长级会议、17次高官会和6次中阿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截至2022年初,中国已同20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埃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的《2030愿景》、约旦的《2025愿景》、阿尔及利亚的《2035愿景》、摩洛哥的《科技城建设计划》以及伊拉克的《157个重建重点计划》等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实现对接。
第二,在设施联通方面,积极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目前,中企已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在2005~2020年间,中企在17个阿拉伯国家投资总额达1,969亿美元。2021年前6个月,中企在阿拉伯国家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项目完成营业额超过144亿美元。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卡塔尔卢塞尔体育场、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沙特吉赞项目群、卡塔尔多哈新港、阿联酋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码头、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地。此外,中国在电力、通讯等新基建领域也不断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力度。如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参与了埃及500千伏主干电网的改造项目,在沙特完成了500万块智能电表及配套系统的安装工作。华为与沙特电信、沙特阿美在5G油气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探索5G在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创新应用等。
第三,在贸易畅通方面,积极开展以油气为主的能源贸易,并努力开拓新领域。2020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2.78亿吨。沙特、伊拉克、阿曼、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都位列中国能源进口前十名。其中,沙特对华出口从2012年的5,390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8,492万吨。从天然气贸易来看,卡塔尔对华出口长期位列前两位,对华天然气出口从2012年的67.9亿立方米增加到111.3亿立方米。以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为平台,中国积极拓展对阿贸易合作新领域。2020年,中阿贸易额为2,398亿美元,虽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略有下降,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增长了2.2%。其中,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7.4%,同比分别增长6.1%和3.3%。
第四,在资金融通方面,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并积极开展金融合作。据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和阿联酋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投资者,投资总额为290.5亿美元,约占该地区外来直接投资的31.9%。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201亿美元,阿拉伯国家来华投资累计38亿美元,双向投资涵盖油气、建筑、制造、物流、电力等众多领域。自“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设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并为中东国家的基建提供资金支持。在项目融资方面,中国充分发挥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优势,密切双方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并推动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阿拉伯国家基建项目融资。如2018年8月,丝路基金、哈电集团与阿联酋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成为丝路基金在中东的首单投资项目。亚投行批准设立了4个涉及阿拉伯国家的项目,分别是阿曼杜库姆港商业码头和作业区项目、阿曼铁路系统准备项目、阿曼宽带基础设施项目和埃及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贷款承诺额共计6.6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分别与阿联酋和卡塔尔设立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制造业等。
第五,在民心相通方面,积极开展中阿文明对话,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9届。目前,中阿地方政府已建立40余对友城关系;中阿新闻交流中心、中阿电子图书馆门户网站正式落地;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不断发展,目前已有50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持续升温,沙特、阿联酋、埃及宣布将中文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二)提升中阿能源合作,开拓三大高新领域,构建健康丝绸之路
在油气领域,双方油气企业在原油贸易和上游开发方面不断取得新的合作成果。2020年,阿拉伯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1.3%,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原油来源地。中资油气企业积极参与阿联酋、伊拉克等国的上游区块开发。如中石油中东地区原油与权益产量在2017年均创历史新高,完成权益产量4,230万吨,接近中石油海外业务的半壁江山。中石油和华信能源获得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区块12%、为期40年的权益,这也是中国在阿拉伯产油国首次与当地国家石油公司并肩成为投资方。此外,中石油还参与了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三期项目等。
在核能领域,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并在铀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在航天领域,中阿积极推进“天基丝绸之路”,探索开展在空间科学、发射服务、卫星应用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已同埃及、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开展航天合作,帮助埃及建立卫星总装集成中心。2017年,中国为阿尔及利亚发射了“阿星一号”卫星,开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航天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2018年,中国又为沙特发射了两颗遥感卫星。在新能源领域,上海电气参与建设的迪拜95万千瓦光伏+光热混合电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光伏+光热混合电站。隆基股份正在卡塔尔哈尔萨投资光伏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单体光伏项目,将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场馆供电,并可以满足当地约10%的电力需求。此外,2021年7月,晶科能源中标阿联酋阿布扎比迪哈夫拉(Al Dhafra)2,100万兆光伏发电项目,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太阳能发电站。
新冠疫情发生后,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抗疫斗争给予声援和支持。阿联酋是第一个接受中国疫苗境外三期临床试验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也在第一时间向中国提供了物资援助。2020年12月,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陆续批准使用中国的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从2021年3月开始,中国大规模向阿拉伯国家援助新冠疫苗,主要接受国包括突尼斯、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在3个月时间内,中国先后向17个阿拉伯国家援助出口7,200多万剂新冠疫苗。中国还通过埃及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区援助50万剂疫苗。除了疫苗捐助之外,中国还积极推动新冠疫苗在阿拉伯国家本土生产。2021年3月,中国国药集团与阿联酋合作生产的中国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投产。9月,中国科兴生物同埃及签署2亿剂新冠疫苗本土化生产协定。10月,阿尔及利亚同中国的科兴公司合作生产新冠疫苗正式投产,双方在新冠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决心和行动,成为进一步打造中阿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楷模与标杆。
(三)破解“中东之问”的现实障碍及其路径
尽管取得显著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中东政治不稳定、工业化基础薄弱、产业比较单一等问题,也给中阿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带来不少问题,成为双方合作着手破解“中东之问”的现实障碍。
第一,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治理水平比较薄弱。根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的估算,2020 年 7 月,在 4.36 亿阿拉伯人中,有2,600万人流离失所。5,5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7,400万人缺乏洗手设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治理短板更加明显。此外,阿拉伯国家内部之间还存在许多内部冲突,如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和也门内战,这也严重制约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第二,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基础薄弱而单一,经济韧性较差。疫情前的2019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阿拉伯国家整体GDP增长为2.1%,明显低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阿拉伯国家经济整体下降5.5%,除了埃及以外,几乎都是负增长。特别是海湾地区产油国受国际油价暴跌和疫情的双重冲击,增速下降幅度更大,不仅给本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波及公共财政和社会福利保障,各国不得不大量发债。有研究指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将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中11个产油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00~2016年的年均25%上升至2021年的47%。
第三,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海湾国家的产业多元化依然迟缓。传统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和地位逐渐下降,但石油依然是许多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柱产业。虽然阿拉伯产油国意识到产业多元化的必要性,纷纷提出各自的发展愿景,但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仍高度依赖石油相关产业,石油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70%至90%不等。而2020年的低油价和疫情导致的财政危机,严重削弱了海湾国家依靠公共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能力。
为此,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阿合作,解决困扰阿拉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中东之问”,亟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大推进力度。
第一,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稳定是破解“中东之问”的前提,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努力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2021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数次访问中东,到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阿曼、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中东九国及阿盟,就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和治理难题提出了中国的倡议和方案,为推动中东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双方在如何落实中东安全稳定5点倡议,探索建立包容性的中东安全合作机制方面,表达了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的愿望。此外,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增强改革创新理念和方式的交流。中国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广泛而丰富的经验可以为中东地区提供借鉴,如在减贫脱贫、健康卫生以及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一些举措。要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内,加快推进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合作平台,并进一步增加阿拉伯国家来华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的数量。在人文交流方面,要进一步扩大中阿教育合作的规模,增加双方留学生交流的规模。加强中阿双方学术机构、媒体和智库等交流、继续做好典籍互译工作,特别是要办好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和中阿文化节等,进一步夯实“一带一路”的民心基础。
第二,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发展是破解“中东之问”的动力,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中东经济发展的投入,做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虽然阿拉伯国家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贸易条件等原因,中阿贸易和投资增长长期低于预期。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争取把中阿贸易额从2,40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但中阿贸易在2014年达到2,500亿美元以后出现下降,2016年回落至1,700亿美元。虽然2018年重新上升到2,400亿美元以上,2019年达2,664亿美元,但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又回到了2,400亿美元之下,为2,398亿美元。迄今为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没有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考虑到全球能源结构的变化和“碳中和”“碳达峰”的趋势,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从而提升中阿之间的油气合作水平和贸易创造。同时,应该进一步优化产业园区建设,并多渠道推动中阿之间的产能合作,助推阿拉伯国家工业化整体水平,逐渐形成中阿制造业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特别是在产能合作中,要切实注重将对方产业结构调整与高科技合作结合起来,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新能源、航空、通信、农业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还应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金融合作,提升多元化融资水平。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海湾国家拥有大量石油美元和主权投资基金。虽然阿拉伯国家都已积极参与了中国发起组建的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但双方金融合作的空间还很大。可以考虑与海湾国家主权基金合作设立中阿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并积极引入第三方共同参与融资。同时,利用海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基建债券。目前,阿布扎比全球市场已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意在共同建立一个促进中方在阿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所,服务于中阿“一带一路”合作和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国际化。
中阿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格局也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剧变。这其中,一个甚为明显的现象就是,美国近年来在中东出现明显的战略收缩迹象。美国是冷战结束以来影响中东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因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带动中东格局出现若干不同以往的新变化、新趋势。对中国来说,中东是事关中国安全与发展大局的重要大周边地区,同时也是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合作区域。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趋势,使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大于挑战。
(一)美国在中东出现历史性战略收缩态势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影响和塑造中东地区的最大外部力量。尤其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失去外部制衡后,在中东行事更加肆无忌惮,并试图着力将中东打造成美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和主战场。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进一步加大在中东的战略投入。自此后整整20年的时间里,美国致力于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然而,从最终效果看,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反恐战争”导致越反越恐。“民主改造”并未奏效,反而使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美国国力加速衰落。美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冷战后30%左右降至20%左右;制造业占GDP比重从二战后40~50%左右降至12%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对外扩张力不从心。可以说,21世纪前20年是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的20年,同时也是美国国力衰落的“失去的二十年”。
美国国力加速衰落与中国加快崛起形成的巨大反差,这一局面促使美国决策者战略焦虑感日甚一日,掌控中东的意愿明显下降。美国过去高度重视中东地区,主要基于三大考虑:遏制苏联、获取中东石油和维护以色列安全。但是,现在情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是苏联解体使美国在中东再无战略竞争对手,极端恐怖势力已不足为虑,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下降。在此背景下,沙特等阿拉伯传统盟友与美国安全和价值观领域的冲突日渐凸显。拜登政府始终抓住卡舒吉事件不放,借该事件敲打和冷落沙特王储。二是页岩气革命使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大幅减轻。2018年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自此对中东石油的需要日趋下降,双方在国际能源市场反而变成竞争关系。三是以色列安全环境极大改善。阿拉伯世界作为以色列的主要宿敌,近年来持续衰落,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反以中坚力量均元气大伤,不足为虑。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温和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以色列建交,由此使以色列在中东的地缘安全环境大为改善。此外,美国日益将遏制中国崛起作为最紧迫任务,不愿让中东问题牵绊手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力度明显。美国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就出现了在中东收手的迹象。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在中东缩减兵力、降低反恐调门、与伊朗缓和关系。2017年特朗普政府和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继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幅减少驻伊拉克军队人数。2021年1月上台的拜登政府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撤军政策。2021年7月22日,美国与伊拉克达成协议,美军将于2021年底撤离伊拉克,此后美军将只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空中支援等职责。尤其是2021年8月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军的举动,进一步表明美国已无意在大中东地区长期驻足。
(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在美国加紧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向东干”趋势明显,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原本就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密切,美国在中东加紧战略收缩为中阿深化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国家加快“向东看”趋势。阿拉伯世界历史上长期受西方大国影响和主导。无论英法等老牌殖民者,还是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其中东政策共性特征就是“顺昌逆亡”或“拉一派,打一派”。美国位于欧亚大陆之外,其在中东维系霸权的前提之一就是地区国家各自为政、内讧不止,由此将整个中东搞得沸反盈天,冲突不断。中东地区很多热点问题,如巴以冲突、伊拉克危机、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危机、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泛滥等,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国家人为制造的结果。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中东政策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从内心不欢迎西方的这种政策模式。阿拉伯世界反美主义情绪根深蒂固。2020年10月“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中东政策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6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最具威胁。
相比之下,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战略上,中国希望阿拉伯世界团结、强大,而不像英美那样为一己私利设法削弱阿拉伯世界整体力量,“不寻求势力范围,不培植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立场深得阿拉伯国家赞誉和认可。政治上,一直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东事务中主持公正,按照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确立自己的政策和立场。中国与中东国家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又明确提出,“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这与西方沿袭了几百年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深得阿拉伯国家赞誉和认可。民调显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美国。这些国家在南海争端、涉疆、涉港、抗疫等涉及中国的重大外交问题上,都表示积极支持。在新冠疫情中,伊斯兰世界的57个国家,无一国加入美西方阵营谴责中国。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契合阿拉伯国家当前“拼经济”的现实需求。这些年来,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滞后。阿拉伯世界过去长期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结果导致“去工业化”加剧,并出现增长缓慢、失业攀高、贫富分化等多重问题。1980年至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年均GDP增长率不足0.5%,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中东剧变后,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据世行统计,中东北非在2011年有8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8年飙升至2,800万。2021年初的一项民调显示,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苏丹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眼前生活状况比中东剧变前更糟。“拼经济”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共识和当务之急。2019年12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将经济列为优先事项。阿拉伯世界经济滞后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有关。曾经的“向西看”导致经济失败,促使其日益寄希望于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优先”的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以发展促稳定,矢志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历史上,阿拉伯世界曾因“丝绸之路”兴起实现了经济繁荣。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重新开启“丝绸之路”,也会为中东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阿拉伯国家普遍寄望于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根据大数据分析,16%的阿拉伯民众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对中国企业投资表示欢迎和支持,希望本国根据发展状况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截至2022年1月已有13个中东国家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是10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双方在5G、人工智能、云科技等数字化领域合作也明显加强。许多阿拉伯国家还提出具体对接计划等。
第三,中国式治理模式日益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和热捧。阿拉伯国家治理模式和价值理念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影响。西方国家从“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出发,将西方文明和制度等同于“普世价值”,动辄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乃至“民主改造”和“文明改造”。这种做法不仅使阿拉伯国家深感屈辱,实践效果也很糟糕。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埃及、突尼斯等国正是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才相继启动“民主化”改革。事实证明,民主化并未使相关国家繁荣稳定,反而由治到乱,出现党派纷争、政府空转、安全恶化、恐怖蔓延等诸多新问题,“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痛定思痛,阿拉伯国家对西方价值观的迷信骤然下降。2018年8~9月,佐格比公司对10个中东国家的民调显示,当初阿拉伯民众渴望政治自由,现在“民主”在优先次序中则排名垫底。但2021年拜登上台后,美仍在中东推行价值观外交,对阿拉伯国家指责增多。这使沙特等阿拉伯盟友与美更加离心。
相比之下,中国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吸引力不断上升。中国倡导文明包容互鉴,反对“文明改造论”和“颜色革命”,这与阿拉伯国家颇有共鸣。从实践看,中国经济频频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同为发展中国家却饱受落后动荡煎熬的中东国家深感触动。它们普遍羡慕我发展成就,希望借鉴我发展经验,搭乘我发展快车。2009年,约旦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了《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作者认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阿拉伯世界应通过追随中国的复兴之路,实现自身文明的推进”。该书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后,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2018年8月,艾哈迈德又出版新著《东方的复兴:“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与中国崛起的前景》,主张阿拉伯国家全面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中阿两大文明携手前行。该书出版后,一年多时间里三次再版,足见此书观点在阿拉伯人中受欢迎的程度。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已成为中阿深化合作的新亮点和新话题。
(三)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的机遇固然是主要的,但必须指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双方深化合作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由此决定了中阿各领域合作不会一帆顺风,而将呈现“道路曲折,前景光明”的螺旋式上升态势。
第一,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尘埃未定”。2011年中东剧变使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垮台,这些国家“民主转型”又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内耗、恐袭频发等诸多新问题。埃及等国借“再集权化”强化政局稳定,利比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已失去集权条件,稳定国内政局难度甚大。当前,疫情蔓延和油价暴跌使阿拉伯国家结构性危机、周期性危机、疫情危机“三期叠加”,阿拉伯国家面临两难选择:增加税收、削减福利,会导致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向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则必须接受缩减财政和福利开支、贱卖国企等已被证明会导致国家衰败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在此背景下,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局稳定仍是大问题。2019年以来,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因经济恶化出现政权垮台,表明阿拉伯“政权垮台潮”仍未结束。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导致的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使部分阿拉伯国家维稳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价格暴涨固然使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大赚特赚,但同时也使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能源供应紧张。许多阿拉伯国家主要从俄乌两国进口粮食,如埃及70%小麦从俄乌进口,黎巴嫩80%~90%的小麦来自乌克兰。俄乌粮食供应减少和粮价暴涨,使许多阿拉伯国家面临通胀加剧、粮食储备不足等严重问题。目前埃及的储备仅够维持该国补贴粮食计划约四个半月、黎巴嫩小麦储备只够维持一个月。“大饼换稳定”是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局稳定的前提,如果此轮粮食危机持续下去,不排除部分阿拉伯国家再次出现政局动荡乃至政权垮台的危险。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构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如能源、基建等),大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政局变动极可能引发政经格局生变,危及我资产及合同。
第二,地区格局有所缓和,但总体仍处在动荡期。2011年中东剧变导致地区“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未建立”,衍生更多“次生灾害”,“动荡与危机”成中东新常态。一是教派矛盾公开化。中东剧变后,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等地区热点升温,使该地区长期处在抑制状态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被“激活”。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分别“站队”,阵营化和“新冷战”态势明显。这种“文明内冲突”导致阿拉伯世界既有矛盾更难化解。二是恐怖袭击常态化。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成了恐袭重灾区。“基地”组织卷土重来,“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近年来“伊斯兰国”虽遭重挫,但残余势力仍不容小觑。据美国国防部评估,“伊斯兰国”仍拥有8,000~16,000名极端分子,保持着“强有力组织”和“低水平叛乱”。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部族、教派、民族矛盾凸显,分离主义抬头。也门再现南北武装割据;利比亚出现东西两个政府;叙利亚至今未实现统一;伊拉克库尔德人分离倾向明显,南部也谋求高度自治。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加剧。四是地区大国争夺白热化。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使原本处于配角地位的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相对崛起”,并竞相争夺地区主导权。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加大渗透力度,努力构筑“什叶派新月地带”;土耳其借当前阿拉伯世界动荡四面出击,梦想构建“新奥斯曼帝国”;以色列更是借机浑水摸鱼,一边拉拢没有领土纠纷和利害冲突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扩大外交空间,一边对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等邻国动辄动武。近两年来,中东地区开始出现地区大国缓和关系、地区热点降温趋势,但总体来看,该地区深层次矛盾依然如故。
政局稳定是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古代“丝绸之路”能够展开远距离贸易,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积极投资修建道路和桥梁,便利各地区间交换。同时,帝国间彼此没有对抗和冲突,降低了远距离商贸的成本和风险。当前中东深陷百年未有的大乱局,致使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难以找到着力点,既有项目和利益也面临严重威胁。
第三,美国对华遏制力度加大,中东地区很可能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分战场。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与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是一种共生、合作的关系:美国主要是确保石油稳定流出、出售军火、确保美元与石油挂钩等;中国从阿拉伯产油国进口石油、出售工业品,并参与当地工程承包市场;阿拉伯产油国则通过向中国售油赚取美元,然后用于消费及投资美欧市场。然而,当前中美在中东日趋由“共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中国高调推进“一带一路”,尤其与沙特、卡塔尔等国互换货币,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石油美元的空间和份额,被美国认为是在各方面“去美国化”。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阿深化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的猜忌、干扰和挤压。当前,美国应对疫情自顾不暇,仍不忘阻挠海湾盟友与中国发展关系。2020年5月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申克公开表示,海湾国家与中国打交道“必须掂量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价值”,并称海湾国家“应警惕来自中国的援助”。这实际是逼迫阿拉伯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美国搅局“一带一路”能力不容低估。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经营多年,树大根深。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埃及、约旦等国也是美国的重要地区盟友。目前,美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第五舰队总部设在巴林。近年来,伊朗崛起令阿拉伯国家更加倚重美西方,美乘机推销军火、部署反导系统、倡建“中东版小北约”。当前,美国虽然在中东战略收缩,但仍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力量。美国地区盟友尽管对美不满,但仍离不开美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想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各领域的合作,应始终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理”就是用好政治优势;所谓“有利”就是以经济合作为主线;所谓“有节”就是低调务实。鉴于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加剧,我在中东地区的投入需更多考虑投资安全。(作者:李成文 前驻苏丹、沙特大使,前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王健 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田文林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