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动因、路径、影响及前景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迅速走上“去俄罗斯化”道路。通过限制使用俄语、重构历史叙事、排挤境内俄罗斯人和拒绝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等方式，外高加索三国在消除俄罗斯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过激的“去俄罗斯化”措施也给外高加索三国的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族际关系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与俄罗斯之间既存的根深蒂固的联系，“去俄罗斯化”进程的难度本身就很大，同时，外高加索三国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也会消减“去俄罗斯化”进程的动机和效力，而国际局势变化和外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会提高“去俄罗斯化”的成本和风险。总体来看，短期内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步伐不会停止，但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成效也难有过高期许。

外高加索又称南高加索。外高加索三国指的是高加索山脉以南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曾经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随后，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外高加索三国也走上了不同程度的“去俄罗斯化”道路。历经三十多年，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举措不断，对各国社会发展和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对于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的“去俄罗斯化”问题，国内学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有学者从语言法和语言政策入手，分析了塔吉克斯坦、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发展历程；有学者对乌兹别克斯坦推行“去俄罗斯化”进程的具体措施和影响作了详细研究；也有学者对整个中亚地区的“去俄罗斯化”政策作了全面分析；将后苏联空间“去俄罗斯化”现象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加以研究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可见，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的“去俄罗斯化”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但国内学界对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进程的关注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探究外高加索三国推行“去俄罗斯化”进程的动因，详述外高加索三国落实“去俄罗斯化”政策的具体路径和表现，总结分析三国“去俄罗斯化”举措所取得的成效及影响，并尝试研判该进程的未来走向，以期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动因

“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因此，对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进程的研究不能忽略其“俄罗斯化”的历史背景。

相较于对“俄罗斯化”现象的关注，学界对“俄罗斯化”概念的解释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诠释，并且随着学科专业分类的不断细化，出现了不同语境下的“俄罗斯化”定义。例如，政治语境下的“俄罗斯化”最初指沙俄为强化被兼并地区对沙皇的忠诚度，通过制度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对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文化语境下的“俄罗斯化”初始定义强调沙俄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明的接受与再造，以及在扩张过程中对被兼并地区的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可见，“俄罗斯化”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制度、文化等元素的向外传播，同时还包括俄罗斯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重塑，而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去俄罗斯化”内涵相对应的是前者，即俄罗斯元素的向外传播。发展到今天，“俄罗斯化”在概念上往往与“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相提并论，常被用作“强制同化”和“强迫同化”的代名词，具体而言，就是“强迫非俄罗斯人同化为俄罗斯人，非俄罗斯语同化为俄罗斯语，非俄罗斯文化同化为俄罗斯文化”的一种举措。

至于沙俄政府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原因，有学者从四个方面作了总结：军事层面，对非俄罗斯民族居住在边疆区地感到不安；宗教领域，担心伊斯兰教在中部伏尔加地区的传播会危及东正教的正统地位；政治方面，对波罗的海等地区现存的欧洲制度充满恐惧，迫切希望建立统一的帝国体系加以对抗；思想上，受俄罗斯文化至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认为沙俄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使帝国所有臣民接受俄罗斯文化。外高加索作为边疆地区，又是伊斯兰教“北上”俄罗斯的前沿阵地，自然是沙俄政府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主战场之一。通过废除当地原有的行政制度、任命俄罗斯官员担任地区统治者、提升俄语地位，限制民族语言发展、借助移民政策提高当地俄罗斯人口比例等举措，外高加索三国被逐步纳入俄罗斯国家体系。该进程无疑对当地民族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积聚起反抗情绪，因此，“去俄罗斯化”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对“俄罗斯化”进程的一种后发式“应对”，心理上的“报复”。

早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波兰和芬兰等国家就出现了首轮“去俄罗斯化”进程，意在推翻帝国的管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20世纪初，沙俄帝国崩溃后，其治下的大片边疆地区以追求民族独立为目的，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迅速走上“去俄罗斯化”道路；苏联初期，为缓解国内矛盾，安抚非俄罗斯族裔的民族主义冲动，避免俄罗斯领土分裂，苏共也曾自发掀起“去俄罗斯化”进程。苏联解体后，“去俄罗斯化”进程达到高潮，外高加索三国也在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迅速走上“去俄罗斯化”道路。

（一）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去俄罗斯化”举措的外溢效应

作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乌克兰在1989年通过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明确规定：“乌克兰的国语是乌克兰语，族际交际语是乌克兰语、俄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同年，波罗的海三国也通过了各自的语言法，以恢复主体民族语言的主导地位；在中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继于1989年7～10月通过语言法，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流语”，1990年5月土库曼斯坦也走上了这一道路。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又迅速以宪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政治地位。因此，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正是在这种近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推动下，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迅速走上了“去俄罗斯化”道路。虽然在具体措施中存在差异，但外高加索三国提升主体民族及其语言地位、重构历史叙事、限制俄罗斯人的权力及权利，以及拒绝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的政策基调并非独家之举，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和乌克兰等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比外高加索三国 “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举措的“外溢效应”对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进程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二）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推拉”作用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因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自顾不暇，其决策者一度将包括外高加索在内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作经济上的负担，文化、精神和政治上的异域，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甩包袱”策略，主动切割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导致这些刚刚走上独立道路的国家陷入危机和迷茫，一定程度上对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进程起到了“助推”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冷战结束，但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双方在长期对抗中形成的遏制与反遏制的状态并未消除。并且，俄罗斯从苏联继承而来的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庞大的核武器库，都使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保持警惕，遏制俄罗斯必然成为西方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而外高加索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可资利用的有效工具。因此，利用俄罗斯对外政策上的“左顾右盼”，实力上的“力不从心”，以及外高加索三国对获取外援和发展本国经济的渴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在苏联解体后迅速介入，一定程度上对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进程起到“拉拽”作用。

（三）建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内在需要

独立后，与其他获得主权地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外高加索三国也面临着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和巩固独立个体身份的迫切任务。沙俄政府通过“同质化”政策构建的一致性民族—国家认同和苏联时期通过抑制民族认同建立起来的国家认同，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塌，但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并不会就此自动建立起来。同时，外高加索三国在历史记忆、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等方面与俄罗斯的联系也不会自然中断。因此，对刚刚获得独立主权的外高加索三国而言，通过“去俄罗斯化”政策摆脱历史包袱，是重构民族—国家认同和塑造独立个体身份的必然之举。

独立后，外高加索三国首先面临的就是主体民族与主导语言不相匹配的问题。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是建构认同和塑造身份的必要工具，语言问题往往会造成族际关系的紧张，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为此，三国在独立之初都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优势地位，解决了主体民族与主导语言的匹配性问题，为进一步建构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可见，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后通过“去俄罗斯化”政策尽可能地清除苏联与俄罗斯的影响，为新国家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塑造独立个体身份创造条件。

（四）“疏俄亲西”多元化外交路径的选择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经历了短暂的“全面倒向西方”之后迅速回归，重申在后苏联空间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意义，意图打造一个由独联体国家组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合体。而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虽然与俄罗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由于历史原因，其心理上对俄罗斯却充满着排斥和防备，双方对民族利益和国际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差异：俄罗斯迫于西方国家的遏制和挤压，想要通过在外高加索地区加大军事影响力以维护边界安全，而外高加索三国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外部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以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俄罗斯无法满足这一点，也就阻止不了这些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向外高加索地区渗透来达到遏制俄罗斯的目的，外高加索三国想要借助西方力量来实现自身发展和对冲俄罗斯影响，二者的最终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性。为此，西方国家以加入北约和欧盟为诱饵，辅之以可观的经济、军事投入和“美好愿景”，影响着外高加索三国的对外政策走向。但西方的援助不会是免费的，外高加索三国想要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就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而“去俄罗斯化”就是外高加索三国彰显独立和表示决心的最佳工具。另外，外高加索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东临里海，西靠黑海，北接俄罗斯、南抵土耳其和伊朗，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使之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及域内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整体实力下降，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地区性大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家打开了“机会之窗”，这些国家分别制定了自己的外高加索政策，利用双方在历史、民族、文化方面的既有联系，积极介入外高加索地区事务，意图填补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权力和文化“真空”。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在加大地区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为外高加索三国多元化外交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机会。而要想尽可能地保持各方力量之间的平衡，争取利益最大化，“去俄罗斯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由此可见，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后迅速走上“去俄罗斯化”道路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俄罗斯政策失误造成的“助推”，西方国家的“拉拽”等外力因素，也有外高加索三国出于民族—国家建设、发展多元化外交模式而主动选择的内部因素。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现象是各种动因彼此交织和多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二、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路径

与“俄罗斯化”相对应，“去俄罗斯化”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细化的过程。西方学者将其看作对“俄罗斯化”的被动反应，俄罗斯学界认为是出于反俄情绪，边缘化俄罗斯民族与国家影响力的政策集合，双方在立场上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不否认对俄罗斯影响的消除。中国学者结合上述观点，认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就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以发展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和语言为目的，将俄罗斯元素，即俄罗斯人或者以俄语为母语的其他民族群体，以及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等标志物从自身空间中排挤出去或边缘化的一种政策，是人为地去除俄罗斯影响的一种过程。

就具体表现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去俄罗斯化”重点存在一定差异：19世纪中期，“去俄罗斯化”重在提高民族语言地位，组建政党，以实现语言文化独立和行政自治；20世纪初的“去俄罗斯化”政策更多地表现在恢复本国语言和排挤俄罗斯族群方面；苏联初期则强调加大民族干部比例，发展民族语言文化；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的“去俄罗斯化”进程在国际行为体和国内政治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呈全面发展之势。在此背景之下，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通过提升主体民族语言地位，重构历史叙事，排挤境内俄罗斯人，退出或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组织、体系等举措，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安全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去俄罗斯化”趋势。

（一）提升主体民族语言地位，限制俄语使用范围

语言是“去俄罗斯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内容。独立初期，外高加索三国很快就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格鲁吉亚通过宪法、教育法和大众传媒法确定了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亚美尼亚通过宪法、国家语言法和普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亚美尼亚语为其国语；阿塞拜疆则颁布语言法，确定了阿塞拜疆语的国语地位。对于俄语的法律地位，三国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三国在语言方面的“去俄罗斯化”倾向非常明显。

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三国中“去俄语化”趋势最为明显的国家，在2005年之前对俄语的定位是“非国语”，此后将其归为“外语”，与德语和法语一起，从七年级开始选修。2001～2003 年间，格鲁吉亚有200多所俄语学校和机构，到2014年，第比利斯只有两所俄语学校，整个格鲁吉亚仅剩28所俄语学校，以及50多所可以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教授的混合学校。另外，俄语学校也是30%的课程使用格鲁吉亚语讲授，70%的课程使用俄语。2010～2013 年间，因为俄语学校关闭，格鲁吉亚有5 000 多名教育工作者失业。

亚美尼亚在语言方面的“去俄罗斯化”更多地表现在独立之初。1993年《亚美尼亚教育法》颁布后，学校的教学语言基本都转为亚美尼亚语。语言法通过后，亚美尼亚语在政治、社会、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就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2005年前后，亚美尼亚共有65所深入研究俄语的学校，开设俄语班的学校有48所，其中16所在埃里温，5所使用亚美尼亚语和俄语双语教学。因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亚美尼亚在21世纪初已开始逐步放宽对俄语的限制，但与英语相比，俄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例如，2020年在亚美尼亚举行的外语考试中，选择俄语的考生有171人，英语有1 812人，德语有57人，法语有54人。

相比前两国而言，阿塞拜疆在对待俄语的态度和具体措施上更显温和，这与阿塞拜疆长期以来坚持的平衡外交政策相吻合。但独立之初，在确定阿塞拜疆语“国语”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俄语的某些特权：完成了阿塞拜疆语从西里尔文字向拉丁文字的转变；文牍工作改用阿塞拜疆语；以前用阿塞拜疆语和俄语书写的国家机构的标识牌，改用阿塞拜疆语和英语；官方会晤和会议等活动使用阿塞拜疆语，若是国际会议则使用阿塞拜疆语，并配有英语翻译。在阿塞拜疆的普通学校中，俄语已经不再是必修科目，而是作为一门普通外语，从五年级开始选修。直到2010年，俄语才成为高考备选科目。尽管阿塞拜疆政府对俄语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许多中小学的家长依然支持孩子选择英语和土耳其语。

整体来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俄语在外高加索三国的地位明显下降。根据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在2020年公布的“俄语在后苏联空间的稳定性指数”排名，外高加索三国排名整体靠后：格鲁吉亚排第14位，倒数第一；亚美尼亚排第11位；阿塞拜疆排名第7位。除了官方层面外，外高加索三国民众对待俄语的态度则能更清楚地反映出俄语在该地区的实际地位。根据国际研究机构协会“欧亚观察”（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монитора）在2006～2017年对后苏联空间各国居民的社会情绪调查结果，俄语在外高加索三国的普及率和使用率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见表1）。

尽管苏联解体后，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地位下滑是一种整体趋势，但外高加索三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仅是国家官方层面，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俄语使用率整体上也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见图1）。另外，虽然目前外高加索三国仍有超过30%的人口熟练掌握俄语，但整体上还是落后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可见，外高加索三国在通过“去俄罗斯化”削弱俄语地位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尽管随着主体民族语言地位的巩固，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不断发展，外高加索三国近年来对本国语言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语的生存环境，但从俄语目前的普及率和使用率来看，其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地位下降可谓是断崖式的，很难再恢复到曾经的荣光时刻。

（二）重构历史叙事，强调民族文化独立

独立后，外高加索三国在民族崛起的浪潮中重构国家历史叙事，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寻根溯源”，三国不同程度地都对本国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

格鲁吉亚历史学家伊万涅·贾瓦希什维利（Иванэ Джавахишвили）早期被禁作品中将彼得一世与瓦赫坦六世的结盟关系描述为“（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格鲁吉亚拖入战争，在将其出卖给敌人后任其自生自灭”。苏联解体后，这一观点不仅出现在格鲁吉亚中小学教科书中，还被第比利斯用作改写俄格关系史的依据，认为现存的有关俄格关系的叙事是对历史的篡改，将“谎言和暴力”描述成“兄弟情义”和“友谊”，将“征服”解释为“自愿加入”。

在重新解读与俄罗斯历史的同时，格鲁吉亚开始不断强调其欧洲身份与价值观。格前总理祖拉布·日瓦尼亚（Зураб Жвания）在1999年纪念格鲁吉亚加入欧洲理事会的讲话中表示，“我是格鲁吉亚人，这也意味着我是欧洲人”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在格鲁吉亚的政界和学界不断被引用。2002年布拉格北约首脑会议上，格鲁吉亚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Шеварднадзе）发言时强调，在格鲁吉亚发展“欧洲—大西洋价值观”是必要的，并含蓄地将这种价值观与后苏联空间现有的价值观区分开来。

阿塞拜疆中小学教科书将与俄罗斯人的初次相识描述为“一场可怕的灾难”，悉数列举了俄罗斯人在阿塞拜疆犯下的“种种罪行”，认为并入俄国是“阿塞拜疆丰富的资源引起了沙皇的兴趣，导致其最终被征服、吞并”。同时，阿塞拜疆独立后还对境内部分地区和城市的名称作了修改，使用突厥语命名，或是重新启用历史名称，例如，今阿塞拜疆的第二大城市甘贾(Ганджа)在1804~1918年被命名为伊丽莎白堡（Елизаветполь）,在1935~1989年被称为基洛夫堡（Кировабад），独立后，再次启用1918～1935年的名称——甘贾。另外，巴库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源推广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文化，对外高加索历史活动家的名字采用阿尔巴尼亚方式命名，以此强调自身久远且独立于俄罗斯和苏联的建国历史，并同时争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争端中的话语权。阿塞拜疆对待“卫国战争”的立场也非常微妙，一方面强调自身在卫国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拆除国内的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

亚美尼亚因为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存在领土争端，也不止一次提出要对历史条约进行修改。为了给新独立的国家塑造伟大的历史根基，两国都在高加索阿尔巴尼亚文化中寻根溯源，视自己为阿尔巴尼亚王国的正统后裔。亚美尼亚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历史也进行了新的解读。例如，在亚美尼亚历史学界和政论界，不乏有人将苏维埃亚美尼亚著名政治家的活动描述为爱国领导人被迫在共产主义压迫下的劳动。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希拉克州府在苏联时期称作“列宁纳坎”（Ленинакан），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独立后则更名为“久姆里”（Гюмри）。

总的来说，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采用重构历史叙事、更改地名和清除历史遗迹等方式，划清与俄罗斯的历史界线，突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三）削弱俄罗斯人地位，调整人口民族结构

苏联解体后，分布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有2 500多万，其中外高加索三国占80万左右。为了提高主体民族地位，突显主体民族语言的优越性，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之初就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由于分布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对当地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并不高，最高的国家也不超过5%，最低的只有0.9%左右。而许多国家公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应聘人员都提出了精通主体民族语言的要求，这种语言政策不但给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造成影响，也变相地将俄罗斯人从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队伍中排挤出去，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目前，亚美尼亚成为外高加索地区唯一规定俄语人口在立法权力机构中拥有代表权的国家。

俄罗斯人的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领土争端难以调解和民族主义兴盛，一些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除相互指责和对抗外，还将民族争端的根源归咎于苏联，将怒火转移到俄罗斯人身上，进而对境内的俄罗斯人实施公开的犯罪活动。例如，阿塞拜疆“卡拉巴赫解放组织”以阿塞拜疆人在俄罗斯遭到不公待遇为由，对阿塞拜疆境内的俄罗斯人进行公开威胁。格鲁吉亚更是直接推行将俄罗斯人排挤出去的民族主义政策。

根据外高加索三国20年间（1989～2011）民族人口数量和比例统计数据，三国境内的俄罗斯族人都表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格鲁吉亚1989年人口统计结果显示，俄罗斯族人有341 200名，占人口总数的6.3%。2002年以上数据分别下降到67 700名和1.6%。截至2010年，格鲁吉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已经减少到45 000人，占总人口的1%。

就人口数量而言，阿塞拜疆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是外高加索三国中最多的，但减少趋势仍然相当明显，所占比例并不比格鲁吉亚高出多少。1989年数据，阿塞拜疆的俄罗斯族人有392 300名，占总人口的5.6%。1999年，下降到141 700人和1.8%。截至2010年，整个阿塞拜疆境内有119 300名俄罗斯族人，仅占总人口的1.3%。

亚美尼亚是原苏联唯一近乎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原本比例就不高。1989年人口数据显示，亚美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有51 600名，占总人口的1.6%。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进一步减少。2001年，全国仅有14 700名俄罗斯族人，占总人口的0.5%。截至2011年，上述比例已经下降到7 500名和0.2%。

与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和比例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国的主体民族比例都呈不断增长之势：格鲁吉亚族从1989年的70.1%提高到2010年的89%；阿塞拜疆族从1989年的82.7%增长到2010年的91.6%；亚美尼亚族从1989年的93.3%上涨到2011年的98.7%。可见，独立后外高加索三国在通过“去俄罗斯化”政策改变人口民族结构，削弱境内俄罗斯人地位方面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

（四）多元化外交发展，平衡俄罗斯影响

就“去俄罗斯化”概念来看，“去除俄罗斯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文化层面，还表现在政治、安全层面，即退出或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消减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的影响，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体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三国中最亲西方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就在不断尝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试图在欧洲—大西洋安全保护伞的庇护下，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发展为繁荣的民主国家。

加姆萨胡尔季阿（Гамсахурдия）担任总统时期，格鲁吉亚实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拒绝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打交道。谢瓦尔德纳泽上任后，先是明确拒绝加入独联体，不同意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境内驻军，后在武力解决阿布哈兹问题上遭遇失败后，被迫加入独联体并允许俄罗斯驻军，以换取俄罗斯的支持，维持政权稳定和形式上的领土完整。同时，为避免俄罗斯“一家独大”，格鲁吉亚进一步采取“全方位的东西平衡外交”，在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利用西方力量，平衡俄罗斯影响。这种明显带有投机主义色彩的战略妥协并未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格鲁吉亚转而“弃俄投西”，重新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安全防范对象，1996年通过边界保卫法，要求俄边防军撤出格鲁吉亚；1998年要求俄撤出驻扎在阿布哈兹的维和部队，由北约的维和部队取而代之，1999年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同时提出加入北约。

2003年“玫瑰革命”后上台的萨卡什维利作为亲西方力量的代表，以融入欧洲为基本国策，将解决内部分裂问题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加快疏远俄罗斯的步伐。2006年，在各方压力之下，俄格达成协议，2008年撤除部署在格鲁吉亚的最后两个基地，同时关闭俄设在第比利斯的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司令部。俄格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于8月18日宣布正式退出独联体。在俄罗斯承认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后，格随即提出断绝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要求俄军停止以维和部队名义继续留在其境内。2013年格鲁吉亚新总统上台后，调整对俄政策，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逐步回暖，但格鲁吉亚“向西看”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维持与俄罗斯的“冷和平”将成为一种常态。

相比之下，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目前关系较为平稳，对俄罗斯的疏远更多地出现在独立之初。1992年上台执政的人民阵线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推行以突厥主义、民主化和伊斯兰化为核心的执政理念，奉行“亲土仇俄”外交政策，拒绝加入独联体，积极寻求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和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介入。在阿塞拜疆的强烈要求下，到1992年底，驻阿塞拜疆的俄罗斯军队基本全部撤出。两国关系交恶导致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进一步支持亚美尼亚，使阿塞拜疆显得极为被动。人民阵线政府解散后，盖达尔·阿利耶夫吸取教训，调整外交策略，在加入独联体和驻军等方面向俄罗斯作出让步，希望换取俄罗斯的支持，促成领土争端的解决。但是，由于双方缺乏相互信任，俄罗斯不愿放弃继续利用纳卡问题保持在外高加索的存在，阿塞拜疆转而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此平衡俄罗斯的影响。

1997年，阿利耶夫访美期间，提出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同意引入西方公司开发里海石油。双方还发表声明，将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来加强“伙伴关系”。同年，斯特拉斯堡欧盟峰会期间，在美国的积极撮合下，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组建了“古阿姆”区域国际组织，虽以加强成员国合作、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为口号，但明显以“协商达成减少边境内和边境周围的俄罗斯驻军，以及促进管道建设以减少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和运输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为主要目的。1998年，在美欧的积极主导下，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土耳其签署协议，绕过俄罗斯管线修建“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该项目被认为是打破俄罗斯能源垄断和阿塞拜疆与欧盟合作的历史性成功。

“9·11”事件后，阿塞拜疆与美国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扩大。根据双方达成的军事协议，阿塞拜疆向美国开放领空，允许美军飞机在巴库机场加油；美军在阿境内还享有主权待遇，行动不受监督。2003年，阿塞拜疆成功列入“驻欧美军指挥部负责区”，美阿关系再次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军随后进驻阿塞拜疆，双方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高加索地区和平”为口号，通过培训、演习等形式积极发展和扩大军事合作计划。另外，阿塞拜疆还十分重视发展与土耳其的关系，将其视为坚定盟友和平衡俄罗斯左右纳卡局势的主要力量。两国不断强调民族、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在“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下深化能源和军事合作。2003年，阿土两国政府就向阿塞拜疆国家边防局提供人员培训、物资和技术援助达成一致意见。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被认为“处于世界模范级别”。2008年俄格战争后，阿塞拜疆虽主动调整外交重心，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东西平衡”仍然是外交政策的主调。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在外高加索最坚定的盟友，两国关系堪称“独联体内双边友好关系的典范”，但亚俄同盟关系的建立更多是出于双方的战略需求。亚美尼亚是一个内陆国家，资源匮乏，被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包围，出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需求，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但在保持与俄同盟关系的同时，亚美尼亚也在积极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经济发展。2007年通过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就明确表示，确保亚美尼亚军事政治安全的重点在于，“重视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建立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双方在国防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保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地位，同时与美国和希腊开展双边军事合作，发展与北约之间的合作。”可见，即便是最亲俄的亚美尼亚，也在追求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寻求安全的多元化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政治安全方面，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政策都在不断调整：独立初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重构民族—国家认同和塑造独立个体身份，外高加索三国严格限制使用俄语，大力提升主体民族及其语言地位；尽可能地划清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界限，削弱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在完成政权平稳过渡的阶段性任务之后，面对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现实需要，外高加索三国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俄语的限制；为了解决领土争端，三国基于实用主义不断收紧或放宽“去俄罗斯化”政策：格鲁吉亚以加入独联体和允许俄罗斯驻军为条件，换取俄罗斯支持其解决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的意愿落空后，坚定了“去俄罗斯化”立场，全面倒向西方，同样，纳卡问题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去俄罗斯化”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初在纳卡问题上对亚美尼亚的支持引起了阿塞拜疆的极度不满，致使其推行强硬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弃用基里尔字母，拒绝加入独联体和接受俄罗斯在其境内驻军。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阿塞拜疆对此也作出了一定的回应，适当地放缓了“去俄罗斯化”步伐。进入21世纪，普京上台后重视俄阿关系的改善，阿塞拜疆也相应地加大了对俄语发展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尤其是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阿塞拜疆更清楚地认识到，纳卡问题的解决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于是进一步克制与西方的接触，加强与俄罗斯在各领域的合作。同样，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亚美尼亚的“去俄罗斯化”政策。除90年代初期对亚美尼亚短暂的明确支持外，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基本保持中立态度，将其作为参与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一个抓手，这也使得亚美尼亚在对俄关系上多了一份“被逼无奈”和“阳奉阴违”，其民众对待俄语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说，“去俄罗斯化”并不是目的，而是新独立国家巩固政权、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一种手段。

三、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

自独立以来，外高加索三国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的成效已经逐步显现出来：首先，主体民族语言得到发展，实现了主体民族与主导语言在地位上的对等匹配。俄语的使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成为一门普通的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地位不及主体民族语言，且与英语等其他外语存在激烈竞争；其次，人口的民族结构得以调整，主体民族地位上升。生活在外高加索三国的俄罗斯人数量大幅减少，留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在生活、工作和安全等方面面临种种挑战，社会和政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最后，地区地缘政治环境改变，俄罗斯的整体影响力大大削弱，受到美国、欧盟、土耳其、伊朗等多重力量的制衡，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可见，外高加索三国在通过“去俄罗斯化”政策消除俄罗斯影响方面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正如实践所证明，“去俄罗斯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其对外高加索社会自身发展的影响还需客观辩证地去看待。

（一）影响教育文化水平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构建主体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将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构建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创造了基础，但这种语言政策忽略了国内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更多地被当作宣示国家主权的工具和与俄罗斯交往的政治筹码，不利于外高加索三国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

不得不承认，在漫长的“俄罗斯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外高加索民族文化主要以俄语为表现形式。苏联解体后，后苏联空间大部分国家的图书馆藏书仍然以俄语书籍为主，知识阶层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过程中仍习惯于使用俄语，生活中，俄语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以及独联体国家的族际交流语，是民众了解世界和相互沟通的主要语言，俄语在独立后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限制俄语使用和学习的举措一方面直接导致大量具有俄语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外迁，另一方面年轻一代不懂俄语，或俄语水平低下，在了解俄语文字记录的教育、科学、艺术等信息资料和与仅熟练掌握俄语的老一辈交流时出现障碍。与此同时，建立在主体民族语言基础上的新的教育体系尚不健全，相应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语言的强制过渡，无疑会造成文化上的混乱，知识和人才断层，影响文化传承，阻碍教育发展。

（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苏联解体之初，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得到了美国、欧盟、土耳其等国家的大力支持，获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高加索三国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其在经济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外高加索三国通过“去俄罗斯化”摆脱俄罗斯经济“控制”的同时，过激的举措也恶化了自身经济发展环境。

第一，独立前的外高加索三国遵循苏联发展模式，各个领域的专家人才掌握的知识技术主要来自俄罗斯，独立后留在外高加索三国的大部分俄罗斯人是苏联时期对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输血”的结果，这些人活跃在教育、科研及行政管理等各个领域，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去俄罗斯化”限制使用俄语，使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面临失业的困境，大量俄语人口被迫外迁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外高加索三国对俄语和俄罗斯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其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和相互投资。例如，因为格鲁吉亚推行明确的“亲美反俄”政策，俄罗斯在2006～2012年间先后禁止从格鲁吉亚进口蔬菜、水果以及工业品，同时提高天然气价格，减少两国金融往来，并且，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经济投资从2006年的 8.5% 下降到 2013 年的负值，一系列措施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打击。

第三，俄罗斯是外高加索三国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向。据有关数据统计，21世纪初，外高加索三国前往俄罗斯务工人员就占各国外出务工人口总数的80%以上，这些人以年轻人为主，受本国“去俄罗斯化”政策影响，俄语水平有限，而俄罗斯出台的保护俄语措施要求赴俄者必须通过相应的俄语考试，无形中加大了该群体进入俄罗斯的难度，最终直接影响三国的外汇收入。

最后，引入西方势力进入外高加索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稳定与发展，相反，一些国家假借援助之名强行干涉他国内政，阻碍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激化地区矛盾，引发社会危机，造成政局动荡，结果不但阻碍经济发展，还威胁整个地区的安全。

（三）影响族际关系和谐

历史上，为了提升俄语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沙俄政府积极干预当地语言政策制定和教育活动，将俄语最大程度地融入当地生活和教育体系之中，“掌握俄语”一度成为进入上层社会和步入仕途的必要条件。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下令用西里尔字母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一些民族创造新文字。50年代始，苏联官方正式将俄语列为“各民族统一交际语言和非俄罗斯民族第二大民族语言”，确立了俄语事实上的国语地位。1978年，苏联当局取消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其共和国的国语地位。这一强制推行俄语的举措不但严重影响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发展，还加剧了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的紧张关系，最终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本应成为新独立国家制定民族语言政策时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但实际上，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在高度重视捍卫本民族利益和复兴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这无异于重蹈历史覆辙，与其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宣扬“民族自决”的思想南辕北辙。

语言法的颁布将外高加索各国居民明确分为讲国语的主体民族和以俄罗斯人为主的俄语居民两大阵营，将个人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与语言挂钩，在主体民族与俄语人口之间人为设置分隔，使两者之间在待遇和权利方面的差异不断拉大，矛盾上升，最终造成两大阵营的对抗。例如，格鲁吉亚共和国在确定格鲁吉亚语为“国语”后，要求所有机关、学校只能使用格鲁吉亚语，结果导致广泛使用俄语的南奥塞梯地区冲突加剧，民族矛盾再次被引爆。

（四）影响与俄罗斯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整体实力下降，国家转型后，对外战略几经调整，但独联体国家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和重点。外高加索三国在地理、民族与文化上与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紧密相关，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事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受到其高度重视。作为俄罗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俄语和俄罗斯人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文问题，而是与俄罗斯的国家战略紧密相关，是其在后苏联空间施加影响力的工具。所以，有损俄罗斯人利益的举措势必会成为影响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4～2018年间，俄罗斯先后颁布了十多部有关“俄罗斯离散族群”的政策文件，明确了保护境外俄罗斯人权益的决心，在具体措施上，除通过经济手段施压、教育援助拉拢之外，俄罗斯更是不惜运用军事手段。例如，1993年终止从爱沙尼亚撤军，反对爱沙尼亚政府通过有歧视俄罗斯人内容的法规；以保护俄罗斯人安全为由，积极参与格鲁吉亚等地的维和行动。1995年俄时任外长更是直言“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保护俄罗斯同胞的权利”。2008年俄格战争结束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索契接受电视采访时宣布了“俄方外交政策的五项原则”，其中第四条明确表示“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和尊严”，据此将“对外战略的触角合法地伸向了南高加索各国”。

总体而言，“去俄罗斯化”是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巩固国家主权、实现经济自主、加强文化自信的必然之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体落实过程中对其自身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强硬的语言、民族、外交政策造成知识的断层和人才的大量流失，加剧了族际关系的紧张程度，恶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最终制约了外高加索三国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保障。不得不说，社会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制度文化方面，不能操之过急、一刀切，更不能通过行政法令强制推行，否则，不但影响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还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损害国家形象。

四、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前景

纵观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立场最为坚定的格鲁吉亚，还是对俄罗斯最为依赖的亚美尼亚，抑或是坚持左右平衡的阿塞拜疆，在对待俄语和俄罗斯人的态度和看待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的立场上，都趋于平和，即相较于独立初期，外高加索三国的“去俄罗斯化”热情与力度明显消减。这一方面是完成了独立初期面临的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经济复苏、确保政权平稳过渡等阶段性任务后，外高加索三国内外政策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去俄罗斯化”面临种种制约，继续推动困难重重。

（一）制度文化层面的“俄罗斯化”影响难以消除

从帝俄到苏联，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并不单单是武力征服，外高加索三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都是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建立起来并有效运行的，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外高加索人已经将这种体系文化内化于思想观念中，表现在行为举止上。因此，“去俄罗斯化”可以限制俄语的使用范围，可以将俄罗斯人从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排挤出去，但渗透到外高加索人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俄罗斯文化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其影响短期内是抹不掉的。单就语言而言，尽管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后大力发展主体民族语言，积极推动英语、土耳其语教育，但俄语在外高加索地区仍然具有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强制割裂不但会引起俄罗斯与俄罗斯人的不满，还会给其他民族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三国在经过独立初的“冲动期”之后，逐步放宽对俄语的限制，转而采取“务实的”语言政策。这足以证明，“去俄罗斯化”注定将是一个比“俄罗斯化”更漫长、更复杂的过程。

（二）经济和安全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使“去俄罗斯化”底气不足

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整体实力受到极大削弱，无力阻止外高加索三国“向西看”，但鉴于历史和地域的影响，外高加索三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等层面对俄罗斯依然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就亚美尼亚而言，该国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工业体系单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同时,其又与北部的阿塞拜疆存在领土争端，与南部的土耳其有历史积怨，长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南北夹击，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俄罗斯的支持和援助，能源、电力等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基本掌控在俄罗斯手中。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亚美尼亚并不具备继续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的条件。

外高加索三国中资源禀赋最为优越的阿塞拜疆，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相对较小，但政治上要解决与亚美尼亚的领土争端也难以绕开俄罗斯。俄格战争的爆发和后苏联空间不断出现的“颜色革命”都足以表明，掌握外高加索地区和平钥匙的是俄罗斯。在这种背景下，阿塞拜疆在“去俄罗斯化”方面势必会更加审慎。

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三国中与俄罗斯关系最为紧张，但双方在经贸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据统计，1995～2006年之间，俄罗斯一直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二大贸易伙伴国（1995、2000、2006年仅次于土耳其，位居第二）。俄格战争后，两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但经济联系仍在继续，俄罗斯市场仍然是格鲁吉亚的优先关注方向。并且，格鲁吉亚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裂问题的失败也说明，继续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三）国际局势多变，地区环境复杂，“去俄罗斯化”成本更高，风险加大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在国际法意义上获得了独立，但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地位注定其无法在平静、独立的环境下稳步发展。外部势力竞相介入，使该地区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外高加索三国在面临更多选择机会的同时，承担的风险也会更大，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

在过去30年间，外高加索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俄罗斯，随着两国各自实力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调整，轮番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外高加索三国也基本形成了“亲美”“亲俄”和“平衡”的外交定向。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美国虽然继续在其主导下的国际结构中保持着“一超”地位，但实力明显下降，在外高加索的博弈中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另外，美国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外高加索三国期望的稳定与发展，其推行的民主改革直接导致格鲁吉亚政权更迭，战火燃起，领土分裂。美国在后苏联空间不断策划的“颜色革命”使外高加索三国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强权外交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俄罗斯仍然是维护外高加索地区安全的根本力量，继续坚持与其“对立”弊大于利。

结语

外高加索三国出于消除俄罗斯的影响、营造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环境的目的，独立后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美俄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下迅速走上“去俄罗斯化”道路。通过限制使用俄语、重构历史叙事、削弱境内俄罗斯人地位和拒绝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等举措，外高加索三国在消除俄罗斯影响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去俄罗斯化”政策是把双刃剑，在提高国家独立性的同时，也对三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去俄罗斯化”本身难度较高、高加索三国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发展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较大，国际局势变化和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进程短期内很难再有实质性突破，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三国也不存在完全放弃“去俄罗斯化”政策的可能。“去俄罗斯化”是难以逆转的潮流，只是未来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处理好与俄罗斯关系方面找到平衡点，确保地区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将是外高加索三国“去俄罗斯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慎重考虑的问题。（作者：汪金国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忞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