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早期中国文明形态史观的思考

整整一百年前的1923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是饶有趣味的一年。那一年，30岁的顾颉刚先后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抛出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古史“层累说”（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提出了层累的“三层表现”（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坚决主张必须“四个打破”（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及“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挑起了“古史辨”和古史重建的“古今之争”。也是在同一年，49岁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将中国第一个发现的史前遗址——仰韶遗址出土彩陶与中亚史前彩陶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彩陶由西而东的假说，为“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了“考古学佐证”，中国早期文明源流的“中西之争”由此趋于激烈。

当一百年后的我们，重新回看那一年的这两项考古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发现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关联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如果借用今天的学术观念，这两个重大学术事件的核心焦点，都属于当前我们重塑早期中国文明形态的问题。前者或许可以归纳为如何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考古/历史解释学问题；而后者则是如何理解早期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文化交流互鉴动力机制问题。

长期以来，第一个问题似乎往往被简单化约为“疑古/信古”的二元论争，因此，以科学方法“证古”，去疑存信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最为重大的学术使命之一。客观来说，顾颉刚无疑受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影响，并将疑古方法推至极致，在激进的反传统浪潮影响下，放弃儒学经师的价值立场并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勇气，但是顾颉刚“大破”之后重建古史系统的“大立”却始终困难重重。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的发展，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一系列重大遗址的发现，极大推进了早期中国文明在区域分布和年代序列上“拼图”的完整性。这足见早期中国文明的璀璨，求证“有/无”之真当然是考古学作为科学的最高追求之一。更何况，三代考古百年来的每一个新发现几乎都是对古史的再一次证明，因而其目前仍处于“新证”而非“重建”阶段。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考古学科本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存在的，她诞生于扩张探险的殖民主义与寻求自我的民族主义兴起之际，对学科史本身发展背景的无视，会造成我们对于照搬照用西方现代学科工具和学习目的的盲从。实际上，无论是考古出土材料，还是传世历史文献，都是某种文化和社会政治记忆的体现，最完美的情况当然是“二重证据法”的一一对应，但如果我们仅仅是完全寄望于考古材料与文献简单对应确证，这样就反而局限了考古学的文明研究意义。让我们重新回到起点，“层累说”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认识论和解释方法论的关注，需要我们将重点重新调整为寻找考古/历史/文献学不同材料之间的解释方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通约”的张力，进一步建立具有新的鲜明特色风格的早期中国文明解释理论体系。

第二个问题经历了中国文明起源“西来/本土”“一元/多元”的反复讨论，一度也有简单化的单向度思考趋势。关于早期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关系的理论探讨，百年后不应再停留于简单的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不应仅停留于生长—成熟—衰落—解体等文明发展周期线性阶段，也不应只停留于挑战—回应模式的文明演化动力机制。新百年征程上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科意义，不仅在于已经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判定标准给出了中国答案，更要在文明结构的基因、文明形态演进动力机制、文明冲突融合的碰撞进程、文明的传播形式等理论体系的全面系统创新，特别是早期文明如何逐步进入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总之，重塑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态学和文明形态史观，是考古工作者立足“两个大局”、推进“两个结合”的题中之义，也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方向，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才能更好肩负起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使命。（作者：孙庆伟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