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时代议题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明确要求，明确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历史性目标。中华文明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其传播与文化自信自强相互促进、深刻互动。要在立足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新时代，要实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需要围绕中华文明传播、深化文明交流展开，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自主创新理论和概念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国际传播是具有高度政治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领域。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文化特征，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理所当然是这种理论实践的明确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分目下，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形态”等相互呼应，成为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新遵循和新指引。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叉点，如何理解国际传播理念的延续与更新?又如何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更好予以贯彻和落实?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中华文明传播的提出

姬德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两个方面的新内涵值得关注。其一，进一步明确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或者说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性目标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工作有机融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并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二，进一步明确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元叙事结构，也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知和共享，由此夯实了中国故事的普适性。未来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扎根更纵深的历史观，立足更开阔的国际观，创新更自主的知识观。

郑亮：与以往强调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国际传播新体系等技术层面问题不同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文明传播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放在一起进行表述，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文明在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重要地位。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是要求对外讲好中国器物、文化、理念等内容，而且要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既应是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也应是我国国际传播的价值基础。

赵新利：首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放在一起阐述，这一方面突出强调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在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塑造中的重要地位、意义与作用;另一方面表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中国故事与中国声音、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价值坐标与精神支撑。其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多个领域的重大目标战略，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内容，极大拓宽了国际传播的边界，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坐标。

沈国麟：国际传播不仅仅是要塑造国家形象，更要塑造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以“文明”为单元的传播观和以“人类福祉”为价值取向的发展观。如何界定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讲好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故事是每个国际传播研究者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

王洪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实现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观，其中的要务是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形态，蕴含着独具特色且持久一贯的文明理念与特性，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亲仁善邻”等。这些深邃的重要理念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天下观、宇宙观、社会观，对于新征程上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帮助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是新征程上中国国际传播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华文明传播与文化自信自强

王洪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经有目共睹，新时代的十年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仍然相对滞后，中国国家形象时常遭遇歪曲、抹黑，“挨骂”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挑战。面对这一“二元悖论”，坚持文化自信自强，加强中华文明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沈国麟：中华文明传播，是从文明的维度来传播。文明是“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系统”的结合。当前谈论的中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结合体。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文明包含了过去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包含了过去一百年的中国革命文化。只有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自信自强上，才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全球维度来看，中华文明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主义中国，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塑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只有建立在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信自强上，才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

李岚：“中华文明传播”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目标和驱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昌盛，文化的自信自强与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程同频共振。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正是因为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更高了，中华文明传播的力量才更强了。

姬德强：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多元的载体，是铸就百年变局下文化自信的根和魂，并借助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形态而发扬光大。理解两者的关系需要立足两个逻辑：首先是文明的进步观念，也就是中华文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征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历久弥新、服务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其次是文明的相对主义观念，即世界文明本就多样，任何一种悠久的文明都与其社会土壤和历史实践紧密相关，其成就和辉煌都值得平等对待和真诚尊重。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可以在巩固文化自信的同时，持续丰富世界文明光谱。

郑亮：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所孕育的灿烂文明，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文化自信自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认可的坚定信念，实现文化的自信自强就是要从文化的认知认同出发增强人民群众对于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以焕发更加强劲团结的精神力量。加强中华文明的传播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加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就是对外讲好包括物质、政策、价值理念、思想文化等在内的故事，在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理解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赵新利：“中华文明传播”与“中华文化自信自强”存在着相互促进、深刻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是中华文明传播的基础与前提，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有利于中华文明更广泛、更具深度地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传播是“中华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路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既要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鲜明确认，又要与其他文明进行积极交流。一方面要“各美其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凸显中华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要“美人之美”，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世界文明进行积极交流与理性对话，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将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进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中华文明传播与坚守文化立场

郑亮：文化立场是一种价值选择，关系到坚持谁的文化，为谁和为什么而发展文化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传播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强调突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自觉抵制和摒弃“以洋为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高度的文化自觉，也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同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立场不是抽象的，它既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支撑，更需要通过话语进行表达。“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就是强调要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历史实践中摸索创造出能够表达中华文化思想内涵的话语体系，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和表述。

王洪波：加强中华文明传播，是帮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方式，而“坚守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引，是最根本的路径选择，这也涉及到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价值层面。长期以来，中西方之间出现误解误读、甚至摩擦对抗，根源在于中西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存在巨大差异。中华文化讲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仁者爱人”“重义轻利”“兼济天下”“包容万物”，而西方文化信奉的是二元对立、零和博弈，世界是冲突的、对抗的。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搭建起中西有效沟通的渠道，需要从文化和哲学层面入手，坚持中国国际传播的文明视角，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探寻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通、共情、共鸣之处，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西共通的价值理念进行对话交流，从而消弭分歧、增进理解。

沈国麟：从实践层面看，中华文明的传播需要载体，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需要提炼。基于此，才能真正展示和传播文化精髓。提炼精神标识，亟需构建中华文明的符号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由多个层面构成：第一，传统文化的符号，如传统节日、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历史文化名人等;第二、革命文化的符号，如革命圣地、革命精神和物质载体等;第三，社会主义新文化符号，如企业和企业家、高科技产品、先进生活方式的标志等。有机的、形象的符号体系能够很好地传达民族特性和价值观念，让受众看得见摸得着，从而塑造中华文明的整体形象和文化精髓。

姬德强：在立足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提炼具有明确意指的符号或标识，便于在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传播中实现广泛认知，进而解决中华文化国际认知的模糊性、表面性、随意性等问题。标识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还可以是动画，但要具有跨文化的传播力和穿透力，甚至具备被模因文化持续再创造和再传播的潜力，需要做好系统化设计，处理好意指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封闭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精英化与流行化等一系列问题。提炼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不可操之过急，要防止形式主义，并充分考虑到其国际传播的可通约性。

李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一是要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阐释，充分发掘中华文明的价值，积极开展活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二是要通过思想深刻、艺术性强、具有鲜明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交流与传播，全方位展现一个古老而又年轻、传统而又开放的当代中国。

赵新利：在中华文明的传播中，要坚守文化立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国社会，梳理文化资源，挖掘特色元素，使得“文物”“遗产”“文字”不再局限于“古代建筑”与“古籍”，实现“活化”与广泛流传，彰显典雅与灵动兼备、传统与时代交融的中国潮流、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国际传播理念的延续与深化

沈国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高瞻远瞩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应从人类文明、人类命运的高度来理解当今的国际传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霸权主义理念，中国宜提出文明互鉴论来反思和驳斥现有文明话语体系中存在的立场不平等、价值不包容、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批判其霸权性和歧视性。人类文明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论”在实践论上超越零和博弈游戏规则。近代欧洲创建的民族国家体系在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遵循“丛林法则”。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修昔底德陷阱”依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热门词汇。“文明互鉴论”致力于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中国的国际传播，应坚守文化立场，重点探讨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弘扬全人类的价值立场，以此来完善、创新和发展现有的人类文明话语体系。

郑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地回答了国际传播工作中“为什么讲”“如何讲”“怎么讲”“讲什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意义层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的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根本落脚点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体到实践层面，就需要解决好理论、方法、内容等三方面的问题。“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强调的是突破西方设置的话语框架，根植于中国实践，凝练出总结出自我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关注的是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的问题，即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出来，真实阐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对传播内容选择的要求，要用世界议题将中国话语和叙述体系融入全球话语体系中。

王洪波：新时代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征程上，中国国际传播面临新的形势和要求，无论是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还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抑或是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都要更加紧密围绕中华文明传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展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的、对抗的，这是造成世界局势动荡的根源。这种固守西方优越、零和思维的论调在当今世界仍有市场，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无疑造成了巨大障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秉持天下大同理念，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出文明互鉴观，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促进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姬德强：自“5·31”重要讲话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指引着我们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并主动且努力回应着复杂变动的国际舆论场给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些要求需要立足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学科和理论体系建设，以及基于生动实践的、具有融通性的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另外，要明确国际传播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目标，做好多元主体的传播分工，尤其是加强对不同区域国别内部媒体环境、媒体制度、舆论状态的扎实研究，把握和研判其与中国多层次交往的历史轨迹、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发挥专家学者、智库机构的思想者力量，用知识创新和思想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惟其如此，才能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沈国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而言，亟需打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话语阐释和叙事传播，是提升全党全社会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也是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解释力、包容力和影响力的新时代重大战略任务。尤其是在当前数字时代，如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从人类全球发展观和大历史观的视角分析中国创造的现代化道路与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异同，从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和正当性、生成规律、关键特征与意蕴旨归，并从语境适配和路径优化的角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以此来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更加清晰地表达中国立场，更加有力地引导国际共识。

李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遵循并联式现代化逻辑，涉及渐进性改革策略、混合型经济体制、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秩序建构等诸多中国特色方案。它破除了“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语陷阱。从世界历史的坐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姬德强：如何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自主创新的理论概念来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基于新时代的中国实践贡献给世界新的理念和规范，这一点对国际传播而言尤为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一篇国际传播的“元文本”，需要在国际传播的各个主题领域叙述好和阐释好。

赵新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国际传播工作实践中，一方面要把握国际传播共同规律，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建设包含顶层设计与研究布局、效能提升与机制创新、知识生产与后备人才培养等丰富内容的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了新的集中阐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各个领域的重点要求与战略任务。我们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应时刻谨记，牢牢把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担当。在国际传播实践工作中，要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不断拓展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通路、桥梁、纽带。在信息、知识、文化、思想，以及观念的平等、双向、通畅流动中，“解决人类面临的共通问题”。（作者：包萨仁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