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体外交”助力中日民心相通：《人民中国》的实践历程及启示

内容提要：在媒体融合时代，媒体对不同国家间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情感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人民中国》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节点，以独特的视角和重要版面展示了时代发展演进过程中大国博弈因素和日本政府因素对“以民促官”“官民互动”直至实现邦交正常化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既坚持原则又积极灵活掌握主动开展对日工作的主要脉络，为新形势下开展对日公共外交尤其是“媒体外交”寻找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智慧。

一、研究背景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来，中日两国“各领域交流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也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繁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回顾50年前的历史时刻，不能忘记外宣工作者为促成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在多个领域里与维度上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喜悦的收获。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人民外交与对外宣传工作高起点起步，特别是对日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年中，日文月刊《人民中国》根据党和国家政策，根据不断变化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务实有效地开展国际传播实践。在推进以民促官，帮助日本受众感知新中国发展成就，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促成日本社会形成对新中国的普遍好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独家报道、积极参与重大人民外交活动等，在推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媒体外交”作用。

对日工作离不开人民外交、公共外交发挥的独特作用。历史上“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熊猫外交”等在关键节点推动中日关系前行的历史作用已经得到中日双方充分认同。但是对日文版《人民中国》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媒体外交”作用的总结、在夯实两国民意基础方面所具有的启示意义研究，还近乎阙如。

习近平主席2022年11月17日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强调，中日“双方要继续发挥地理相近、人文相同的独特优势，开展政府、政党、议会、地方等各渠道交往交流，尤其要着眼长远，积极开展青少年交流，塑造相互客观积极认知，促进民心相通”。在媒体融合时代，服务于构筑契合新时代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在新形势下继续做好对日民心工程意义重大。为此，系统回顾《人民中国》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程，梳理《人民中国》从办刊定位到编辑方针、报道内容的调整，最终确立以“人文外宣”“好感外宣”为主线广泛影响日本公众的“媒体外交”实践发展脉络，在中日关系史和对日传播史两个维度上都将为守正创新带来启示，为新形势下开展对日公共外交尤其是“媒体外交”寻找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智慧。

二、发展历程

日文月刊《人民中国》对日传播的开展，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我国对日工作的开展同步推进。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受到中苏、日美两条国际关系线的影响，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之前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文版《人民中国》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大致同步的编辑方针、读者定位、内容定位的调整，在中日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未缺位，直到最终见证了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一)20世纪50年代初到50年代末(1953—1958)中苏联盟框架下对日开展工作

1950年1月，在时任总编辑乔冠华主持下，我党领导的第一份外宣期刊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在访苏前夕撰写的文章《斯大林，中国人民的朋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宣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冷战下对立的两大阵营，在远东的朝鲜半岛展开了局部热战。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西方国家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不予承认。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占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日蒋条约》，更是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这种背景下，深入开展针对日本的国际传播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东方阵营内部出现了新的动向和战略分工的调整，朝鲜战争停战也初见端倪。当年6月，日文版《人民中国》不失时机地创刊。创刊号的封面采用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少先队员献花的照片，凸显了亲和力。从创刊时机来看，日文版的推出体现了当时的形势下我国聚焦东方，重点耕耘日本的战略思路。

在日本友好团体、友好书店的协助下，《人民中国》在日本公开发行，读者对象遍及日本各阶层，为打开中日民间交流渠道，在日本公众中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了独特作用。从创刊号上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长郭沫若撰写的《发刊词》中，可以了解日文版《人民中国》的办刊宗旨及杂志定位。

“《人民中国》日文版，旨在向懂日文的读者，主要是日本人民，传达当今中国国家建设事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等事业的真实面貌，帮助读者准确、迅速、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维护远东和平都是重要的。

中日两国人民由于历史与地缘原因关系密切。汉字还是日本文字的要素之一。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情传统上与中国人民相似，易于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用‘知己’表示亲密的关系。希望国与国也能建立‘知己’的关系。我们深知日本人民与日本统治阶层是完全不同，渴望了解中国的实际面貌，也希望在贸易和文化上与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对本刊发行也是有力的激励。

我们反对侵略战争的政策。因此，我们在报道新闻时，必须保护报道的真实性，打破挑起战争者的封锁、隐瞒和歪曲。”

20世纪50年代草创初期，《人民中国》日文版政论性文章偏多，且大多从英文版稿件编译而来，翻译痕迹明显，读者很有意见。参与《人民中国》创办工作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回忆：

“创刊后不久，在杂志的编辑方针上开始注意加强针对性，采取与英文版、俄文版大同小异的方针。1963年改版以后，更加明确和加强了对日本的针对性，有些稿件采取了‘编译合一’的办法。同时，有的稿件直接用日文写;或者请日本人直接写稿(也有中国人，如廖承志和其姐廖梦醒)。日文版从此更加具有自己的特色，大大地提高了传播效果。”

创办之初，日文版《人民中国》就肩负起向日本公众介绍新中国，促进、推动两国关系向正常化迈进的使命。

1954年底，主张对中苏接近的鸠山一郎民主党内阁(1954.12—1956.12)成立，中国和苏联也开始提出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呼吁。

最早见诸杂志的有关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文章，是1955年10月号上庄涛撰写的《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该文披露，195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最早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呼吁：“我国希望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如果日本政府有同样的愿望，或采取措施予以响应，中国政府准备设法推进中国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主张，与日本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广泛发展贸易关系，同时与日本在文化方面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鸠山一郎特别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尽管由于政治形势所限，当时未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突破，但在第一次鸠山内阁(1954.12—1955.3)期间，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并通过其亲信部下石桥湛山的努力，达成了中日之间发展民间贸易的协议。这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来，石桥湛山还在《人民中国》上撰文，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1955年起《人民中国》以别册附录的形式随刊赠送读者20余册反映中国政府立场的声明、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政策解读的小册子，其中与日本有关的内容占比较大。在没有国新办白皮书的时代，这些文本对于日本公众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与立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7年2月，取代石桥湛山内阁(1956.12—1957.2)的岸信介内阁(1957.2—1960.7)采取敌华、亲蒋、亲美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议题暂时搁置，但民间友好力量进一步壮大，审判与释放日本战犯、日本商品博览会等相关内容在《人民中国》的版面上亦有充分反映。

(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1958—1965)中苏分道扬镳背景下独立自主对日工作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国内掀起建设高潮。为加强对当时的一些中国道路探索的宣传，英文版《人民中国》停刊，英文版《北京周报》在同年上半年创刊。随着中苏论战升级，1963年《北京周报》日文版创刊，《人民中国》刊发政论类文章的功能大部分转到《北京周报》。

池田勇人内阁(1960.7—1964.11)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日民间贸易重开，“半官办民”的“LT贸易”渠道，为邦交正常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自1958年到1965年，《人民中国》版面上独具特色的中国物产广告充分反映了当年中日贸易的繁荣。

在“LT贸易”不断扩大的背景下，1963年2月，廖承志对《人民中国》日文版作出指示，“《北京周报》如果出了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就要办得更大胆，要面向中间偏右，甚至面向落后”。在此指示精神指导下，《人民中国》针对普通日本民众，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好感外宣”内容提上了改革日程。

1963年6月4日，外文出版社(建制相当于今天的中国外文局)社长罗俊率团出发赴日调研一个半月。他们一行在东京参加了纪念创刊十周年日本会场的活动之后，遍访了大阪等30多处城市与乡村，举办了100多场座谈会，与热心读者和各界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广泛听取了各界针对杂志的改进意见。

这次出访播撒了《人民中国》“读者会”的种子。此后多年至今，《人民中国》“读者会”始终是和当地友好团体密切重叠的组织。后来这一形式又不断扩大，成为《人民中国》读者遍布日本43个都、道、府、县的基本保障，也成为《人民中国》至今保持有效商业发行的社会基础。这在中国外宣期刊中是甚为罕见的孤例。

该团回国后对《人民中国》编辑方针作出重大调整。从此，综合杂志定位得到明确，反映历史、文化、少数民族生活等方面生动有趣的软性内容得到增强，平视有趣地反映普通中国人市井生活的社会报道也多见于杂志版面。这种好感外宣在媒体报道相对隔绝的时代成为日本民众全面了解新中国的最佳窗口，杂志因此在日本得到广泛普及，在日发行量也创下新高。

同在6月，外文社代表团还在访日途中时，日文版《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印尼文版《人民中国》创刊5周年的纪念招待会在北京人民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对两刊配合党的对外工作大局和国家的外交大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1965年是对日报道的高峰年。此前对日工作积累了深厚的以民促官的基础，通过人民友好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再次提上日程。8月号《人民中国》策划《中日战后20年》特辑，座谈会嘉宾张香山、赵安博、张化东、王晓云、林林等对日工作骨干向日本方面传递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积极信号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条件;梅汝璈撰文专门讨论了邦交问题障碍所在，特别提及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1965年一个重要的民间交往活动就是中日青年大联欢。《人民中国》全程报道并直接参与了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大型活动。来自日本20多个代表团300余人，在北京活动一周后，分三路参观了中国各地。《人民中国》杂志作为了解中国的指南送给访华团成员，扩大了杂志影响。此次活动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广泛的人民基础，许多成员成为友好骨干。《人民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典型的“媒体外交”作用。

(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1966—1972)中苏冲突背景下调整大国关系，团结第二世界，运用政治智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1966年“文革”爆发，许多对日工作骨干受到冲击，这一波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势头转弱，加之佐藤荣作内阁(1964.11—1972.7)的反华、反共、支持台独等立场，邦交正常化只能另寻合适时机。

但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左翼对华友好人士和团体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松山芭蕾舞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团体多次访华，这些友好力量在后来重启邦交正常化工作时发挥了积极作用。难能可贵的是，在众多期刊停办的情况下，《人民中国》未曾间断地报道了这段时间里他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

1969年“九大”前后，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发生两次非常严重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苏滑向战争边缘。《人民中国》用大量篇幅刊载了中国政府的抗议、相关事实报道与评论文章。中苏冲突升级倒逼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迅速调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理论划分为中美接触和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夕，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人为地制造了钓鱼岛问题。1971年9月号《人民中国》载文《冲绳归还的骗局》指出：“我们要揭露日本反动派借冲绳归还骗局侵吞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不法占据我国浅海海域的狼子野心。……正告美日反动派，不管你们玩弄怎样的技俩，都无法改变钓鱼岛及周边岛屿是中国神圣不可分领土这样一个事实。”

1972年，中美接触促成了尼克松访华，《人民中国》2月号对此做了及时充分的报道。而就在1月号上，《芭蕾结友情》《三访中国的松山芭蕾舞团》等预示着芭蕾外交即将展开的文章高调亮相。在7月号上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上海芭蕾舞团的情况，为已经启程访日的上海舞剧团访日团做背景介绍。为了强调中美接触体现了中美人民的友好，《人民中国》还刊载了图片报道《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

同时，针对佐藤政府鼓励台独的举动以及岸信介撰写《满洲回忆录》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对侵略历史所抱有的“乡愁”，《人民中国》刊载了评论文章《揭露佐藤之流的台独阴谋》《评战犯的“乡愁”》，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再次旗帜鲜明地传递了中国声音。文章指出，“就在蒋帮代表被联合国驱逐之后，佐藤之流仍然散布‘台湾归属未定论’等荒谬言论，公然叫嚣‘日台关系无法分开’。这种露骨的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反动派企图将‘台湾独立’说成既成事实，以便再次吞并台湾，将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这正是日本反动派加紧策划‘台独’阴谋的原因”。

1972年4月在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日中友好与针刺麻醉”座谈会也是这一年杂志报道的亮点之一。通过东方传统医学交流促进人民友好，也为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年增加了积极气氛。

除此之外，介绍西双版纳近况和当时轰动一时的“捕象记”，重温“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以及北京“老天桥的变化”“天津栗子”等轻松话题，再次体现了1963年调整的编辑方针的回归，烘托了好感外宣的效果。

1972年7月7日，佐藤荣作内阁解散，田中角荣内阁成立之后第三天，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舞剧团访日团便抵达东京羽田机场。随团访日的上海舞剧团演员、芭蕾舞喜儿的扮演者茅惠芳和白毛女的扮演者石钟琴撰写的访日手记《被浓浓的友情所拥簇》⑩以及松山芭蕾舞团清水正夫撰写的《和上海舞剧团的朋友们朝夕相处的日子》11披露了负有特殊使命的访日团在日艺术交流活动。

11月号杂志和同期随刊赠送的别册将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会面的不同照片选为封面。正刊报道之外，别册用超规格篇幅介绍了田中访华的全过程，是一份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历史时刻的珍贵文本。

文内跨页是毛泽东主席向田中角荣内阁总理大臣赠送《楚辞集注》的经典照片，接下来是毛泽东主席和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握手，以及送别田中角荣的较为罕见的照片。

别册全文刊载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社论“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周恩来总理、田中角荣首相在欢迎宴会和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辞全文。还刊载了外务大臣大平正方记者招待会的相关报道。祝酒辞全文中可以看到中日双方在对历史认识的落差。田中首相所谓“添了麻烦”的表述以及大平外相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日蒋条约》自然终止的叙述都可以找到出处。

整个接待田中角荣的过程，《人民中国》别册做了最为完整的报道，许多细节成为研究中日外交史的重要文本，为日本读者和日本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广泛收藏。

1972年12月号上，大篇幅的“中日友好播种人”回顾了邦交正常化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各个时期作出重要贡献的日本友人。

三、经验启示

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是一部生动、翔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史”文本之集大成，值得中日关系史领域学者深入研究、梳理。《人民中国》能够深入、系统地记录甚至参与中日关系史进程，缘于对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与当时中央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关系密切。周恩来亲自过问，廖承志、郭沫若、冰心、欧阳予倩、老舍、赵安博、赵朴初、王晓云、林林、雷任民、梅汝璈等名家大家经常撰稿，成就了刊物的权威性，也为有效开展“媒体外交”奠定了品牌基础。

《人民中国》配合外交大局，做好对日报道，在关键时刻敢于发声，善于发声。20世纪50年代向日本释放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信号及时精准;60年代指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须正视的问题毫不回避;70年代针对归还冲绳过程中日美玩弄的钓鱼岛把戏及时发声，针对日美勾结重新军备和支持台独等动向深度锐评，在“媒体外交”中敢于清晰发出中国声音。同时，在波诡云谲的中苏、美日关系消长中，善于开展针对日本公众的工作，生动、灵活、有趣地办刊。

在国际传播实践方面，超前践行“一国一策”“外宣三贴近”，以精准定位策划选题，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精心制作，充分运用“读者会”和友好书店团结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称职地扮演了“媒体外交”赋予的角色，在推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潜移默化、久久为功的独特作用。

《人民中国》所维系的广泛人脉，助力实现了制作本土化，还培育了一支为我所用的本土作者队伍。广泛的人脉还促成了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日本多位在任首相都自费订阅(而非赠阅)《人民中国》，并帮助我们得以顺利地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送到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等日本政要手中。

生动平实的文字功底，平视写实的图片风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入调研的优良传统，使得这支稳定、专业的对日工作团队一以贯之地坚持以文化人、好感外宣，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时期，也基本保持了风格的一贯性，最终形成真正意义的“一国一策”办刊传统，成为难以复制的优质外宣期刊。这一传统一直到今天仍然得以传承，《人民中国》仍然在外宣期刊中保持着较高的“骨密度”。

作为“媒体外交”的经典案例，尽管《人民中国》当年的成功具有时代特点，但其经验以及留下的启示没有过时，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服务大局，联系读者，精准定位，勇于探索，崇尚专业，精益求精，实事求是，效果导向，坚守情怀，久久为功……这些精神已经升华为《人民中国》之魂，在推进媒体融合的今天值得年轻一代外宣人传承下去，守正创新。（作者：王众一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