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识到相知：古代丝路在中亚

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互往来渊远流长，贯穿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始终，跨越了近两千年的悠长岁月。

《丝路山水地图》（局部），又名《蒙古山水地图》，明中后期绢本设色画，佚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初识中亚与开辟丝路

两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西行前往中亚联络大月氏（“贵霜帝国”），以求东西夹击匈奴。尽管这一战略构想最终未能实现，却在客观上加深了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相互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帷幕由此揭开。

张骞使团自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行程逾万里，沿途经过了葱岭以西的乌孙、康居、大宛等地，皆系丝路要冲。以康居为例，该国与西汉都城长安相距约12300里，风俗与月氏相近。按《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所载，康居有“控弦者八九万人”，虽不及“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的大月氏，却也属于“地区强国”，在东西方交往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历史文化遗存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等地均有发现。2006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的库尔托别遗址，发掘出土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文献，分为六行，共有44个字符，呈现出阿拉美亚文献的明显特征，记载了关于古康居的历史文化信息，弥足珍贵。

当然，作为西汉政权主导的“凿空之旅”，张骞西行的初衷是出于政治、军事因素考量，但古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大大促进了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沿线的蒲陶（葡萄）、苜蓿、胡瓜（黄瓜）等作物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原。与此同时，张骞也在中亚见到了来自我国四川的邛竹杖、蜀布等商品，经过“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传入当地，颇受欢迎。

由此可见，文明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是双向往来、互通互鉴的。待到东汉，定远侯班超矢志不渝、复通西域，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他更派遣属吏甘英继续向西，踏着博望侯张骞的足迹，以中亚为枢纽，筚路蓝缕、拓展丝路，希望建立起与大秦（罗马帝国）的直接交流，最终到达了“西海”，临海而还。尽管功败垂成，但甘英的实践仍反映出中亚地区早在两汉时期，就成为我国西向欧洲的首站。

三国至隋唐时期的交流

汉末魏初，河西各郡陷入豪强自立的局面，叛乱几成燎原之势，劫掠商旅、强征货物以及敲诈勒索等行为，使得古代丝绸之路陷入动荡。面对这一情况，魏明帝曹叡启用仓慈作为敦煌太守。仓慈到任之后，整顿市场秩序，货物由政府“平取”（按市价公平交易），并派遣专人护送商人离境，确保其人身、财物安全。如此一来，萧条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生机，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亚的商贾客居在从河西走廊到繁华洛阳的丝路沿线，如敦煌、酒泉、武威、金城等地。其贸易的种类也是品种繁多，有金银、樟脑、麝香、小麦、织物，等等。东晋十六国时期，丝路沿线出现了诸如前凉、后凉等割据政权，它们虽然也重视丝路商贸，但碍于国力有限和戎马倥偬的环境，对外交流的规模十分有限。

隋唐以降，我国和中亚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迎来了新高峰，较前代愈加频繁。中亚商人在从事商贸活动的同时，还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共鸣。在唐代大诗人岑参的名篇《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描述。由此可知，客居在华的商旅不仅人数众多，更对中原文化耳濡目染，可以弹奏琵琶，说明融入程度很深。众所周知，琵琶被认为是民乐中最难弹奏的乐器之一，能做到“半解”，实属不易，也折射出彼此之间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并举的历史事实。

《丝路山水地图》蕴含的中亚地理信息

丝绸之路发展到16世纪，明代宫廷内府中出现了一幅重要的图卷——《丝路山水地图》，原称《蒙古山水地图》。此卷长30.12米，宽0.59米，采用青绿山水技法绘制于缣帛之上，描绘地域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Mecca，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出现了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城郭、关隘、山川、寺庙等地理坐标合计211处，其中包含有大量关于中亚的信息，反映出彼时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举例而言，我们在《丝路山水地图》中，可以发现吉尔吉斯斯坦的“俄失（Osh，今译奥什）”，塔吉克斯坦的“火站（Khujand，今译苦盏或胡占德）”、“克力空（Qurghonteppa，今译库尔干秋别）”，土库曼斯坦的“马力翱（Merv，亦称木鹿，今译梅尔夫）”，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儿黑纳（Margilan，今译马尔吉兰）”、“掩的干（Andijan，今译安集延）”、“卜哈剌城（Bokhara，今译布哈拉）”和“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撒马尔罕）”等名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丝路山水地图》中，“撒马儿罕”的城郊位置上，有一处名为“望星楼”的建筑，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兀鲁伯天文台(Ulugh Beg Observatory)。该建筑修建于帖木儿帝国时期，由兀鲁伯（帖木尔大帝之孙）主持建设，被誉为中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天文台之一。明朝人对于中亚的人文、地理和科技的了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时至清初，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强势崛起，控制了天山南北的丝路要道。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康雍乾三朝的平准战争持续了近70年方告结束。此后，清高宗弘历下旨在巴里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至伊犁（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沿途建堡设关，定期巡查，使丝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步得到恢复，中亚各地的商贾也重新踏上东行之路，来到伊犁、喀什噶尔以及塔尔巴哈台等地开展丝绸、茶叶、玉石、马匹等贸易。

由此可知，古代丝绸之路探索、建立、开拓与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与中亚之间从隔绝到沟通、从陌生到相知的进程，它促成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古代文明体系的互动与互鉴，实现了在文化、经济以及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作者：林硕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