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科学论断，阐明了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今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提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正如一事物的特质需要在比较中才能识别，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也需要在各文明的比较中，尤其是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去认识。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至少有以下四个精神特质。

中华文明是一种世俗性文明

比照世界各民族，宗教意识淡漠是中国人重要特征。因此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原因而爆发的战争和血腥屠杀。这与西方历史中因教派冲突、宗教仇恨屡屡引发战争有很大不同。即便到了当代，因宗教不宽容而爆发的冲突依然是西方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十字军思维、圣战思维不仅仅表现在极端宗教组织之中，甚至渗透到西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头脑中，成为他们看待国际国内关系的模式。

当地时间2021年5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尤斯蒂斯美军基地对一群美国军人发表演讲。他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我们是唯一一个基于一种理念而组织起来的国家。你们不是从政府那里获得你们的权利，你们获得权利，仅仅因为你们是神的孩子。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神赋予民众的这些权利。”这种十字军式宣言——士兵杀人的权利来自“神”的赋予，看不出与极端宗教组织有什么本质区别。还有，2021年5月以来，加拿大多地陆续发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住民儿童遗骸，其责任正是基督教会所办的寄宿学校。正当加拿大原住民为此愤怒的时候，7月8日美国一份保守党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却称：“我们相信原住民会感激这些孩子是作为基督徒死去，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得救。”当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顿时产生时空错乱感，怀疑自己是否仍处于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谴责这篇文章的作者毫无人性，但他绝对有神性，因为西方文明的神性要高于人性。相较于西方文明的神权特征，中华文明的世俗特征是如此明显。那么，中华文明以人为本位而非以“神”为本位的世俗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答案是西周以后，发生在周代商这样的历史时期。

《礼记·表记》中：“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认为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礼”，离鬼神远远的。这段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殷商文明核心区存在大规模的用活人祭祀和殉葬的现象，反映了神权社会的野蛮习俗。而在周人故地，迄今为止考古未发现有活人祭祀和殉葬。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殷周间之大变革，其自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种新制度、新文化便是世俗的礼乐文化。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里说：“殷时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由卜辞看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的，……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祖宗神，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殷人的祖宗神与至高神合一，专门庇护殷商子民，只要讨得上帝的欢心，就可以确保殷商政权永固。商纣王面对周人剿灭黎国并步步进逼之时，依然很自信地诘问：“我生不有命在天？”

周代殷的实质是重新规划一条华夏文明发展道路——世俗化道路，使古代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式的变化。所谓翻天，是指周人的“道德之天”替代殷商的“神灵之天”，从而形成一套新的价值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只会给予有崇高德性的人，天子职责是“敬天保民”，能否给民众造福，而不是祭拜神灵才是天命永在的唯一途径。所谓覆地，是建立宗法制度下的封建制，明德慎罚，从制度上废除人殉、人祭等。西周之后在中国形成的世俗社会，与神权社会相比，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以人为本位而非以神为本位。随国是西周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有“神农之后，随之大贤”之称的大夫季梁就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众是神的主人，所以圣王首先考虑民众利益，再去考虑神。由周文王弟弟建立的虢国，其国君曾向神献祭，求神赏赐土地，东周内史就评论，听命于神，“虢必灭亡矣”。郑国子产在一场是否通过祭神来避免火灾的争论中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不主张祭神。而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两河流域宗教认为，人是为了给“神”当奴仆才被创造出来。人是“神”的奴仆，必须永远无条件地服从神、赞美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众哲学家也认为，人唯一有意义的至善生活就是模仿神，像神一样。

统治权来源于人而非来源于神。西周以来将受命于天作为天子的权力来源。但天命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表述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天命实质就是民意、民心。孟子就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只有赢得民心才能成为天子。这些观点与西方盛行的君权神授，就有了本质区别。使徒保罗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人的幸福是在现实世界而非彼岸世界。中华文明从古至今强调要在现实世界创造人的幸福，而不是如基督教那样在世界末日进入天国享受永生。中华文明很注重人生之乐。孟子曾从三个角度谈人生之快乐。第一是从政治的角度。当百姓能丰衣足食、颐养天年，发自内心感到幸福时，为政者能不感到快乐？也就是范仲淹总结的“后天下之乐而乐”。第二是从个人的角度。“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人生之乐莫过于家人安康，莫过于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他人。在清风吹拂、碧草蓝天中，与天下才俊共聚于门下，探宇宙之究竟、论前程之朗朗，岂不是人生之大乐！第三是从人修身所能达到的境界看人生之乐。孟子说，开拓疆土、广聚民众固然是君子愿意做的事情，但最大的快乐还是成为一个人格完美的人，一个品行高洁的人，一个以诚立于天地的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以天下为视角的天下观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以天下为视角思考政治、经济、人文的习惯。梁启超曾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业。”因此，中国人的担当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比较而言，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则一直以城邦为界，即便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其施政依然是以罗马公民为对象，而非以全体国民为对象。当来自东方的基督教全面渗透到欧洲之后，才逐渐形成以人类为对象的思维方式。但欧洲的传统始终抗拒这种思维方式。

中国的天下观主要包括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统等内容。

何谓天下一家？司马牛曾忧虑地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安慰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里的“兄弟”既可以作亲情来解，更多理解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开篇就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既可以作同门、同学解，也可以作“从二、从肉”，喻为“同类相好”“二人相友”。因此天下一家的内涵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既有亲人间的亲亲相爱，更有朋友间的志同道合。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一是血亲，二是志同，三是道合。只有依靠这三者才是最稳定的。

何谓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天下为公的含义。第一，从政府与管理对象的关系来看，要像天、地、日月那样，一视同仁。孔子曾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三无私”道出了公的本义，即不偏不倚地对待天下苍生，既不会刻意优待某个人或忽视某个人，也不会因感情好恶作取舍。这是公的首义。第二，为政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公共利益为先。弟子桃应与孟子曾讨论一个问题：当舜知道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孟子认为，正确的选择是舜辞去天子位，然后带着父亲悄悄逃走。表达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舜因父亲杀人而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失去履行天子职责的资格；第二层是舜作为儿子又不能有杀父这样有违人伦的行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带着父亲逃走。第三，当个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以互相谦让为上。比如，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以及吴国公子季札，是孔子多次称赞的贤人，他们共同特点是谦让，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兄弟，宁愿自己种地当农民。当然，谦让的结果可能是放弃为政的职责，会造成更大的不仁、不义。因此，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正确的选择是：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

何谓天下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篇”一跃成为近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经典之一，足见天下大同思想的影响力。其核心思想是：人人都做到各尽所能，实现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在这样的社会里，有才能的人都会有用武之地，不会因身份、血缘等而另眼相看，人们不会只亲近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能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男有分女有归，所有鳏寡孤独之人皆能获得照顾。

何谓天下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自古至今中国人的共同理想。那么，大一统的世界是依靠哪些原则构建起来，以确保秩序呢？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一些。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有铭文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当时“中国”的范围仅指周王直属的地区，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方扩张，通过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五服制”把天下统一起来。秦汉以后，这种“五服制”的具体内容有变化，但按照与中原王朝亲疏关系维持天下一统秩序的精神却从来没有改变。由此形成的“天下一统”的国际秩序，被近代以来的学界称之为朝贡体系，这一体系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存，是当时世界上三大国际关系模式之一。这种天下一统的秩序，建立在夷夏观和王霸观基础之上，夷夏观是处理天下各族群关系的理论，王霸观则是如何建立天下秩序的理论。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接受源自西方的民族理论、国际秩序理论。但是，国际关系究竟是用零和思维的霸权主宰，还是以美美与共的道义主导，体现出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前者的思维是，西方人吃肉可以，但非西方人不行，美国人过富裕的生活可以，但中国人过富裕生活会导致地球灾难。后者的思维是立人立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我想吃肉的时候，会想到别人也要吃肉；当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的时候，其他族群也有权利过上富裕生活。这就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与“天下观”相对应的是浓厚的乡土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中国人自古至今天下观的现代诠释。孟子有一段评论孔子的话：“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当孔子离开齐国，手捧没煮熟的生米就走；而离开鲁国，则说我们走慢点，这是离开父母国的道理。乡土观和天下观如两条交织在一起的丝带，紧紧联结着中国人的心，两者不可偏废。

以民为本位的民本主义

一个文明到底以谁为本位，是统治者、贵族还是普通百姓，深刻反映了这个文明的本质和未来。《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第一句就是：“皇祖（大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首诗歌的背景是夏后启的长子太康因耽于田猎、不理政事，被有穷氏首领后羿夺取国政，史称“太康失国”。他的五个弟弟带着母亲仓皇出逃到洛水北岸，作歌述怨，其观点是：民众为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坚不可摧。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要义在于此。

在民众、国家和君主三者的关系上，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是根本，国家次之，君主在三者中是最不重要的。荀子也讲“从道不从君”。《吕氏春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国家是由天下人共同拥有，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法国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但一些人偏偏喜欢把这句话就摁在中国人头上，作为中国拥有绝对君主思想的象征。殊不知，这种思想早就受到孟子的质疑。针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此，孟子拒绝把这首诗的含义理解为天下都是周天子的，只是说忠孝不能两全而已。

相对于中华文明，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强调民众对统治者的驯服和绝对服从。保罗告诫基督徒：“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百姓除了对统治者绝对顺服，就没有别的选择。加尔文的教导更加严厉，他说：“因圣经教导我们：不但要顺服那些正直和忠心履行职分之君王的权柄，圣经甚至教导我们：要顺服一切在我们之上统治我们之人的权柄，不管他们用怎样的手段获得这权柄，即使他们根本没有履行君王的职分。”他继续用圣经来证明，邪恶的君主是主向世人所发的怒气，因此百姓受压迫是“神”的诅咒。“你们的君王将会嚣张到难以忍受的地步，然而神不允许你们抵抗；神只允许你们遵守他们的命令，并听从他们的话。”绝对顺服掌权者意志是西方社会的基本规则，与中国历史相比，西方历史上罕有底层民众起来反抗并推翻统治者的事情发生。

在黄宗羲那里，这种民本思想得到继续发展。他说：“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在黄宗羲看来，三代之法的原则有三：一是“藏天下于天下者”，天下之物由天下人共有；二是“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天下之事由天下人共治；三是“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天下之利由天下人共享。黄宗羲的民本主义除了“以民为天下根本”，还包括“共有、共治、共享”。黄宗羲的这三原则，要比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意境更为深远，因为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各主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积淀下，再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新年贺词所说的“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就会有更厚重的历史责任感。

尊重人的主体性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中华文明高扬人的主体性，把人看作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种高扬人类高贵、人类价值的意识，与所有文明相比，可谓鹤立鸡群。基于对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汉光武帝发布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类似于解放奴仆的诏令。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他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对人的价值的尊重，验证了古代中国强大的原因。孔子强调有教无类，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朱熹为此专门注释：不是不能移，而是想不想移。就是说只要个人主观肯努力，根本不存在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再重温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破产》一文中说过的话，会有更深刻的感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相对于中华文明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和一视同仁的态度，充斥西方文明历史的就是对奴役制度的学理证明。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希腊人天生就适合做主人，而非希腊的野蛮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被奴役才是他们的最好出路。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的角度尽管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旧约》说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出来，但他依然坚持，那些性情暴戾的人，给别人当奴隶无疑是最好的。近代西方殖民者，还利用诺亚对含的儿子迦南的诅咒作为对有色人种，尤其是对黑人进行奴役的宗教依据。可知西方文明从学理上、宗教上对奴役制度的支持，是如此根深蒂固，而真要从中挣脱出来，将会是极为艰难的过程。近代西方尽管提出平等、自由的主张，但他们认为有色人种在智力、性情等方面都有缺陷，不仅奥古斯丁的观点依然正确，而且实施残酷的种族压迫就不会有任何道德和宗教上的愧疚了。毫无疑问，建立在基于种族和宗教歧视、压迫上的文明，很难有灿烂的未来。

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境界中，人和民有丰富内涵，而将人和民连用组成人民一词也始于西周，如《诗经》“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战国期间用得更多，如《管子》“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孟子》“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韩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但此时的“人民”仍是“人”和“民”并用而已，正如“禽兽”代表飞鸟和走兽。直到孙中山开始把人民一词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代表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把“人民至上”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今年考察山西临汾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奉献、服务。”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中华优秀文化中关于人和民的含义相结合，人民一词的深刻内涵就会跃然而出。从世界万物来看，人民是目的，是一切价值的标杆；从国家和社会来说，人民是根本、是主体、是主人；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讲，人民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作者：蔡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农业农村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正局长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