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中国实践四十年 中国传播学面向未来再出发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就曾介绍和翻译过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新思潮、新研究，但当时的活动多是自发的、零星的，而中国新闻学界跟西方传播学者进行的第一次正式交流和直接对话，应当是在1982年4月至5月。在这期间，美国传播学代表人物之一施拉姆在他的学生陪同下访问中国，并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做了一次与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时称新闻研究所）研究人员、部分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人员等数百人。报告结束以后，施拉姆等学者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交流与讨论。这次西方传播学者的正式报告和交流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学界第一次正式而直接地与西方传播学者进行学术对话。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学界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与会者讨论并确立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既体现出中国传播学建设所亟需的改革开放、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表现出中国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学科本土化的强烈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主。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将这次会议上发表的13篇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成书，名为《传播学简介》——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正式的传播学著作。1984年，施拉姆与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随后，一批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传播学研究团队逐渐形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往也逐步增强，这一系列的学术制度化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立成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将新闻学、传播学列为下设的二级学科。

回望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传播学界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不忘本来。中国学者在吸收引介海外传播学成果的同时，也对我们国家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的传播问题、传播现象、传播规律、传播实践等内容给予密切关注，并做了大量研究。其次是吸收外来。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建设中，我们没有闭门造车，也没有自话自说和自娱自乐。四十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一种内向的或是自在的研究范式，转向外向的或是开放性的研究范式，中国学者成为参与传播学国际学术平台交流的主力军之一。最后是面向未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界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此丰富而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滋养。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将成为传播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当下，中国传播学处在转型升级迭代时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是历史考量，即历史范式在转型。人类社会正在开启一个后疫情时代，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第二是历史背后的逻辑考量，即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例如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工业革命4.0、全球治理模式4.0，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与平台媒体等问题和议题的出现，都给当下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与实践范式的转型升级与更迭意味着一种力量在转化，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价值在转化。在转化过程中，需要政治秩序、经济模式、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重塑与重建。

对于今天的传播学研究来说，很多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传播学概念，放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中，已经变得不和谐、不适用，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将丰富的新闻传播现象与实践进行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最终普遍化，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植根中国实践，中国传播学也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历经四十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使命，基于学界对未来的期待，需要提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新“十六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期待新“十六字方针”成为面向未来的中国传播学发展指向，或者是一种价值取向。期待中国传播学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再出发，以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迎接全新面貌和全新时代。（作者：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