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遗址，经过40多年的发掘和研究，学者们不断从陶寺文化中破解“最早的中国”文明密码，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学术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与会学者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建筑学等方面，深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

“经天纬地”的陶寺模式

最早的“中国”是怎样的文明形态，又是经由怎样的方式得以形成？人们从夏商周追溯到尧舜禹，那些关于上古史的文献记载，却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自1978年开始，考古学者持续对地处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展开发掘与研究。自2002年陶寺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陆续发掘出早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墓及观象台基址。学界从这座距今4300—4000年、规模不断扩大的都邑遗址，揭示最初“中国”的文化内核。

“经过四十余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认为，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圭尺第11刻度与陶寺都城遗址性质、陶寺文化国家社会属性，标志着最初“中国”概念在陶寺形成，体现了尧舜时期“经天纬地”的时空政治文明。

《尚书·尧典》记载了尧时期“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晓陆表示，在中国阶级国家形成的阶段，由于稳定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国家级的报时台或类似天文台这样的机构出现，为观象授时提供比较完善的天文学支撑，史前时期的中国应该已掌握一年为365又1/4天的时间规律。

何驽带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史前天文观测装置也确证了上述推测。在尧舜时期，王权主导着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控制年时；通过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通过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以此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黎耕看来，圭表测影方法可以实现地理上大规模的测距，为古代“分封制”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据《山海经》记载，当时的“天下”，是指“天地之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对此，人们往往以为其荒诞不经，不可采信。何驽通过陶寺遗址的圭表实验推测，该套地广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际直线距离。尧舜举全国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这次天文大地测量，理想化的国家政治版图正是由圭尺“中”来实现。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精准管理来为王权与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标志着中国文明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对时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何驽表示。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点

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时空方位，我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所在的文化区间视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不断丰富，学界对陶寺遗址及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根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注意到，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黄淮平原、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从文明史视角来看，陶寺文化经历了公元前2800—前2300年的庙底沟文化二期和公元前2300—前18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两次巨变。在广义的龙山文化时代，陶寺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一直是大中原文化区最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孕育出了大中原文化区最早的国家组织，是中原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说中的尧舜集团密切相关。在中国史前多元区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进过程中，陶寺是龙山时代中原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认为，经过40多年的研究，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链越来越完整，陶寺文化的面貌日益丰富，其中所揭示出的陶寺先民对时空的管理更体现了文明起源的重要精神文化因素。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从文化谱系考古走向聚落考古的同时，从“精神文化考古视野”寻找最早中国也成为不少考古学者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陶寺发掘团队也正是基于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认为，陶寺遗址所呈现的精神文化因素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认为，陶寺文明兼有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的特点，是华夏文明的主脉。陶寺文明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精神品质。

构建中华文明起源逻辑

随着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不断取得新发现，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中心性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认知，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认为，由陶寺遗址到陶寺文化，再到陶寺模式，学界对陶寺文化的研究成果，正是中国文明历史研究逐渐深化的重要表现。未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时间上，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沿包括春秋战国在内，乃至秦汉王朝；在地域上，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范围。

事实上，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任何区域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陶寺文化正是文明融合的例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看来，尽管陶寺遗址和良渚遗址处于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两个时空方位，两大文明却绝非仅在自己本地传统中延续，而是呈现出融合式发展特征。融合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不同区域文明在广阔的空间里多元发展，相互碰撞，形成文化共同体。

自2002年开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完成预研究和第一至第四阶段的研究，第五阶段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认为，20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就斐然，中国学者基于大量考古实践提出了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些认识，突破了西方学者“城市、文字、冶金术”的文明标准局限性，为揭示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法则、路径，构建中华文明起源逻辑发展链条，奠定了基础。

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承办。（作者：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