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回归——浅谈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调整
国际传播研究：调整的三重动因
一是国际传播发展出现新趋势。由于全球化和泛媒化的双重作用，一个国家的所有机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和个人客观上都具有了国际传播的功能和条件，从而使得国际传播从专业机构的专业行为变成了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体现出明显的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体现在国际传播的每个层面或每个环节。这一巨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传播的运行基础，包括主体结构、传受关系、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运营机制等，也必将改变国际传播的评估体系、资源分配和力量格局，从而对国际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现有的国际传播研究必须加以调整，才能够适应这种新变化、新趋势。
二是中国国际传播面临“效果困境”。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国际传播能力有所提升，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状况，表明中国国际传播仍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效果困境”。显然，国际传播要摆脱“效果困境”，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这就对国际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是国际传播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在热火朝天的表象背后，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成果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研究不多，具体体现为一系列失衡现象：总体来看，应景的应用研究比较多，有深度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在众多的应用研究中，传播策略的研究比较多，系统性的战略研究较少；而在传播策略研究中，重复雷同较多，具有创新价值的较少；在有限的理论研究中，观点解读较多，自主创新较少。
调整方向：超越现有研究局限 回归国际传播本义
未来，国际传播研究应超越现有研究局限，回归国际传播本义。
首先，超越功利，回归学术逻辑。重视国际传播，加强国际传播研究是应该和必要的，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宜过分夸大国际传播的作用，以免陷入“传播决定论”的误区，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国际传播回归到与其作用相适应的地位。相应地，国际传播研究的热度也应回归到与国际传播学术地位相适应的水平上，没有必要急功近利地争先恐后，更不宜“紧跟形势”一哄而上，而应该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更加有效地投入资源和精力。
其次，超越外宣，回归信息沟通。国际传播及其研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传播触达为视角的信息跨境流动，这个层面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围绕传播技术的演变，研究信息全球流动的动力机制、运行规律和社会影响；二是以传播内容为视角的国际信息流动，这个层面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围绕国际格局的演变，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要素与信息传播的互动关系；三是以传播主体为视角的国家信息对外传播，这个层面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战略的需要，研究国家意志、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对外传播的理论框架、总体战略和实施策略。
但是现在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第三个层面，在研究议题领域方面严重失衡。因此，国际传播研究应该超越对外宣传的局限，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更加深入地研究国际传播所具有的信息跨境流动、国家间沟通、跨文化交流、人类文明互鉴等基本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等等。
再次，超越本土，回归全球视野。目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大多数聚焦于对外宣传，主要包括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国价值理念和重大成就的对外传播等。让世界了解中国固然非常迫切，让中国了解世界同样必不可少。因此，在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同时，也要讲述各国故事、倾听各国声音。
对国际传播研究者来说，全球视野意味着：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既关注中国现实，也放眼全球发展，在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和策略的同时，也要研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与世界格局变化相关的重要信息的全球流通、全球传播的发展演变及理论演进等；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既要重视中国特色，也不能忽视信息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普遍规律，可以探索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或话语体系，但必须是“融通中外”的。
最后，超越传播，回归学科交叉。造成中国国际传播面临“效果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把国际传播仅仅看作一种传播行为，总是从传播的角度去研究如何加强或改进，结果投入很多却收效甚微。相应地，国际传播研究也主要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研究相关的战略、策略和技术问题，结果是论著很多，但真正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并不突出。
国际传播固然是一种传播行为，但它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作为对外宣传的国际传播，往往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际传播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新闻传播学的单一学科范围内，而要进一步拓展学科视野，更多地采用或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当前尤其需要加强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学科视角来研究国际传播的趋势演变及运行逻辑，也需要强化从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行业或领域的视角去研究国际传播的思路创新和渠道拓展。（作者：唐润华 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