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共赢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衣食住行、健康医疗、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绝大部分民众已经过上了舒适、安稳的生活。就生活便利程度而言，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西方。其中，最令我欣喜的是中国在教育事业上的突飞猛进。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校园环境，不仅积极鼓励高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而且为学生们提供了各类奖学金。

我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北京大学读博士。2006年，我入职中山大学，这是中国最早为外籍老师提供事业编制的高校之一。而我有幸在这里安定下来，教育学生、潜心科研，一转眼已过去16年。

在学术工作中，我个人认为必须保持一些基本原则。我的第一个原则是，必须非常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等。我在北大读博期间，研究的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先生百年前讨论的话题，即使在今日仍有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时期，梁先生反对全盘西化，他也是推动儒家思想复兴的第一人。不过，他并不支持复古，或者不支持怀旧主义，而是主张儒家要进入现代世界。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梁先生的思路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他使我很重视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避免把西方的价值观直接套用到中国。因此，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开设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拉丁语等课程，一方面引导学生们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鼓励他们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开展多领域的对话。我希望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打开学生认知的新窗户、启发新思路，进而反思自我的文化，在东西文明的差异中把握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

我的第二个原则是，加强互动、教学相长。就课堂教学而言，我避免一个人单方面地教授所有知识，而是时不时跟学生进行互动。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活生生的教育，也是不断发展的教育。我们乐意受到学生的质疑和挑战，也愿意同学生一起分析和讨论。这样，学生和老师都参与其中，都能享受知识的快乐，共同进步。而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这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文化如何改变欧洲，以及西学如何改变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众多像我一样满怀热忱的西方人翻译了中国经典，将中国的历史、地理、科学乃至中医介绍到欧洲。通过他们笔下的“中国”，西方人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形成。例如，当时欧洲人发现中国的科举制度远胜于欧洲时下盛行的官位继承制度，便开始积极地借鉴中国经验。这也可以说是早期中国“文化输出”的优秀先例。同时，西方人与中国士大夫合作，把西方近现代科学介绍给中国。例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以及一些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的著作，加速了中国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说，在中西学术交流中，中国和西方都受益匪浅，双方都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好。

我的第三个原则是，要避免简单地把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对立起来。学术交流应该是一个三角结构，我的这个想法也是受到梁漱溟先生的启发。一百年前，学术界分裂为全盘西化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梁先生打破了这个局面。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里，不仅有西方和中国，印度佛教也有一席之地，这样避免了把任何一种文化绝对化。不同思想文化之间和谐共存、友好交流，才能持久发展、生机盎然。我所研究的西方哲学、儒家、佛教，也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声音。这样的一个三角结构是一种健康的对话模式，我们也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所带来的益处。今天，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但不要忘记世界不单是西方或美国，健康的学术交流还应该包括阿拉伯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近些年来，中国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不过，还有很大成长空间。比如，我的专业是外国哲学，我们谈的几乎全都是欧美哲学，第三者的声音还比较微弱，而实现“大同”恰恰在于对“差异”的尊重。“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承认“差异”才能增进“了解”，懂得“包容”才能学会“欣赏”，立志“和平”才能走向“互鉴”，区分“义利”才能达成“心交”，保障“合作”才能实现“分享”，推动“发展”才能获得“共赢”。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平衡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所有国家应该增强相关领域的合作来应对疫情；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适宜的政策。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同样如此，中国既需要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态度，又需要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而且丰富了世界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我深刻感受到中国拥有坚定的改革开放决心。我也关注到，近年来中国特别是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生目的地国。遍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孔子学院，以及中国国内100多个孔子学堂，也让更多人和我一样，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我相信，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定能为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开辟出一条示范性的道路。（作者：梅谦立（Thierry Meynard） 法国汉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