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

内容提要: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非洲中文传播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文在非洲有意识的传播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肇始和初兴期、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期和2000年以来的跨越式发展期，其实践进路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单向线性传播、双向互动传播向社会化网络传播模式的转变。非洲中文传播始终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并成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和重要力量。未来，非洲中文传播应借势历史最好的传播环境，树立语言传播新理念，运用混合传播模式，增强中文传播能力，发挥不同路径传播优势，创新语言传播理论，实现非洲中文传播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但当下，和平、发展与合作仍是时代主题与天下大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 “中国方案”，已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华民族自身的命运与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中文国际传播创造了语境与平台。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159个国家设立了1 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1 300多万人；全球180多个国家开展了中文教育项目，76个国家将中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4 0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中文院系、专业、课程，7.5万多所主流中小学校、华文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目前，除中国本土以外，全球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 500万，累计学习使用人数接近2亿人。包括中文母语者在内的全球中文学习和使用者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共同体——“中文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不断壮大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成为国际共识的生动体现。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非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历史地看，中非命运共同体开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先河。同时我们看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及“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文传播至关重要。中文国际传播是国际传播的基础，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有助于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非洲中文传播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非洲中文传播提供理念指导和价值引领；另一方面，非洲中文传播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依托，是增进中非理解、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和传播中国对非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要“支持语言人才培养，共同推动国际汉学和非洲研究的发展，扩大中非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影响力，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发展”。显然，扩大中文在非洲的传播，加强非洲中文教育，有利于中非之间文化融通、文明互鉴和繁荣共兴。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中文传播始终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并成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和重要支撑。中非相隔万里，文化差异巨大，中文传播环境复杂，但发展速度快，覆盖国家多，传播成效显著。非洲中文传播既是世界语言传播的典型案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中文传播的生动实践。非洲中文传播的演进，对大变局下非洲中文传播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及全球中文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中文国际传播理论乃至语言传播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可为新形势下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决策支撑和理论基础。

“语言传播”和“中文国际传播”是两个概念。语言传播通常指一门语言使用人数、使用区域或使用范围的扩大。荷兰学者艾布拉姆·德·斯旺指出，在历史长河中，语言首先是随着人类的扩张和迁移而传播，以前它是在征服、通商和信仰皈依之后传播，而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正式教育成为最常用的语言传播渠道。社会语言学把语言传播分为两类：一是语言的自然传播，一是对某种语言有意识的传播。人口迁移导致语言扩散，人口流动带来语言接触，由此产生的语言传播常常是一种自然的传播；而通过正式教育进行的语言传播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传播。语言国际传播是指语言跨越国界向其他国家传播，通常是一门语言从母语国向非母语国传播。中文国际传播则指中文跨越国界向其他国家传播，从而使中文的使用人数增加，使用区域或使用范围扩大。当前，中文国际传播实际上是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多元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领域、场域、媒介等途径进行的中文传播，其中国际中文教育是主要途径。因此，本文中的非洲中文传播是指以中文教育为主线的多途径传播。

从现有研究来看，非洲中文传播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主要集中在非洲中文传播方略、孔子学院发展、华文教育及中国文化传播等方面，但总体来说，相关研究较为零散，探讨尚不深入。徐丽华、郑崧曾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至2010年非洲中文传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当前学界对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需要做出新的梳理和探究。基于此，本文拟以历时性为思路，对非洲中文传播的演进做系统梳理与总结，并对新形势下非洲中文传播进行展望，提出应对策略，以服务非洲中文国际传播需求，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非洲中文传播肇始和初兴期：单向线性传播

非洲中文传播肇始于17世纪华人向非洲移民，其后的初兴表现为20世纪上半叶非洲华人社区华文学校的发展。以华人移民为传播载体和传播主体，中文实现了在非洲的传播，扩大了使用的地理区域。不过，从传播动力的矢量性来看，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具有单向线性传播的特点，同时由于非洲华人社团规模不大，这一力量也较为薄弱。

（一）1912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文传播

有据可查的华人移居非洲出现在17世纪。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在停止贩奴和废除奴隶制后需要大量劳动力开发非洲殖民地，同时积弱积贫的清政府依据被迫签订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允许华人出洋。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西印度洋地区出现了持续性、规模性的华人移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大约17.2万契约劳工在内的数十万华人以强迫移民、自由移民、契约移民等形式，经“南洋”（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下“西洋”（西印度洋），移居非洲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区，其中主要集中于毛里求斯、留尼汪、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岛屿，以及南非、莫桑比克等南部非洲印度洋沿岸地区，成为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力量，进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个华人社区。

20世纪以前中文在非洲的传播非常有限，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有记录、有计划、有组织的中文传播活动，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以契约劳工、外来移民，甚至流亡罪犯等身份，在西方殖民地种族歧视政策下卑微生存、艰难谋生的华人，其语言自然缺乏地位和声望。相较而言，殖民者的语言无疑比中文享有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对于通常在白人批发商和土著消费者之间扮演中间商的华人来说，由西方语言与非洲本土语言混合而成的克里奥尔语也较中文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这种无足轻重的语言地位是制约这一时期中文在非洲传播的主要因素。二是20世纪前的非洲华人移民群体人口规模不大，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严重失衡。例如，1904年，马达加斯加全岛共有452名华人，其中仅有3名妇女、6名儿童。这阻碍了成熟的华人社区的建立。此外，“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心理也直接削弱了这一时期华人移民群体进行中文传承的自觉性。

毛里求斯素有“印度洋之星与钥匙”之称，一度是欧、亚、非、澳四大洲航运的枢纽。从19世纪起，在西印度洋地区，毛里求斯起到了一个世纪前新加坡在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过程中所发挥的中转站作用。因此，毛里求斯也是非洲华人移民最为集中、华人社区最早兴起的地区。1911年，毛里求斯华人领袖集资为侨童创办了一所私塾，1912年改建为新华小学，“这是华文教育在毛里求斯的开始”。华文学校的出现使得更大规模、更具开放性、计划性的华文教育成为可能。继毛里求斯华人开创非洲中文教育之先河后,南非、马达加斯加、留尼汪、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区也兴办了一批华文学校。到20世纪20年代末，非洲共有9所华文学校。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非洲华侨又经历了一次人口增长高潮，同时又导致非洲侨童回国接受教育的道路受阻。加之一些非洲国家殖民政府的歧视性教育政策（如南非禁止华人入白人学校，禁止华人接受初等教育以上的教育），非洲华文学校迎来了寻求自我发展的兴盛态势。到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华文学校数量有40多所，其中毛里求斯有10余所，南非13所，马达加斯加9所（另有4所私塾），留尼汪12所，葡属东非2所。华文学校的教育层次也从初等教育延伸到中等教育。与此同时，非洲的华人社团还创办了一些华文报纸与杂志。

（二）中文传播群体、空间、速度之特点

第一，“移民—扩散型”传播是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的主要模式。人是语言的第一载体，人口迁移一直是语言传播最纯粹、最直接的动因，在传统社会中尤为如此。与中文在东南亚、美洲、欧洲传播的初始阶段一样，中文在非洲的传播也是属于“移民—扩散型”的传播，即随着华人移民在空间上的扩散而自然发生的扩散。华人移民是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的载体，也是中文传播的主体，中文传播是单一线性传播。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范围与不同区域中文传播的活跃度也体现了这一特点。20世纪前的非洲华人移民几乎完全是走海路，毛里求斯是主要中转站，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岛屿以及南非、莫桑比克等南部非洲印度洋沿岸地区是主要移民目的地。因此，在这些地区，华文社区规模最大，华文传播活动也最为活跃。而在非洲其他地区，因为华人移民人数少，华文传播活动鲜有记录。

第二，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主要限于华人族群内部的传播。尽管当时中文传播到了非洲，但是并未真正实现向华人以外的非洲其他族群的传播。即使是华人移民内部的母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无意识的、自然的传播，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华人族内的文化传播，而不是族际语言传播。作为独立于非洲本土学校教育的外侨教育机构，华文学校既具有教书育人、启蒙教化的一般性功能，又负有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国家认同的特殊使命。可以说，那时非洲的华文教育就已经在强调留根、续魂的意义。1948年，葡属东非贝拉城的华侨为扩建华校筹款而四处奔波，他们在呼吁书中这样说道：“侨校的前途暗淡了，侨童必将逐渐与外人同化而消失其对祖国之观念了。那还能说得上为国家育人才的百年树人大计呢？”

第三，这一时期中文因缺乏地位、声望与经济价值，在非洲的传播速度缓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未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一如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中文并不是一种具有国际声望的语言。在中国移民居住的非洲地区，均是英国、法国、葡萄牙等西方强国的殖民地，中文毫无地位可言。作为外来语言，华文的教育与传播受到殖民当局的歧视与限制，难以与殖民教育与殖民语言竞争。正是因为如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非洲的华人家庭纷纷放弃“读唐书”，选择送子女进公立学校、白人学校或教会学校读“番书”，以便为日后发展和向上流动奠定基础。非洲华文学校因生源大量减少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陷入衰退。

（三）中文传播的有限影响

20世纪上半叶，身处西方列强非洲殖民地的中国移民与非洲广大的本土民族有着相似的境遇，深受种族歧视、民族压迫之苦。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的影响有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非洲语言文化生态的影响。与殖民时代伴随侵略扩张的西方语言文化在非洲的传播完全不同，以华人移民为载体的中文传播是一个柔性的融入过程，它并没有造成非洲原有语言文化生态的破坏，没有以牺牲非洲本土语言文化为代价，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洲的语言文化生态，增加了非洲的语言文化多样性。

二是对族际交流与融合的影响。早期中文传播主要局限于华人社群内部，随着华侨华人与非洲当地族群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强，双方语言接触活动增多，中文族际传播开始出现。随之，跨族婚姻增多，华人社群出现了混血家庭和克里奥尔华裔。截至1883年，由于缺少中国妇女移民，毛里求斯的华人移民同印度人、克里奥尔人结婚的事例达415起。在这类家庭中可能出现了非洲最初的族际间的中文传播。到20世纪上半叶，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改变身份而“落地生根”。尽管这一选择的背后折射出华人移民的诸多无奈，但也反映了华人移民融入非洲的现实选择。这意味着中华文化与非洲文化是可以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

三是对非洲华人社群的影响。以语言和文化为纽带，非洲早期中文传播在促进华人社群的团结与发展，增进华裔新生代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维系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非洲华侨抗日救亡行动以及南非华侨反种族歧视行动等，都体现了这种影响。

非洲中文传播发展期：双向互动传播

1956年5月，新中国与埃及建交，标志着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开启。在此背景下，非洲中文传播掀开了新的篇章。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它突破了原有的非洲局部地区华人社群内的传播，而实现了更大空间的跨国、跨族传播。从传播动力的矢量性来看，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具有双向互动传播的特点，即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是来自中国的推力和来自非洲国家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无论是推力还是拉力，力度都还比较弱小。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的中文传播

1952年，埃及发生“七月革命”，随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共和国成立。埃及国内要求与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呼声高涨。1954年，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了第一名中文教师,从而揭开了当代非洲国家中文作为外语教学的序幕。1956年1月，根据两国于1955年5月签订的文化交流会谈纪要精神，中国派遣7名学生和1名教师赴埃及，埃及则派出4名学者和4名学生来到中国。同年4月15日，中、埃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内容涉及语言教师互换、留学生互换、文凭与学位互认等。同年，埃及开罗高等语言学校开设中文班（1958年正式设立中文专业）。自此，非洲中文传播开启了双向互动传播的模式。

1971年10月，在非洲友好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经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助推了中文国际地位的提高。1973年，联合国大会第28届会议通过了第3 189号决议，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五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非洲因此出现了第一波“中文热”。1973年，开罗高等语言学校并入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成为该校的本科专业之一。1976年,突尼斯布尔吉巴语言学院开设了中文课,作为第二外语供学生选修。刚果（布）的红旗中学启动了中文教学,这是非洲第一所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学。从1975年开始，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毛里求斯政府在5所中学开设中文课程；1977年，毛里求斯教育学院培养了首批５位本土小学中文教师，每名教师上岗后负责一所小学的中文教学。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恢复和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1989年及之后的几年，中国政府为毛里求斯、埃及、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苏丹、喀麦隆等非洲国家开展中文教育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包括合作建立汉语培训中心。在中国的协助下，非洲国家本土中文教学与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在毛里求斯，1982年共有11位中文教师，11所公立小学开设了中文课；1992年，中文作为选修课被列入小学和中学的正式考试科目。毛里求斯成为第一个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非洲国家。

随着非洲新独立民族国家的不断增加，中国也扩大了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奖学金的数量，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和人数不断增加（1967～1972年，中国暂停接受外国留学生）。至1978年底，中国共接受了25个非洲国家的648名留学生。在他们中间诞生了第一批非洲本土中文翻译、教师、汉学家，以及知华友华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改革开放以后，来华非洲留学生不断增加。据统计，1978～2000年，中国共招收了11 378名非洲留学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华侨华人数量仍不断增长，但是非洲的华文教育经历了严重的衰退，日益边缘化的华文学校苦苦支撑，数量不断减少。南非华文学校因生源和经费不足，在七八十年代纷纷倒闭或由政府接管成为公立学校。马达加斯加在1946年有11所华文学校，到1996年仅余2所。导致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居住国推行同化政策，华文学校缺乏师资与经费保障，非洲当地缺少中文学习与使用环境，新生代华侨华人的语言文化认同有所下降，华人中“落地生根”逐渐取代了“落叶归根”的心理，等等。对于非洲华人来说，保持还是放弃中国国籍是个艰难的选择。同样，放弃华文教育、选择西文教育则是他们痛苦和无奈之举，因为加入居住国国籍、选择西文教育，有助于为他们的生存获得更好的保障，有助于他们在居住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毛里求斯，选择西方教育是华人“上升到一个原来对他们紧闭着的世界（专业世界和它的声誉）的开始。这种成功使华人进一步疏远……中文学校（客家式的或广府式的），而朝着‘提供西方教育’的中学作持续的进攻。随着子女在学校里学习成功，有可能在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找到工作，他们（父母们）便完全抛弃中文学校以使其子女能获得一个比在商店里报酬更高而不那么劳累的职位。”

（二）中文传播赋能变化之特点

第一，非洲中文传播出现了双向互动新模式。借鉴传播学相关概念，可以将新的传播模式称为“语源—输出型”和“语宿—接纳型”的双向互动模式。前者是指中国作为中文传播的语源国，有意识地开展面向非洲的中文跨国、跨族传播；后者是指非洲国家作为中文传播的语宿国（相对于中国这个中文传播的语源国而言），主动推动中文的规划与传播。二者分别代表着这一时期在非洲中文传播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推力与拉力，体现了“语源—输出型”和“语宿—接纳型”中文传播的双向互动。此外，非洲来华留学生的不断增加则意味着原有的“移民—扩散型”传播模式也具有了新的变化，即由原来华人向非洲单向移民带动的中文传播变为中非双向移民带动中文向非洲传播。因此，在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的支持下，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不再是过去的线性单向传播，而具有了双向互动传播的特点。

第二，中文教育方式呈现多元化。基于不同的传播模式，非洲中文传播中的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国际中文传播包括横向的华人以外的群外传播和纵向的华人内部的代际传承；从具体的教学类型来看，国际中文教育主要有三大类，即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的“华文教育”。不同类型的中文教育其对象与教学环境有所不同，语言本身的性质也有所不同。按照上述划分方法，来华非洲留学生所接受的中文教育属于对外汉语教学，非洲国家中学和大学开展的中文教育属于国际中文教学，非洲华人对华人子弟进行的祖语（heritage language）教育属于华文教育。对于华人来说，中文是母语或祖语；而对于非华人来说，中文是外语。这一时期非洲华文教育的衰落以及作为外语的中文教育的兴起，预示着后者将成为非洲中文传播的主要方式。

第三，中非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是中文传播的主要动能。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无论是“语源—输出型”还是“语宿—接纳型”，均体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以及促进政治交往的需要，中国政府与非洲国家政府则是主要的推动者。从非洲来华留学生来看，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1989年第一次出现自费的非洲留学生，直到1994年非洲来华留学生中的自费生才超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与此同时，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中文作为外语的教育项目也是以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间双边合作协议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像毛里求斯这样有着较好华文教育基础的国家，它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发展中文教学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三）中文传播的渐进式影响

20世纪下半叶，同中国一样，非洲国家陆续摆脱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在斗争与发展中，中国与非洲国家意识到彼此都属于“第三世界”，这实际上构成了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秉持政治上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非双方对于中文传播的主动性不断增强，有意识地将它纳入双边文化与教育交流项目中，中文传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非洲中文传播在双向互动中得到发展，其传播地理空间逐渐从印度洋岛国以及南部非洲部分国家扩大到非洲北部、西部和中部更多的国家，并且从非洲华人族群走向非洲其他族群。语言相通也促进了中非之间的文化理解与文明互鉴。在毛里求斯，主流社会高度认同华人对毛里求斯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华文化成为毛里求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作为毛里求斯的一种族裔语（不仅仅是外语）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尽管毛里求斯尚属单一个案，但是它是中文、中华文化与华人成为非洲多元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个缩影。中文纳入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虽然刚刚起步，但这种在地化的趋势却是非洲中文传播中的关键一步。当然，也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中非之间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仍十分有限，单一的政府间合作释放的政治动能对非洲中文传播所产生的推拉作用不够强大，所以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发展不够强劲，社会影响力不大，民间也缺乏中文学习需求。

非洲中文传播跨越式发展期：社会化网络传播

2000年10月，在中非双方共同倡议下，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论坛成员目前包括中国、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多年来，中非务实合作全面拓展，中非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非洲中文传播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中文传播中，政府、学校和媒体等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社会传播网络。而由此产生的强大合力正是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2000年以来的中文传播

在非洲中文传播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发布的相关行动计划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公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确定：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增加到每年4 000人次；根据非洲国家的需要和要求，中方在非洲设立孔子学院，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鼓励中国有关院校开展非洲语言教学。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公布的《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年）》提出，继续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到2012年将向非洲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增至5 500名；继续推进孔子学院的发展，增加汉语教师来华学习奖学金名额，加大非洲本土汉语师资培养的力度。2012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制定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5年）》，决定继续推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非洲的建设与发展，中方将在师资派遣、人员培训、教材设备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确定，中方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 000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和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中方欢迎非洲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支持更多非洲国家建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确定，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中方将继续支持非洲现有孔子学院（课堂）发展，支持非洲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课堂），欢迎非洲各国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方愿通过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赠送汉语教材和教学材料，提供孔子学院奖学金，帮助培养本土汉语教师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支持非洲各国开展汉语教学。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确定，双方将继续支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非洲发展。中方欢迎非洲各国将中文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支持非洲各国开展中文教育。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非洲学生提供的来华留学奖学金名额在大幅增加，支持力度也在加大。可以说，这些三年期行动计划是非洲中文传播的重要助推器，对非洲中文传播的跨越式发展起到了规划和引领作用。

非洲中文传播跨越式发展体现了中国对非语言传播能力的不断增强。2004年，中国创建了以教授中文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标志着中文教学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2005年，非洲首家孔子学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成立，开启了非洲中文传播的快速发展。根据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非洲45个国家开设了62所孔子学院，非洲20个国家开设了48个孔子课堂。非洲成为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非洲中文传播基础相对薄弱，孔子学院协助非洲各国构建中文教育网络，在这一时期非洲中文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支持30余所非洲大学设立中文系或中文专业，配合16个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04年以来，中国共向非洲48国派出中文教师和志愿者5 500余人次。”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洲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甚至招收了中文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4年，突尼斯将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文进入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随着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非洲国家在数量上呈“爆发性”增长。喀麦隆（2012）、赞比亚（2014年）、南非（2015年）、坦桑尼亚（2015年）、津巴布韦（2015年）、布隆迪（2017年）、佛得角（2017年）、乌干达（2018年）、尼日利亚（2019年）、肯尼亚（2020年）、埃及（2020年）等国家也相继宣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提升了中文对非洲人民的吸引力，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目的地。2019年，在华学习的非洲留学生达49 792人（其中自费生超过80%），比2000年增加了近35倍。

此外，中非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媒体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2005年，南非最大的电视公司开始向全国播放中文节目。同年，《非洲时报》这一面向全非洲发行的中文报纸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创刊。2012年，中国国际电视台非洲分台正式开播。中文互联网的发展也为中文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传播打开了一扇重要的信息之窗。非洲中文传播逐渐呈现以中文教学为主的社会化网络模式。

（二）中文传播体系性之特点

第一，初步形成了社会化网络传播模式。中文在非洲的传播经历了从早期单一线性的“移民—扩散型”，发展期双向互动的“语源—输出型”与“语宿—接纳型”，到跨越式发展期多元协同的社会化网络模式。非洲中文传播逐渐形成中非政府、民间、学校、媒体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多渠道、多节点的社会化网络结构。非洲中文传播体系逐渐完备，传播能力日益增强。

第二，传播的速度、广度、深度和力度明显提升。过去20余年，“移民—扩散型”“语源—输出型”和“语宿—接纳型”中文传播共同发力，非洲中文传播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中文传播的范围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非洲大陆，仅就孔子学院的分布来看，非洲54个国家中已有45个国家建有孔子学院，如果以非洲留学生的来源国看，非洲中文传播的国家覆盖面则更广。从中文进入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状况来看，中文正在快速、深度融入非洲本土教育，而这是中文扎根非洲大陆的关键路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学校、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互动，则为非洲中文传播注入了强劲动力。

第三，非洲政府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同和非洲人民对中文经济价值的认同转化为非洲中文传播的强大内生动力。在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和中非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官方和民间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中文是一种能带来经济红利的实用语言，一种属于未来的语言，非洲的中文传播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非洲国家政府与社会力量在中文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断强化，政府主动推动传播中文的规划，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中文的推广，非洲中文传播的内生拉力大为增强。

（三）中文传播的全方位影响

相较于20世纪的非洲中文传播，21世纪的非洲中文传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积极影响。非洲中文传播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日益紧密，因为语言是共同体的产物，对于共同体的成员来说，“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从语言本身看，中文传播丰富了非洲的语言景观和语言生态，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中文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空间。从政治上看，这一时期中文传播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增进了中非相互理解，促进了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从经济上看，中文传播提升了非洲中文学习者就业与创业能力，促进了中非经贸往来和对外投资。从文化上看，中文传播增进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有助于消除既有刻板印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从教育上看，中文传播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推动了中国与非洲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提升了中文教育在非洲的影响力。

非洲中文传播的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

推动共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非洲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承诺，是未来中非合作的发展方向。站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总结过去，思考未来如何深化非洲的中文传播实践进路。

（一）非洲中文传播的主要经验

回顾非洲中文传播历史，特别是百年来的中文传播，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总结。

第一，非洲中文传播呈现出一定的时空特点。非洲中文传播的历史演进从时间维度看有三大特征：一是时间的连续性。尽管非洲中文传播出现一些波折，遇到政局动荡、传播动机衰退等不利因素，但总体保持了连续发展。二是传播阶段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自1912年非洲第一所华文学校在毛里求斯正式创办起，非洲中文传播经历了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如1956年中埃建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立等。三是发展变化的频率越来越快。中文传播早期发展较为缓慢，进入21世纪以来呈加速发展态势。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深入，非洲中文传播速度更快、效果更显著，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更大的“语言力量”。

从地理空间看，非洲中文传播从东部岛国向内陆扩散，呈现分布外延性、距离衰减性特征。肇始和初兴期中文传播主要集中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等地，发展期中文传播向北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以及中西部非洲的刚果（布）等国扩散。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孔子学院、华文教育、华文媒体等多种传播方式的兴起，使得中文迅速扩散到非洲40余国，中文传播呈现多点散播的特征。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削弱了地理空间距离对中文在非洲传播的影响，传播的距离和层序性特征有所弱化。

从社会空间看，非洲中文传播已从华人社区内的单一线性传承转变为在社会多场域的传播，交织而成中文传播的社会网络。

第二，中文在非洲传播的主要动力是人口迁移和经济文化因素。也就是说，中文是随着人口的流动以及中文作为经济文化活动媒介语而实现传播，而不是作为殖民语言实现传播。中国人向非洲的持续移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非之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双向人口流动，是带动中文在非洲传播的一大因素。华人移民流向决定了非洲华文教育的地理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语言关系，重塑了区域性的语言生态。毛里求斯将华人所代表的中文以及中华文化视为本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最早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非洲国家，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之间经贸联系和人文交流日益紧密，大大促进了非洲中文传播。与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在非洲的传播完全不同，中文的传播与帝国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没有任何关联性。相反，在很长的时间里，华人移民与非洲本土民族的命运是一样的，深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之苦，中文与非洲本土语言一样遭到歧视，受到限制。而新中国所实施的中文传播政策体现了中国在尊重非洲国家主权前提下对非洲国家的支持与援助。

第三，通过价值、地位与声望等维度体现出的中文形象是决定中文在非洲传播速度和力度的主要因素。语言的传播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传播需求是语言实现国际传播的必备要素。李宇明指出，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在于语言价值，而语言价值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和历史地位，同时取决于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文在非洲是“犯人”“契约劳工”“外侨”“少数族裔”的语言，在族群之间难以发挥交际功能，因此在白人殖民者，甚至在非洲原住民眼里，中文几乎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令人尊重的地位与声望。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非洲的中文教育完全限于华人社团，那些无奈选择“落地生根”或同化的华人甚至也放弃了中文这一族裔语，而选择有助于让他们获得更高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西方语言。直到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中文成为联合国官方语言，特别是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文的国际形象才发生根本的改变。非洲人民认识到，“汉语是一种负载着‘魅丽文化’且具有‘实用价值’的‘未来语言’”。这种对中文价值和地位的认识转变成为非洲人民学习中文的内在动机，从而转变成为非洲中文传播的强大拉动力量。

第四，来自中国推力因素和来自非洲拉力因素在非洲中文传播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语言的传播是语源国和语宿国各种条件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卢德平所指出的那样，有效的中文国际传播“需要考虑到对象国和接纳国双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即源自传播国的推力因素和对象国内部生成的拉力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非洲早期中文传播的推动力量完全来自华人移民社团的发展需求以及中国政府期望通过华文教育维系海外侨胞与祖（籍）国情感联系的动机。在20世纪50～80年代，非洲华文教育式微，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非洲一些国家初创了作为外语的中文教育。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立、2004年孔子学院创办、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及2015年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标志，中国助力非洲中文传播的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不断积累的政治互信，日益加强的经贸联系，日渐频繁的人文交流，再加上中国发展模式对仍在摸索发展道路的非洲各国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以及非洲期待搭上中国高速发展“便车”的迫切愿望，在非洲各国政府与民众中产生强劲的中文传播需求，最终为21世纪非洲国家主动规划本国的中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此时，来自中国的推力和来自非洲的拉力汇聚在一起，大大加快了非洲中文传播的进程。

（二）深化非洲中文传播的策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文国际传播环境面临巨大变化，非洲中文传播需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从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我们可在传播环境、传播理念、传播模式、传播能力、发展路径、理论创新6个方面深化非洲中文传播。

第一，借势历史最好的传播环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中文国际传播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不遇之大疫情”叠加背景下，中文国际传播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挑战。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突破，中文国际传播正与迅速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快速融合，这种融合必然将给中文国际传播带来深刻变革，也将赋能中文国际传播。与此同时，中国确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并制定了“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而国际社会对于优质中文公共产品的需求仍趋于强烈，全球逾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因此，中文国际传播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当前国际关系风云变幻、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非政治互信持续深化，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社会合作方兴未艾，人文交流日益扩大，和平安全合作稳步拓展。可以说，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中非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2021年，在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上，加强语言文化交流被写入了《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这为中文在非洲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非洲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运营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仍然保持运作，而且令人欣喜的是，中文走进非洲国民教育体系的步伐没有因此而停止。因此，我们要抓住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机遇，加大对非洲中文传播的支持力度。

第二，树立语言传播新理念。中文在非传播已形成一条特色鲜明的中非合作共赢之路，中文国际传播从来都不是西方某些媒体所宣扬的所谓“语言殖民”或“文化侵略”，这一成功实践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写照。新形势下，中文国际传播应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非洲各国政府、学校、媒体、企业等相关机构，合力构建“语言共生，文化共兴，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语言传播新格局。

为此，我们需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文国际传播观。一是平等传播观，即中文国际传播需要平等对待、尊重对方的语言、文化和政策。二是双向传播观，即中文国际传播应该坚持双向交流，互通互鉴。三是包容传播观，即尊重文化差异，用对方易于理解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四是生态传播观，即中文与传播对象国的语言共生共荣，和谐相处。五是协同传播观，即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外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联互通密切配合，协同发展。

此外，非洲中文传播中还需要树立以语言教学为核心的理念。中文国际传播的不仅仅是语言，还伴随着中国文化和信息的对外传播。但是在舆论环境复杂、文化冲突加剧的形势下，需要恰当处理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关系。中文对非洲民众来说是一种提高就业机会、减贫脱贫的有力工具，而对异国文化的喜爱因人而异，不像语言学习那样是“刚需”，且需要一个渐进的理解和接受过程。此外，文化传播容易被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渗透等挂钩。因此强化中文教学的核心地位，优化文化传播方式，是避免文化、舆论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理性选择。我们要通过提升中文教师素养，改进教学方法，加强中文教学平台建设，加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等方式提高中文教学质量，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塑造以文化底蕴深厚、经济价值高、有趣等为主要特征的中文形象。我们要提高中国文化的海外适应性，吸引更多国外民众参加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融进去，促进中国文化在当地落地生根。

第三，运用混合传播模式。语言国际传播日益呈现新趋势和新特征，如作为重要传播主体的政府对语言传播的推动，既有全球化资源流动和配置的便利，又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性；作为采纳者的个人其语言权利和语言选择日益受到尊重，语言传播的个性化需求在扩大；语言传播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显著增强等。因此，任何旨在进行语言国际传播的主体都必须去探索新的传播模式，特别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以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上下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混合模式和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

当前，非洲中文传播呈现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参与，来自中国的推动力和来自非洲的拉动力共同作用，中文传播受众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态势。同时，在作为中文传播语源国的中国和语宿国的非洲国家，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无疑在非洲中文传播过程中导致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和“排异性”。此外，我们还应注意，非洲是一个由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既有相似性，亦有差异性。因此，任何单一的传播模式都不足以实现中文在非洲的有效传播，或者说，未来非洲中文传播必然是多种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根据非洲特定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发展变化，不断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精准传播趋势，科学选择和适时调整中文传播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文传播的效果。

第四，增强中文传播能力。中文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中文传播效果、效率和效能。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中文国际传播体系，加强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中文国际传播体系包括传播主体、传播政策、传播受众、传播资源、传播媒介等构成要素，需要我们做好顶层设计，优化传播政策，完善传播机制，畅通传播渠道，构建多主体、多样化、立体式的优质传播平台，建设丰富、融合、共享的多模态传播资源。中文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根据传播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中文传播能力和传播体系相辅相成。鉴此，一方面，我们要基于中文国际传播体系，大力提升非洲中文传播能力。中文传播能力主要由传播制度建构能力、传播主体协同能力、传播政策运行能力、传播市场开发能力、传播资源供给能力、传播媒介拓展能力等能力要素构成。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教育机构等传播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非洲中文传播的协同效应和示范作用；科学制定面向非洲的国别和区域中文传播战略规划，做到一国一策，精准对接对象国的语言政策，推动中文传播政策的有效实施；加强国别化、分众化中文传播，准确把握中文传播市场痛点，精细划分传播渠道，满足非洲各国机构和受众对中文学习和使用的差别化需求；整合各类中文教学资源，完善资源标准体系，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形成功能完备、使用便捷、开放共享的资源平台；增强中文传播媒介的辐射作用，扩大传播范围，发挥新媒体、自媒体在中文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形成能满足非洲中文传播需求、适应非洲传播环境变化、与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非洲中文传播能力。

第五，发挥不同路径传播优势。从传播渠道或路径来说，国际语言传播主要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组织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内部机构之间、组织与更大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大众传播是指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实现的大规模的信息交流。通过不同路径实现的语言文化传播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点，因此我们在推进不同路径的传播时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并进。

在非洲中文传播中，中方要不断提高中非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中非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中非人文交流方式，通过深化中非人文交流消除中非之间隔阂与误解，促进中非人民之间民心相知相通，夯实非洲中文传播的群众基础。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预计仍是非洲中文传播最为常规的路径，也是非洲中文组织传播最为重要的形式。非洲中文传播起步晚、基础弱，其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文母语国——中国的支持。鉴于非洲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及本土中文教育发展现状，中方应继续加大对非洲中文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中文未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中方可通过支持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和华文学校的建设来普及中文教育，并通过中文加上职业教育、中文工坊等多种教育形式，努力探索且进一步提升中文的实用价值。在中文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中方需支持这些国家在教师培养、教材编写、大纲制定、水平考试等方面的标准与能力建设，进一步促进非洲中文教育的本土化和国别化，从而真正实现中文在非洲的“落地生根”。此外，中方要在非洲中文传播中充分发挥大众传播特别是新媒体的优势，加强中非媒体合作，讲好中非故事，从而为非洲中文传播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提供丰富的中文资源。

第六，创新语言传播理论。自罗伯特·库珀提出语言传播概念和语言传播要素理论后，国外学者相继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框架或解释模型。但这些语言传播理论主要基于英语全球传播实践的总结和推演，中文国际传播作为语言传播的典型案例尚未受到应有重视，对促进语言传播理论创新的价值需要发掘。西方语言传播理论无法指导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文国际传播实践，也无法解释非洲百年中文传播的演进规律。当前，中文国际传播的理论构建需要从原来基于西方语言传播的历史经验，转向中文国际传播的广阔历史和丰富实践，突破西方主导的语言传播概念牢笼、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高屋建瓴地研究语言传播的普遍规律和演进模式，实现理论转向、理论突围和理论超越，对语言传播理论创新做出中国贡献。

同时，现有西方提出的语言传播模式理论无法适用和解释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新现象和新趋势。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是各国政府的支持、市场的拉动以及社会的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传播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市场、社会相关要素的组合。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综合模式理论来解释语言传播的动力机制，提升语言传播模式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

此外，语言传播体系已经从早期的单一线性传播发展成为当前的多主体、多渠道、多节点的网络结构，因此需要构建语言传播的社会网络理论。我们可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呈现多元传播主体相互关系的语言传播社会网络理论，从语言传播主体的网络密度、中心度等关键性量化指标，分析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确定语言传播主体网络的最优化组合，提高语言传播效果。

总之，中文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需要立足中国实践，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用于解释非洲乃至全球中文传播的相关理论，并将部分能解释语言传播一般规律的中文国际传播理论提升为语言传播理论。为此，我们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传播话语体系，打造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推动中文国际传播话语在非洲乃至整个世界“说得出”“听得懂”“传得开”。（作者：王辉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郑崧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