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与重构： 跨文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
内容提要：“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增强国际话语权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战略考量。跨文化背景下，国际局势动荡与世纪疫情多变的传播情境，致使中国故事的国际接受与传统文化叙述仍存在定型化、传统文化延续、跨文化传播实践不足等困境。为此，着力构建对外传播理念与路径的创新机制尤为迫切。本文重点探析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与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交互效能，以此促进视听媒介与讲好中国故事之间的纵深联合，彰显中国以“自我”参与者形象建构的国际传播机制求索与创新。
伴随世纪疫情的驳杂与新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直驱向前，不断冲击世界各民族文化模式与地域文明格局。面对国际局势动荡与世纪疫情多变的传播情境，亟待厘清以下基础性问题：其一、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精髓积淀，是彰显中国形象的文化切面，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与其对自身内涵的扬弃相关，更与当下传播载体与媒介技术的迭代创新相联，媒介融合所促动的跨文化数字媒体，在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形式、突破传播时空限制、打破文化传播体系壁垒等方面，仍有待深耕改善;其二、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以信息流动为主要特性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国长期以他者身份被言说和被定义，世界听到的往往是西方版中国故事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失真问题有待探讨。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历史的差异，中西方对外传播的媒体话语体系方式迥然不同：西方媒体注重新闻信息与观点意见的分离;中国媒体擅长以比喻和隐喻表达观点。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中存在的叙事接受问题奠定探讨契机。在全球化进程加快与媒介技术更新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故事的国际接受与传统文化建构问题亟待探讨。
基于此，跨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探究为化解现实难题提供有力借鉴。自远距离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以来，国际传播舆论场中媒介技术与时空融合愈益加快，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论仍回荡于当前传媒界，并焕发出全新的媒介学意义：媒介对人类与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依凭于现时的资讯媒介。该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有所启发，即中华民族共同情感历程与审美经验凝结的对外传播，有利于化解消费主义至上、霸权主义传播的现代性困境。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以及媒介等传播元素着手，探析疫情常态化时代的跨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化叙事，有利于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尤其是在媒介技术与时空融合急遽加快的当下，更能促进视听媒介与讲好中国故事之间的纵深联合。
一、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
置身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热议的论题。一直以来，国际主流的交际方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为主，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与传统传播相异的是，跨文化视域中的国际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通过合作和协商构建共享意义的象征性过程”，其间蕴含种族、群族、群体传播等侧重点，彰显出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时空距离、观念不一以及文化区隔等危机。简言之，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从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国际传播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会演变为何种新文化等问题有待深入探究。
(一)“西方的中国故事”：定型化中国文化叙事
世界是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随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世界渐趋成为霸权国家与民族的话语场域，这套庞杂的话语体系与霸权逻辑，揭示出西方所建立的“东方主义”的凌驾之势，也即视西方文明为衡量、重构和控制“东方”诸文明的标准。
自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伴随封建社会的分崩离析而渐趋向现代转型。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消逝或瓦解，致使彼时国际传播失去本土话语的土壤，而沦为国际传播场域中被凝视的“异质文化”。这一动态的文化过程包含两个侧面：一是传统文化的解体，二是现代传统文化的生成，而西方传播镜像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俨然已打上“弱国”的标签。纵览西方现代文艺传播中涉中的影视文艺作品，由于传播差异仍能发掘诸多带有偏见的原型，这些看似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实质上早已先验地将强/弱、东/西这套二元对立的传播学范式厚植其间，并对西方社会的东方态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些传媒产品比严肃新闻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在形塑中国及中国媒体形象时同样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于是，不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以建构全球霸权的政治、军事霸权，还是隐蔽、精微的传播话语霸权，都内置了“西优东劣”的虚妄，企图将东方降格为西方文明的相反镜像，由西方传媒主导的国际舆论，更是将中国视为西方的相反镜像，并借此实现东西文明的分类区隔。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击溃了看似繁盛的西方霸权话语表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其转移舆论矛盾的对象，进而开始对中国展开粗暴、强硬的遏制，以此保持其在全球舆论场域中的绝对话语权。由此，西方媒体不断依凭其话语霸权，使用“语言陷阱”舆论战术，利用语言的主导地位、西方媒体的强大传播力以及将词语或形象嵌入传播受众的观念，始终以“西优东劣”的地域、种族主义加以透视，形成一种难以察觉的操纵性力量，始终将“中国故事”呈现为一种“有缺陷”或“奇观式”的定型化奇观范式。
(二)“东方的中国故事”：国际化叙事与接受
作为对西方镜像传播的回应，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我国化解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传播策略。尽管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霸权凝视”，也在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接轨”)的历程中，东/西、传统/现代这两个维度成为构筑“自我”国家形象的现实感，实质是东方主义的逻辑架构的复制和搬用。而就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问题，国内流行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三种观点，诸多论争都揭示出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传播，还是传承”这一有待深入探讨的悖论。
不同文化的交融，必将面临“改变”的选择，是选择融入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还是坚持传统文化中已有的其他要素，答案是“‘全球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的文化置于国际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因此，现代社会中的视觉传播也凸显出主体的叙事与接受问题。也就是将视觉传播格局中的观看视为一个历史文化问题来加以思考，共同呈现出中国故事在国际化叙事方面所做的改变，这种改变与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着的视觉传播体验相关，侧面映证中国故事在视觉文化传播活动中所采取的“看与被看”的辩证逻辑。实质上，伴随这种逻辑而来的，是中国国际传播叙事的历史化转向，以古鉴今，为重新认识现代文化传播开启新的认知。
回顾西方镜像中的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可发现，分解、汰选、融入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进程的一般性理论概述与总结。虽然真实的传播境况远比这一论述更为复杂和多变，但通过历时回顾与共时的阐述，能更全面地呈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更新的现代化历程，实现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更为纵深地探看中国故事与西方历史元素的跨媒介建构，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并藉此促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之旅。
二、中国故事与西方历史元素的跨媒介建构
不论是西方镜像中的他者，还是本土传统文化的改写，都面临着重要的中介——媒介、话语与权力交织与建构的问题，二者各自所在体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挪用或移植，而是依循其内在传播逻辑与跨媒介路径的融合，关涉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接受等问题。
(一)传统文化故事话语与新媒介传播权力嬗变
传播或传承这一难题，在新媒介的传播中演变为一种传播权力的话语逻辑。纵览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史，自口语时代的口口相传开始，民族史诗的传承与传播就成为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彼时的中国故事话语源于民间，附着于媒介—仪式场域的传播权力在整个传播链中产生影响的范围较小，呈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可移动复制的传播模式。随后印刷时代的图文传播，传播媒介形态的更新演变，有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印刷媒介传播中的现代性转化，拓展其媒介化生存的创新路径。电子信息时代，多元传播方式兴起，传播主体去专业化，传播受众通过丰富的多媒体传播形式表达个体观点，展示关注重点，不断更新个体对传统文化的显示理解和自由选择。新媒体传播迅速席卷并改变以往传播方式，全面调动人的全觉感知，重构新型的双向多维的立体传播模式，处于这一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受众，不但成为传播的客体，更是作为文化传播链条中的一环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或可以说，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专业性的单向度的线性文化输出，而且是一种去专业的、与受众深度互动的文化输出和一种新的个性化生产。处于该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高度发展的技术赋权相结合，从被动到自主参与，在极大发挥传播受众的感受和体验、认同和接纳的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二)跨文化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叙事
厘清不同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态转化以及权力演变，更能明晰地呈现跨文化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媒介表达。相较于本土，国际传播视域中的中国故事建构，更侧重于对轻松的“历史元素”的书写，因为“大多数海外受众乐于接受轻松愉悦的东西，排斥刻板、教条、说教式的文化内容。即便是受教育的东西，大多数海外受众也是‘寓教于乐’，或是乐于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快乐受教”。国际传播中的中国故事严肃的、说教的文化因素被改写或是被摒弃，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中国际化叙事的模式或机制尚待创新。
首先，随着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技术改变了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新媒体信息中的文化传播更具契合当前人们的心理特征，而中西媒介的使用差异，致使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信息媒介素养与媒介形态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思潮有关，也与政府的引导相联。西方社会看似实现了技术的升级，实质上却依然陷入东/西的二元对立传播范式中，仍从镜像中理解东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文化传播、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纵深建设等举措是近来的考量，经济与文化的耦合作用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原因展开论述，认为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被他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敬业、诚信、勤劳以及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全球化在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时，总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这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国际化叙事模式，既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又对超越自身文化的本土语境展现出更为深广的传播内在诉求。
三、中华传统文化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重构
新时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模式与传播格局呈现新特点。这不仅与当前传播文化语境相关，更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叙事模式变化相联。电子数字媒介更新影响下的社会心理思潮变迁，致使后疫情时代的个体用户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发生了改变，即从昔日的“媒介的延伸”转而至“沉浸的媒介”，个体与媒介已深度捆绑，而视觉传播机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系统已成为传播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传播范式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图像为中心”(世界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语)转化，视觉与听觉以及文字传播的融合，重构视听一体化的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
(一)国际精准传播：打破文化群像的刻板认知
亨廷顿提出了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主要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身处“社会全面视觉化”的时代，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被调动起来，营造了一个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语境，影响了意义的传播与接收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国际场域时，依循以下四个策略来展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叙事重构：一是赋予新意，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要素赋予新含义，创造新载体或新形式以符合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二是揭示隐含意义，即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要素中与现代文化相容但此前并未被凸显的意义，加以现代意义的阐释，使之成为具有主要地位的含义。三是二次阐释，即通过对旧的文化要素的内容引申、变意等方式展开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四是意义重构，即基于旧的文化要素而建立新的文化要素联结，通过改变所处结构使之发生性质的变化，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仁”“礼”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延续。应立于跨文化视域，以客观的传播态度，尽力打破自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对东方文化群像的刻板认知，赋予新时代传播策略以鲜活的时代内涵与历史承续，以精准的视觉国际传播，实现本土文化世界化的继承转型与创新性转化，探寻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实现文化之间的“和”与“同”，为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接受提供助力。
(二)表征与实践：化解国际传播技术单向度难题
而如何化解国际传播中的“偏见”就尤为重要，“‘偏见’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国际传播中，偏见一直扮演着抑制传播效果发挥的角色”。与传统单向度传播方式有别，当下的网络视听媒体矩阵，正是一个极其多元、丰富的生产体系，它由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等诸多网络视听产品生产构成。若能使当前个人在视觉文化传播背景下，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个体的“传播权力”，基于媒介融合的互联网移动与在线数字文化传播，可缓解后疫情时代各国之间文化交流锐减、人际隔离等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物理空间壁垒。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曾指出的：我们越来越需要根据传播和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播空间”来划定互联网传播场域中的文化共性范畴，共同化解国际传播技术单向度难题，以当前主流的媒介形式为重点，多元突出传播创作主体的丰富表现形式，创新文化国际传播创作的运营机制，以文化精品共享带动寻求全球传播共同体“媒介矩阵”的“共振效应”。
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模式的路径创新应基于流动的、变化中的媒介，不仅吸收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丰厚历史元素，也注重凸显文化中的个性和特色，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多元媒介发展的情境下，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激发传播受众自主创作的热情与动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融入现代传播体系之中，化解当前国际传播局势中的困境和难题，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立身全媒介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应回归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依托“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借助地方文化，实现世界文化的联动，以及由本土到国际的辩证、双向的创新互动，促动中国故事在全球传播中的“双向传播”和“双向互鉴”。从综合思维和整体思维出发，以历史元素、本土化特色和娱乐化元素的中国故事，促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话语体系建构，实现中国式的价值观阐释。持续深入地挖掘、研究、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现今看来，对中国故事的国际化书写，是实现跨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机制的可行之道，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待拓展与深耕的媒介理论借鉴。（作者：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涵舒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